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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罗斯福以绝对的优势连任纽约州州长。强有力的社会福利计划的提出，詹姆斯·A.法利和路易斯·麦克亨利·豪的辅佐，使他迅速成为民主党大会召开前最受欢迎的人物。他飞到芝加哥接受提名，这不仅打破了惯例，也让人们事先见识到了他的魅力和迅速行动力。但是，正如罗斯福最欣赏的新闻记者——欧内斯特·K.林达利所言，“1932年的他并不是个广受欢迎的偶像。”他太过斯文，似乎无法在让人绝望的僵局中发出振奋人心的呐喊。人们还常引用沃尔特·李普曼对他的经典描述：“不是人民的保护者，不是拥有特权的敌人，……他只是没有任何任职资格，却又渴望当总统的，令人愉悦的人。”不过，人们很同情这位不知疲倦为何物的竞选者，有时他甚至一天演讲16次，但仍神采奕奕，面带微笑，自信满满。对于他真正品行如何，人们却很少关注。
在大萧条问题上，两党的执政纲领和竞选活动迥然不同。以胡佛为首的共和党强调大萧条的外部因素，而民主党和罗斯福则归为内因。在解决方案上，双方也是各执己见。共和党主张复兴是首要的，改革是次要的。民主党则与之相反，认为复兴固然重要，但改革势在必行。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设立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控制产品过剩，联邦拨款救济失业者，以及与国外签订互惠贸易协定。此外，政府应承诺“撤出所有私营领域，但对公共工程和自然资源来说必不可少的领域之外”。
胡佛坚持着他的地方自助的信念，他相信，不论是复兴，还是救济，救济都是3个R①中最紧迫的一个。如果联邦一直支持商业信用结构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会好转。他主张金本位货币制度，认为“美元会在全世界的每个柜台上流通”。另外，他还支持高关税，郑重警告说：“如果取消关税，那么无数城镇的街道便会杂草丛生，农场也会荒草遍野。”1932年夏秋之间，银行破产的速度在RFC的干预下有所减缓，黄金价格有所上涨，股市上涨，商业指数也上涨了一点点，共和党人为此欢呼雀跃。但对普通百姓而言，瘪瘪的工资袋、等待救济的长长队伍，几乎看不到什么转机，人?迫切需要改变。大选前夕，胡佛向他的秘书承认：“我们的困难是，面前有600万失业者和1万名补助金示威者组成的反对大军。”
面对怨声载道的局势，罗斯福的“失败不是美国人的习惯”足以鼓舞人心。在乔治亚州的奥格尔索普大学演讲时，他说道，“试一试，如果失败了，那就坦率承认，换其他的方法再试。最重要的是，你得尝试做点什么。当满足需要的东西触手可及时，贫困的人们是不会袖手旁观的。”罗斯福早期的演讲很少涉及具体的做法，但随着竞选的深入，方法越来越明确了，既有控股公司的改革，互惠关税协议，又有田纳西河与哥伦比亚河上的联邦发电厂，以及减少农业抵押贷款的负担和社会保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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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旧金山联邦俱乐部说：“私人经济的力量就是……一种公共信用”，还引用西奥多 ·罗斯福和威尔逊的进步主义理论——20世纪20年代为人所摒弃的理论。他试图让每个人安心，取悦他们，并得到认同。他主张“稳健货币”政策，却没有给出它的概念。他斥责胡佛政府的“不计后果、奢侈浪费”，导致政府开支在4年间增加了10亿美元。在时世艰难的时刻，罗斯福挺身而出，愿意站出来，承担联邦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负。
这次选举给政治生活带来了新的标签。早在1932年4月7日，罗斯福用一句“处于经济金字塔底部的，被遗忘的人”凝聚了他对底层社会的关心。讽刺的是，这话源自直率的个人主义者、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他否认“改变世界的荒唐努力”，认为多愁善感的改革家们所主张的“不适者生存”，实质上公开侮辱了勤奋和节俭。哥伦比亚大学的雷蒙德·莫利教授——罗斯福智囊团最著名的一员，从中抽离“被遗忘的人”介绍给罗斯福。后来，当选后的罗斯福把美国人民的伟大目标定义为“更富足的生活”，自己的政治立场定义为“中间偏左”。
