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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当国会投票决定为游行者支付返乡路费时，约有5，000人离开了华盛顿。月末，总统命令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疏散剩余游行者，游行者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导致两名退伍老兵身亡。催泪瓦斯和刺刀迅速驱散了剩下的人群，大部分撤回故乡，有的在返乡途中加入了其他的游行示威队伍。
不论日子多么黯淡，美国人依然坚信民主。当他们渴望改变时，总是寄希望于投票箱，而非肥皂盒（临时的表演台）。到处都弥漫着不满的情绪，西雅图失业公民联盟在1932年举行了抗议活动，底特律的城市信用也面临崩溃。不论情况怎样恶劣，人们都以坚韧不拔的意志面对着困境。
众多穷困潦倒的人睡在纽约的地铁站，而在中央公园，则出现了一个在废弃蓄水池上形成的聚居地，被称之为“胡佛谷”。人们住在此处，以捡过期面包和垃圾为食，常常无精打采地呆望着半数闲置的摩天大楼所形成的剪影。上百的流浪汉挤在垃圾焚烧点取暖，废弃的工厂、货运车厢、废木头和易拉罐所搭建的简陋屋里，都住满了人。拖家带口的无家可归者往往聚居在偏远的市郊，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1932年夏，很多社区都把公共土地交给失业者，让他们改良为小农场成菜园，自行耕种，以满足温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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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政府一再承诺，不会饿死一个人。但在1933年，已知饿死的人就有29个，截至1934年，大约有110人死于饥饿。1928～1932年间，费城公共卫生中心接待的营养不良的病例增长了3/5，主要集中在6～16岁这个年龄段。公共保健护理全国组织报告称，纽约的一家健康中心，1928年接待的营养不良的患者占患者总数的18％，1931年时，这个比例增长到了60％，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
面包、马铃薯，加上点卷心菜，在当时已经是盛宴了。善良的餐厅老板偶尔会贡献些残羹冷炙，面包师会拿出些变质面包，还有水果蔬菜店老板免费赠送烂的水果、蔬菜，卡车司机对偶尔掉落的一箱桔子也会视而不见。情况更糟时，人们开始吃垃圾。1932年，一位调查芝加哥贫民窟的人描绘了这样一幅画面：“垃圾车旁围满了大约35个人，男人、女人还有瘦弱的小孩。垃圾车刚卸下垃圾，他们便用棍子，甚至用手，去抢那点零碎的食物和蔬菜。”
伴随大萧条而来的痛苦和烦恼，挑战着人们的承受能力。1930～1932年间，公立医院中因患精神病住院的人数，年增长率相当于1922～1930年间的3倍。虽然，这一增长的原因是因为家庭和私立医院无力照料。但在纽约州，1932～1933年间，精神病患者的数量有了一次让人难以置信的增长。
股票市场崩盘后，人们预料自杀的人数会明显增多，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相比于1928年同期的223例自杀案，纽约市在1929年10月和11月的自杀案只有219例。全国的年自杀率虽然逐步增长，但在1932年突破最高记录17.4%后，1936年时下降到14.2%。自杀主要集中在经济天秤的两端，地位由高到低的落差导致的自杀者，往往多于因贫困而自杀的人。1931年公费安葬的数量是1929年的3倍多，比例高达1∶10，而农村，自制棺材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长。
这是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真实缩影。
（1）
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承担的责任比以往历任总统在类似困境中承担的责任都要多。无论是1837年的范布伦，1873年遭遇困境的格兰特，还是1893年的克利夫兰，都曾采取过缓冲危机的货币措施。1907年，国会在西奥多·罗斯福寄去的言辞激烈的咨文后，制订了一部临时法律，使紧急时期的货币流通更为灵活。1921年，哈丁召开了总统会议，旨在把失业问题交由地方慈善机构去处理。但到了1929年，前所未有的萧条面前需要新的决断。胡佛采取了几个措施试图让联邦政府干涉经济周期的运转，在环境和舆论的压力下，甚至采取了一些有悖于传统的方法。
