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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农业问题尤其是资源保护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浪费，远比他的大多数反对者所抨击的财政浪费更为严重。在大众趋同的对简单化和自由实现梦想的渴望下，罗斯福被证明是个完美大师。他是个天生的航海家，他的方向感总是优于他的逻辑预感，他善于见风使舵，总能正确掌控时局的发展方向。
新政允诺了什么呢？与共和国最古老的渴望一样，它致力于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是一场“促进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试验。这种对美好的追求，在19世纪时就已经从个人模式转向了社会模式，从乌托邦式的孤立转为对全国经济的宏观掌控。保护自然资源，遏制富豪犯罪，实质上是老罗斯福时期的旧调重弹。新政的农业救济源自威尔逊统治时期的《乡村信贷法案》和哈丁、柯立芝时期的《谷物与商品交易法案》。威斯康星、纽约、马萨诸塞和堪萨斯一类的进步州，已经率先在农业救济、水利管理、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方面迈出了步伐。
但是，美国舒适的生活条件和“粗犷的个人主义”传统阻碍了政府调控和社会保障的发展。1929年1月，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调查，结论是，纵深影响正在向美国社会和教育体制渗透，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正向大民主和集体主义迈进。
赫伯特·D.克罗利①在《美国生活的前途》（The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一书中曾说，不能再相信民主的必然性，而是必须将它视为只有通过计划和调控才能实现的目标。而新政就是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实现这一切的手段，这个智囊团里集中了优秀的年轻人，既有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法官和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教授的嫡传弟子，也有罗斯福当州长时期的追随者。按他们的预想，新政应该是管理者与劳动者、大企业和小企业、生产者和消费者、农业和工业、丰年和荒年、国内外市场之间相互D制衡的系。同时，他们主张政府应该特别支持和鼓励一度被忽视的利益集团，即便是大企业，它的良性发展也要依赖于包括工人、农民、白领和中产阶级消费者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重要的是，联邦政府要在这场危机中担当领头羊的角色，引导救济和复兴之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说，一切“顺其自然”。罗斯福听到这话时，神情严肃而恐慌，他回答说：“你要知道，人民不是牲畜！”关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和途径，新政并不是1932年罗斯福指示下起草的清晰计划书，也不是他就职时设想充分的蓝图，而是一种执政为民的态度，后来具体化为行动，并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幻而不断改进。
新政的早期，某些宽泛的理论与新政相互交织在一起。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社会计划者的一致认同。凯恩斯认为，“赤字融资”和“货币管制”这样的补偿性开支是值得做的。整个社会体系，包括税收和救济，都应当精心考量和设计，让更少的钱流入有钱人的保险箱，让更多的钱流到穷人手中，以加快货币流通，刺激消费。有人说，大量的财富不仅仅来自个人，更多的是整个社会努力的结果，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征收重税。还有人说，生产效益应该更多地为消费者和工薪阶层所共享，而不是被投资者和投机者所独占。
在这种逻辑的影响下，新政很早就把目光投向了最低生活工资、合理休假、大多数人的经济保障、限制少数人的财富和权力的膨胀等方面，但它的步伐还是太慢了，达不到像罗伯特·M.拉福莱特参议员之流的极端凯恩斯主义者的要求。如果反对者指出，这一理论挫伤了积极性，阻碍了成功，使投资资金因为不安全感而持续冻结。很多机会主义者会回答，国家得以维系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诩为机会的国度。新政就这样走进美国人的视野，至于它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国，还是一种肤浅的短视，只有未来才能揭晓答案。
