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节：1959 最苦难的三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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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过去有许多渔民下午开船到江上去捕鱼，黎明运到上海城里去卖。实行统购统销之后，青浦县禁止渔民私自贩售，捕上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国营的县水产公司和下属的收购点，再由它们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多次来回运输，自然就耽误了时间，把活鱼生生运成了死鱼。渔民只好把鲜鱼做成咸鱼上交，从此，上海城里的鲜鱼越来越少，甚至连咸鱼也因为运输费和手续费一加，价格比以前高了不少。陈云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非常惊讶。他亲自找来青浦县委和水产局的负责人谈话，劝他们准许渔民直接去上海卖鱼。那些负责人很为难，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必须要改变现在的供销社制度。陈云听罢，沉默良久，然后深叹一口气，对周太和说："我一个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在其后将近20年时间里，上海市民只能吃到黄浦江里的死鱼。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当它固化成型之后，即便是它的设计者也无力变更它内在的逻辑，这正是陈云在小蒸公社所遭遇的情景。在与老乡们交谈时，陈云问："我是好人，还是坏人？"众答："好人。"陈接着说："我虽是好人，结果办了错事情。"回到北京后，陈云给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随附三个调研报告，其中包括《母猪也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等。

就当陈云在家乡作调研时，在安徽、广西等地正刮起一股包产到户的"单干风"。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安徽曾经是最积极的省份之一，可也是付出代价最大的地区之一。在1959 ~1961年的三年中，安徽总人口净减439万人，而在之前的六年间，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据《剑桥中国史》的记载，"安徽可能是人口减少最严重的，1960年全省的死亡率猛增到68%，为全国平均数的3.5倍多"。正是在如此的绝境之下，1961年2月，省委书记曾希圣提出"按劳动力分包耕地，按实产粮食记工分"的联产到户责任制新办法，先是在每个县搞"责任田"试点，然后渐渐推广，在短短两个月里，就让全省39%的生产队都推行了新政策。曾希圣还在3月底专门给毛泽东写信，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做法进行辩护。国家粮食部专门对该省肥东县两个叫做路东和路西的生产队进行了对比调研，路东队实行的是责任田模式，结果夏收粮食亩产112斤，秋收亩产245斤，而吃大锅饭的路西队，夏收和秋收亩产分别是100斤和195斤。几乎就在安徽搞包产到户的同时，广西的龙胜县也开始分田单干的试验，全县1 994个生产队有一半把土地分包给了农民。农村工业部部长邓子恢亲自南下作调研，并给予了肯定。其子邓淮生后来回忆，他曾问父亲对包产到户的看法，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是单干，是农村经济管理的一种形式，因为土地所有制没变啊！好比工人计时做工和计件做工，计算单位时间内生产多少个零件。农民也一样，要算一年内交多少粮食。工人做工可以包工包料，农民种地为何不能也采取这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