表面上看，经济复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减少产量使剩余商品有了市场，新产品的单位成本因为资本投入的减少和廉价的原材料而大大降低，这一切大大刺激了就业和消费。工业蠢蠢欲动，试图再次扩张。像高出生率和移民促进消费的高增长一样，对外出口市场也刮起了复兴之风。而如今，不景气蔓延全球，美国的工业扩张之路似乎拐进了死角。国家就像患上了综合病症，与生俱来的抵抗力被之前的安逸岁月磨得消失殆尽。在漫长的大萧条中，国家是否能不治而愈？还是靠传统的药方——忍耐、苦干、货币政策和信心来治愈它？
胡佛总统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这位被他的继任者称之为“马车时代”产物的总统，主张社会计划，憎恶浪费和低效率。他坚信，改良的自由主义、金本位思想、个人奋斗和追求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所在。在1928年的竞选演说中，他把自己的理念精简成“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短语在大萧条时期遭到了无数的抨击，甚至被戏讽为“贫困潦倒的个人主义”。面对诸多批评，胡佛在1934年回应道：
我不会因提出“粗犷的个人主义”这一术语而主张任何权利，但我为发明它而感到骄傲。半个多世纪以来，它被美国的领导者用来赞颂敬畏上帝的人，他们诚实、坚韧、敢于主张权利，这些品质让他们与众不同，勇于承担责任，造就了他们在群体中的领导能力。
这样的姿态，加上试图利用税收的力量平衡贫富差距、缩减联邦开支的家长式作风，都无法取信于民。很显然，在新的让人忧心忡忡的状况出现时，这位总统必定是小心谨慎，而不敢大刀阔斧地行动，即使本国的情况已经刻不容缓。
其实，早在大萧条来临之前，到处都有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深切感受到了，在危机时期，联邦控制和企业有序发展的必要性。城市工业的发展与商业不知不觉中交织在一起，这使国家和个人生活变得密不可分。一些人把政府看作私营企业的经济平衡轮，另一些人认为在恐慌和危机时，政府应该是私营企业的动力源泉。而大多数人则把政府想成是他的盾牌去抵抗企业的剥削。不论政府扮演哪种角色，都足以在让人绝望的大萧条中，将联邦政府的力量传递给普通民众。
与他的同胞一样，胡佛总统没能对1929年危机的严重性和持续性作出正确的评估。在他看来，这次崩盘并不严重，可以凭借精英的通力合作来加以阻止。同年的11月和12月，他多次把工业界、金融界和劳工界代表召集到白宫，铁路公司、电话公司、钢铁公司纷纷承诺增加支出，大型企业也保证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但这样的许诺，大多是应付了事。接下来的3年，工商企业自我恢复能力和合作精神并没有多少起色，彻底打碎了胡佛的信心和希望。在此期间，他不停地给民众加油打气，让人们消除“莫名的恐惧”，恢复信心。他曾说过“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90%是由恐惧引发的。”这句话与他的继任者的响亮的就职宣言如出一辙：唯一让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1929年最后几个礼拜的忙碌后，胡佛知道该刹车了，他不情愿地放弃了原来的期望，让乐观主义的符咒停止运转，开展企业自救运动。几个月后，急躁的情绪开始在穷困潦倒的失业者和有钱人中浮现。人们迫切希望政府解决这一切，就像在繁荣时期希望政府干涉一样急切。1930年，政府开始了一些抵抗萧条的小范围的行动，包括援助旱灾受害者，给养农民的牲畜，开展了一些公共工程建设，拨款5亿美元被改善居民建筑，6，500万美元修建水坝——后来更名为“胡佛”水坝。这些公共工程计划持续了几年时间，极大地帮助了当地的失业人员。但是，在绝望情绪四处蔓延时，这些计划显得有些畏首畏尾，隔靴挠痒。人们大声疾呼，呼唤政府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解决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