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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围绕着NRA的争论愈演愈烈，另一边，关于是“计划经济”与“粗犷的个人主义”的争论已悄然地扩大到全国。这场争论反反复复地贯穿着整个新政时期。新闻媒体纷纷把批评的矛头对准罗斯福的政策，这种敌意要追溯到关于新闻出版行业法规的那次激烈争论。NRA官员要禁止雇佣卖报的童工，媒体业主对此强烈不满。尽管沃登·刘易斯·E.劳斯论证说，纽约州星星监狱的每10个囚犯中就有7个人童年卖过报纸，但有些出版商依旧不厌其烦地解释，“赤脚报童”是自立自强的神圣标志。另外，NRA在雇工的工时、工资和公平竞争的提议，也让美国报纸出版商协会大为恼火。1933年末，这个协会提交了一部既没有规定行业最低工资，也没有减少工时的法规，并声称，如果迫于压力接受更为严苛的法规，只会妨碍出版自由和公民履行义务。最后，在1934年2月，各方签署了一部所有人都不满意的妥协协议。
蓝鹰下劳资双方集体谈判的另一个衍生物——“美国报业协会”，是在1932年12月组成的，成员是一群对1929～1933年年间薪水锐减和失业大潮记忆犹新的新闻记者。这是同类协会中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具有煽动力的、好战的专栏作家海伍德·布朗的领导才能，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组织就吸纳了2万多的成员。虽然它成功地帮助新闻记者提高了原本微薄的薪水，并没有让记者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契约保障。与此同时，出版商则在旁边哀叹“出版业中自立自强精神的缺失，传统而浪漫的个人主义的衰落”，把这一切归为新政的多管闲事。
除了这些争论点外，将大型报业公司等于于其他形式的企业，往往使社论更偏于保守主义，早在NRA成立前就出现了这种倾向。曾在1932年支持罗斯福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就加入了反对政府的队伍，与罗斯福的死对头——《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R.麦卡密克和纽约州北部报业巨头弗兰克·K.甘尼特站到了一起。令人倍感荒谬的是，罗斯福遭到新闻媒体的大本营——华盛顿的集体反对，但他本人却在通讯记者当中赢得了空前的声望。在他第二次竞选总统时，虽然2/3的报纸对他的候选人资格持反对意见，然而，除了最痛恨他的顽固分子外，反对他的报刊杂志一般都能更公正客观地报道华盛顿的消息，而不是像1800年反对杰斐逊，或是1860年反林肯那样狭隘。
银行危机好转，总统和民众的感情蜜月期结束后，NRA渐渐让商界的支持者大失所望，高收入的群体中逐渐对罗斯福产生了敌意。1934年3月31日，《吉普林格》杂志对客户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1933年的焦躁不安和发展滞缓工业的，在1934年迅速转变为“公开的对华盛顿的愤怒”，主要原因在于“NRA和AAA（农业调整法）之间的混乱和矛盾”、《股票交易法》、劳工政策，还有莫名的恐惧。
1934年8月，一个由百万富翁所组成的执行委员会，组织成立了美国自由联盟，旨在反对“变幻莫测的官僚机构”和“专制权力的暴政”。他们把更多的愤怒和憎恨发泄到罗斯福身上，把他看成是“本阶级的叛变者”，是重大威胁者。1936年9月的《纽约客》（The New York）刊登了彼得·阿诺最著名的漫画：派克街上一群人，穿着晚礼服和丧服去看电影，他们冲着街旁人们喊着：“走吧，一起去！我们去电影院嘘罗斯福！”
联邦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NRA的权限，这让很多人惶恐不能安。1933年的《紧急运输法案》中，国会通过了设立临时运输协管员的提议，并授予了州际商务委员会（ICC）更多权力，这大大削弱了原本就没有多少权力的铁路公司的管辖权。1935年，ICC通过了提议，让公共承运商和契约承运商控制了汽车运输，目的是确保交通安全、服务质量和价格公平。1938年，管制空中交通的民用航空局成立。1940年，全国性的运输法案通过，政策指向所有陆运和水运的承运商。同时，国会授权ICC降低农产品出口的运费，打击不公平的或破坏性的恶性竞争，承诺公平、不偏不倚的管制，切实帮助贫苦农民。