所有类似的短语都会被人们反复提起，其中最必不可少的就是“新政”。那是罗斯福在接受提名时所做的承诺：“我向所有人保证，将给美国人民带来一次新政！”一段时间内，罗斯福和他的追随者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这不禁让人联想起他的第五代堂兄西奥多所提倡的“公平交易”，以及上任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所主张的“新自由”。不论褒贬与否，它都迅速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政治标签。
在内华达州埃尔科市，胡佛发表了宣言结束了自己的竞选，他在宣言中说：“我们是一个进步的国家，我们希望国家继续前进。但是关于进步的方法，我们有严重的分歧。我始终认为，共和党是我国历史上自亚伯拉罕·林肯时代以来最进步的党。”他告诫选民，不要“相信花言巧语般的承诺，误入歧途”。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了最后的演说，他说：
下届政府一定不会代表部分美国人，而是要代表全体美国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饥饿、匮乏、贫穷、不安全感和恐惧。我们组织各种资源去抗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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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除6个州外的所有选票，差16张不足2，300万张的选票，罗斯福当选为总统，以他为首的民主党席卷了参众两院。身经百战的一份子威廉·艾伦·怀特，40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变化的时局，他称这次压倒性的胜利为“美国人的一种新生活姿态，是美国人心底的最强音，希望政府能在更大程度上为人类带来福祉。”
1932年夏秋交替时，国家正徘徊在生死攸关的十字路口，两个派别以不同的作风和政治哲学向选民们传递着他们的诉求。1935年李普曼①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罗斯福总统的复兴计划，多数是对胡佛总统计划的延续。”虽然这一言论两边都不讨好，但它却有一定的道理。两位总统都担负起了重振经济的重任，都采取了很多方法：提高农产品价格，保证工资水平，通过公共工程建设创造工作机会，扩大就业等等。在罗斯福的新政期间，胡佛时期的RFC和住宅贷款银行依旧运转。虽然胡佛在1931年毫不留情地否决了西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提案，但他在客观上促进了圣劳伦斯河道成为铁路公司的竞争者。胡佛的行业工会也是国家复兴计划的一个方面，他还批准了《诺里斯—拉瓜地亚反禁令法案》。
这些否定胡佛的理由，像大多数似是而非的论断一样，忽视了很多东西，那就是两位忙于同灾难搏斗的设计师在某些行动上，有着必然的相似之处，以及胡佛的谨慎与罗斯福的果断之间的差别。当胡佛在悬崖边战战兢兢时，罗斯福已经兴高采烈地跳了下去，并呼喊人们紧随其后。这种对比使人们忽视了胡佛的权宜之计和罗斯福设计的未来蓝图之间的差别，忽视了胡佛对产业自治的信心和罗斯福依靠法律的差别。
胡佛把1932年的竞选定义为“两种政治哲学的竞争”，是个人主义与国家管制的竞争。罗斯福则把它看成是两种不同繁荣之路：一条是让富者更富，偶尔分羹给普通人；另一条是，如果普通人可以过得舒适而富足，那么繁荣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阶层都蒸蒸日上。政府要不要为普通人谋取利益，要不要管理财富，要不要对利润和收入严格征税，这是两党的分歧所在。
作为出身于农业美国中的自由主义贵族，深受托马斯·杰斐逊、查尔斯·平克尼·爱德华·利文斯顿等人影响的罗斯福，也许是他自身的残疾，使他对弱者有种天生的同情，他把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纳入整个公共服务体系中。同时，他是个崇尚公平的人道主义者，认为要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他康复期间，妇女工会联盟等热心组织探望过他，从那些人口中，他听到了贫困和剥削，这或许是他对劳工的健康和工资问题格外关注的原因。而他的反对者则指责含着金汤匙出身的罗斯福大手大脚，大肆赞扬农家子弟出身的胡佛。实际上，不论是作为平民，还是纽约州州长，罗斯福都更愿意把钱用在创造人类福祉上。他不像柯立芝和胡佛那样对华尔街大亨敬若神明、俯首贴耳，相反，他的大多数经济知识都得益于他极强的学习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