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1959 最苦难的三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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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对中国经济的灾难性后果，日后有无数论文和书籍进行了反思、总结。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二五"计划期间（1958~1962），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远远低于"一五"时期（1953~1957年）的10.9%。据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测算，"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全部损失，估计是1 000亿元，几乎相当于"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

在三年灾害时期，还有两个经济事件值得记录，一是包产到户的试验和夭折，二是大庆油田的发现。

"吃饭不要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只在很短的时间里让农民感到幸福，很快，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荒诞性便非常清晰地一一呈现了出来。1961年3月，中共中央起草颁布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取消了农村部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但是人民公社的模式却被肯定和固化了下来。

这年6月，陈云回到家乡青浦县小蒸公社作了半个月的调研，同行的秘书周太和、经济学家薛暮桥等人在日后都回忆了那次难忘的行程：

地处上海城郊的青浦县自古是最富足的鱼米之乡，可是，"大跃进"之后，这里的农民也只能顿顿喝稀粥。吃不饱饭的时候，农民把原本用做绿肥的红花草也吃光了。陈云等人走在小镇上，看见许多农民门口晾着麦秆，据当地人说，这是生产队碾麦后分给农民的，可是家家户户都把麦秆重新晾晒后，放在簸箕里搓，结果还能搓下来许多麦子。陈云问一个老农妇，这么搓能搓下来多少麦子。老农妇说，攒起来能有一斗。陈云大惊。他很快猜出了答案：这是农民们故意在打麦场上不碾干净，然后再把麦秆分回到家里，私下留了一点口粮。陈云感叹地说，我们不能多拿农民的东西，你要拿，他们总是有办法应付的。

陈云去参观公社的养猪场，干部们告诉他，去年一年公社养猪没赚到钱，反而亏了3.8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要负担16元，建猪场，搞基建还花了7万元。陈云算了一笔账，允许私人养猪的时候，平均一头母猪一年生十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为6%，实行公养后，一头母猪全年平均只生四五头苗猪，苗猪死亡率竟高达89%。这么强烈的对比，又让陈云大吃一惊。

更让陈云吃惊的荒唐事还有不少。到了傍晚，陈云听到小镇上合作商店的店员在吆喝："棒冰，棒冰，两分一碗。"他很好奇，棒冰应该论根卖，怎么会用碗卖呢？出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后通过国营商业渠道，运到县里，再从县里用汽车、小船运到各公社，公社再往大队、小队分，到了基层的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店员舍不得倒掉，就只好用碗来卖了。陈云听了直摇头叹息：现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区划来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