鉴于民营信用机构的疲软无力和懦弱，新政扩大了RFC的业务范围和贷款权限，使它更能服务于大多数企业和个人，更多地担负起信贷流通的责任。这一措施受到了工商界的追捧，但也让一些人忧心忡忡——因为政府正在获得民营企业资产的抵押权。在新政的干预下，联邦储备体系逐渐转变为更有效的、信贷扩张或紧缩的弹?机制，它可以通过购买有价证券的保证金，控制经纪人贷款的信贷规模。此外，新政还创立了联邦农业抵押公司和业主贷款公司，目的是帮助债务缠身的农民和贫穷的房主。同时，它还创立了进出口银行，不仅帮助了发货人，也帮助了需要贷款购买其商品的外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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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控制跨州企业的几股绳一年一年地加固。1935年的《公共事业法》，不仅试图保护中小投资者免遭控股公司的盘剥迫害，还想通过联邦电力委员会对价格和财务的审查，以保护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很多电力企业，如西南部的胡佛水坝、蒙大拿州的佩克堡水坝、西北太平洋的博纳维尔和大深谷水坝以及加利福尼亚的中央谷工程，实际都由政府经营管理。在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辖内，政府尝试了更多的民营企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例如创造就业机会、保障就业安全和健康，大体上改善了整个地区的生活水平和价值体系。
可以发现，不论在救济和住宅计划上，还是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之间都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驱动力源泉，利润则是民营企业的动力。政府社会服务观念中的决定性因素取决于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能买得起什么。政府不再是以手头的现金或是最终利润的计算来满足民众的需求，相反，是代之以新的方式——通过分摊给纳税人的方式来支付消费账单。国家充当了供应人的角色，锻炼着它的筹款和收税的能力。在新政的措施下，政府逐渐成了全国企业中不可匹敌的龙头老大。
1934年，新政的第一笔专门预算，就使得联邦支出比前一年增长了20亿美元，3/5的拨款用在“复兴和救济”上。虽然税收有所增加，但1936年国债仍是达到了300亿美元，1940年更是高达430亿美元。一位在各地进行采访的记者发现，大多数接受救济的人对国债持肯定态度，年轻人也是如此。一些权威人士，包括专业经济学家坚信，人们不用过分担心国债，因为全体国民会为此买单。而持反对意见的批评者则指控，钱浪费在了“疯狂的试验”上，不合理的税收干扰了商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认为，这样的税收纯粹就是为了让消费者花高价买东西，把经济压力转嫁到个人身上。这种过高的价格导致了低消费，进而导致了失业，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恶性循环。
正是带着这样的抱怨，美国制造商协会指责联邦政府滥用权力，不论在提高的遗产税、赠予税和个人所得税上，还是开征累进制企业所得税方面的方法。1936年出台的《税收法案》，被批评者称之为“虐待性的压力”，该法案设立了一项“未分配利润税”。如果没有储备金，没有哀嚎的经理，进一步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终于在1939年，他们的呐喊得到了下一届国会的同情，这项税收被终止。新政的支持者辩称，这些税收都是建立在有支付能力的基础之上的，而那些猖狂的参与者更是大胆放言，税收不仅仅是获得收入，更要用来重新分配财富。在华盛顿的带动下，很多州和富裕城市加入到征税和消费的行列中，这使政府开支，包括联邦、州和地方的开支，由1929年的110亿美元增到了1938年的170亿美元。没有谁能抗拒联邦资金的强烈诱惑，新建的校舍、医院、公园、运动场、下水道系统以及公路都是在联邦的援助下完成的。同时，它也减轻了地方的失业重负。就各州的情况而言，增加了对其边境外的商品征收的“保护性关税”，累进所得税也在继续发展，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2/3的州都推行了这一税种。虽然它的份额远远低于联邦税收收入，但在1939年，至少带来了3亿多美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