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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革新是营业税。1921年,西弗吉尼亚州第一次引入了这一税种,但一直没有追随者,后来在1930~1935年年间,前后有21个州推行了这一税种。每年纽约市的营业税大约会带来近6,000万美元的税收收入。但这些税对穷人来说,无疑是泰山压顶。粗略估算,一个年收入为1,000美元的劳动者,几乎要花费年收入的61%来购买征收营业税的商品,而一个百万富翁购买同样的商品仅仅需要其年收入的1%。作为一项联邦的新政策,这一税种受到了商会和广大银行家的青睐和欢迎,但却没有得到罗斯福的认可,国会也对它不置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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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禁止酒令的废除,各州恢复了一个丰厚的收入来源。联邦政府和缺少资金的州政府联合对酒精材料征收高额税收,极大地提高了合法商品的价格,导致了相当多的私酒交易在暗处进行。不论是公众意见,还是联邦法律,都支持专卖店、药店和杂货铺的瓶装酒销售,认为酒吧和酒馆的传统惯例是非法的。酒开始成了鸡尾酒会、露天花园啤酒店、夜总会和酒馆的座上宾。女性也开始出入这些地方,给美国人的饮酒习惯带了明显的改变。
从联邦禁酒到州管制的转变,喝酒不再是那么疯狂的事了,对健康的威胁也有所减弱。但在工人阶级当中,在那些不喜欢偷偷摸摸的人当中,喝酒的人肯定是有增无减。不管怎样,美国人很喜欢这种变化。1937年末,《财富》杂志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7的男人和1/3的女人赞成恢复禁酒令。
在福利立法方面,各州也有了一些新的进展。20世纪初,各州都对工人意外伤害赔偿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法律支持。到了20世纪40年代,在新政的影响和刺激下,这些法律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仅1937年,就有38个州的立法机关修订和拓宽了法律,增加了意外伤害和死亡的抚恤金,缩短了抚恤金发放时间,扩大了覆盖面,延伸了职业病的定义,对住院、看护、牙科、修复手术和康复都做了重新规定,工薪税开始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筹集资金的一种形式。
联邦权力机构的权限不断扩大,这不仅引起了保守派极端分子的不满,也让激进派的极端分子深感不安。总统依旧保持他的中立略保守倾向,他认识到了中间立场的必要性,试图调和世界范围和国内经济不满的风向。在新政立法终于稳稳当当地完成后,在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谈到:
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不同的是,在美国,我们坚持个人奋斗和追求利益的信念。但我们也认识到,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个人的积极性、每个普通人的机会、公平的价格、合理的工资和持续的就业等一系列改良实践,才能确保利益的持续。
总统面临着相当棘手的任务,既要协调好传统技艺与社会进步,又要在重压下起草极其复杂的国家复兴计划,保持复兴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单就给经济水泵注水,藉以商业和金融的管道而使经济之水源源不断地流淌而言,就会让人殚精竭虑,这与在改革派的狂热浪潮中完全无视复兴一样困难。
1934年,罗斯福对社会计划者委员会说:“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快让经济体系运转起来,增强人们的整体安全感。我深信,抱着带给每个人更多安全感的目的去做事,客观上可以刺激经济的复兴。”这是他最初内心盘算的两个目标。只不过在现阶段,复兴迫在眉睫,摆在了面前。
NRA的垮台让总统烦恼不已,自由联盟对他的人身攻击,也让他陷入尴尬之中。他的政敌们迅速捕捉这一时机,目的是借此角逐1936年的竞选 。民主党也在下最后的赌注,试图将人们的视线从总统的糟糕表现上移开。1935年是新政急剧转向改革的枢纽,就像罗斯福相信复兴已经成为必然一样。不管是出于何种理由,1935年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比以往任何一年的都要多,包括《国家劳工关系法》、《社会保障法》、《财产税法案》和《公共事业法》。这一年还通过了有史以来最慷慨的救济计划——“公共事业振兴署”(W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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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百万民众来说,WPA很快就成了朋友、供应者和雇主的人性化的标签。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佃农,和家人寒酸地挤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加油站里,但他却说:“每当听到《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我都由衷地为祖国感到自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如此的远见,可以设立WPA和所有机构。”WPA本身给了人们适度的尊重,它不意味着嗟来之食,也不是不劳而获。很多失业男子的妻子快乐而自豪地说:“我们不再接受救济了,我丈夫在为政府工作。”
跟州政府的FERA不同,WPA给低收入群体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明显的改善,在被雇佣者与政府间建立了一种友好的关系。而且,它很快意识到,在公平和效率上,地方政府都比联邦权力机构略逊一筹。尽管这一计划也有着无法回避的缺点,但它却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士气,正如WPA官员所宣扬的目标:“让人们昂起头颅,挺起胸膛,不再无所事事。”1939年,由WPA筹建的纽约世博会大楼上,镌刻着这样的话:“工作是美国对那些无所事事的人需求的最好回馈。”
1935年夏天出现的WPA,标志着工作救济与直接救济的分离,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各州和地方当局负责直接救济。1939~1940年年间,大约有3/4的直接救济款来自各州的基金。这一时期,平均每个家庭每月的救济津贴为25美元,在阿肯色和密西西比等州甚至只有3美元~5美元。在受益的200万人当中,多数不如在旧的FERA体制下过得好。然而,有能力的人可以让自己过得舒服些。在WPA的帮助下,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很少超过40小时,平均月工资可以拿到50美元~60美元。在哈里·L.霍普金斯的管理下,WPA的大部分经费用在了支付工资上,而大多数生产资料和工具则由地方税收支撑的公共团体提供,这个份额约占总成本的1/4。那些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生产资料和工具的州,其富裕程度远远低于境况好的州,它们甚至无法维持学校、游泳池和运动场的正常运作,也提供不了薪水微薄的工作岗位。到了1941年1月,财政部花了大约100亿美元,WPA在这些年里为800万人,相当于全国总工人的1/5提供了工作岗位,共养活了大约2,500万~3,000万人。
从一开始,WPA就更多地关注自由企业和公民决议所忽略或推迟的计划。随后,它交出了一打让人满意的成绩单:纽约市造价4,000万美元的北滩机场,以及全国各地将近600个大小不一的机场,超过50万英里的公路和街道,数十座桥梁和高架桥。它修复重建了11万所公共图书馆、中小学、礼堂、医院、法院及其他公共建筑,建造了50万个排污设施和100多万个新厕所,极大地改善了公共卫生条件。在南方,WPA的革新让人直接受益的是伤寒死亡病例的骤减。不论是1937年泛滥的洪灾,还是1938年的飓风,WPA都迅速、及时地展开了救灾工作。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到了1941年1月,WPA扶助了1,460家托儿所,提供了将近60亿份学校午餐,为贫困儿童和成人缝制了3亿多件衣服。WPA的女雇员大部分是缝纫工人,高峰期大约有30万~40万人。这一时期,WPA为小学和公共图书馆新添置了将近8,000万册的图书。就连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承认,WPA为美国社区中的便利、卫生和教育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此外,WPA不论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的平等就业观念,也为后来的民主传播打下了很好的伏笔。
随便看一下两周的活动记录,我们就可以看到WPA对不同地区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1940年1月的2周内,有125万人参加了职业培训、艺术、保健及其他类似的活动;17,000人完成了天花、白喉及其他疾病的免疫接种;25万人接受了内科和牙科的检查和治疗;约有100多万人聆听了2,500场免费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