（6）
新政的支持者说，对私营企业没有为自己行为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的领域，新政要立法治理。罗斯福引用林肯的话说：“立法的目的，就在于代替民众去做那些他们必须做、仅凭一己之力做不了或者做不好的事。”也许，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办法依旧会争论不休，但罗斯福的宏大策略绝不是无的放矢。如果说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改革大潮，那么，在这个见证过杰斐逊“革命”和杰克逊“改革”的国家里，必然能够从它身上看见古老里程碑的影子。
（1）
虽然人们满心期待着改革，党派之争在授权生效前也逐渐平息，但4个月的间歇期却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段间歇期是《宪法》所造成的缓慢而庄重的节奏，就像是一部短暂的、美国之鹰屈服于软弱无力跛鸭的悲喜剧。但这注定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间歇期，因为1932年3月2日提议，1933年2月6日批准通过的“第二十次修订法案”规定，任期届满的国会将在1月3日走下政治舞台，而离任总统的最后离职日期则定在1月20日。
夏天复苏的萌芽在秋冬交替中早已枯萎。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的新一轮萧条，使民主党人又把矛头指向了胡佛的“恐怖竞选”。当这次萧条在大选后依然持续时，共和党人则绝地反击，将其归咎为人们对罗斯福就职的担忧。国会的继任者来势汹汹地拥在门口，而任期届满的国会则拒绝为这一结果买单。罗斯福不愿牺牲将来的行动自由以取悦胡佛，拒绝与前任联手发表关于战争债务和“可靠货币”的声明。政治诘问你来我往，领取救济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救济之桶被刮得早就见底，国家银行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
1930年初到1932年底，总共有773家存款超过7亿美元的国有银行倒闭，另外有3，604家存款超过20亿美元的州银行破产。全国各地的存款人都被惊慌失措、焦躁不安的情绪包围着。银行的业务进一步恶化，政府监管的缺席，以及大萧条带给人的焦虑和世界末日的谣言，导致了一波又一波的提款潮。大批拿着现金的人们惊惶不安，四处寻找藏钱的地方，保险柜、箱子、铁罐，甚至在自家后院挖了个洞，更有甚者，把现金寄往国外。1932年，胡佛不得不发起一场全国范围的反藏钱运动，以改变现状。但是，流通货币依旧严重紧缺，在里士满、诺克斯维尔和亚特兰大这样分裂主义思想甚嚣尘上的城市，甚至开始自己印刷货币，以供市政府发放工资，让失业者购买农民的剩余产品以维持生命。据财政部统计，在胡佛任职的最后2周，约有12.12亿美元退出了流通领域，这场“美元的抽逃”让正统的共和党人悲观失望，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也拒绝出任罗斯福的财政部长。
全面崩溃的清晰征兆，其实早在1932年10月31日就出现了。当时，内华达州的副州长宣布，银行停业12天，以拯救本地的银行链。冬末时，事态进一步恶化。1933年2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银行开始暂停业务。10天后，密歇根州州长决定给银行业一段喘息的时间，3月份，阿拉巴马、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肯塔基、密西西比和田纳西等州纷纷效仿跟进。在大萧条早期曾赢得盛名的储蓄银行，如今也遭遇了灾难。接二连三的机构纷纷投向纽约的货币市场寻求平衡。3月4日，新总统就职的一大早，赫伯特·H.莱曼州长下令关闭了纽约的所有银行，其他地方也纷纷步其后尘。3年来，一直冲锋在前，勇敢地与危机搏斗的胡佛总统，在他离任的最后几小时，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银行体系在他面前轰然坍塌，崩塌的轰鸣声回荡在他的耳畔。
接下来的一周，人们目睹了前所未有的状况。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来宾都陷入了没有现金的窘境。在盐湖城，摩门教徒们准备发行仅限在本地流通使用的纸币。帕萨迪纳的一家豪华酒店为身无分文的顾客制作了一种临时凭证。在底特律，一个富人跑遍全城也无法把10美元纸钞换成零钱。邮票、电话代币、墨西哥元、加拿大元和借据，都成了流通媒介。大家都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空荡荡的口袋再也不招人嫉妒了，到处弥漫着友善、和睦，混杂着悲观与绝望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