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红手印承载大历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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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多天后，3位队干部觉得没脸面去找张书记，便瞒着公社，在严学昌家开会，偷偷地将全队分成8个作业组。

一组：严立付、严立华（兄弟俩）

二组：严国昌、严立坤、严立学（父子三家）

三组：严家芝、严金昌、关友江（关为严家的女婿）

四组：关友申、关友章、关友德（兄弟三家）

五组：严宏昌、严付昌（兄弟俩）

六组：严家其、严俊昌、严美昌（父子三家）

七组：韩国云、严学昌（邻居）

八组：关友坤、严国品（邻居）

上面8组多为“父子组”、“兄弟组”。按照老百姓的话来说，是“被窝里划拳——未掺外手”。然而，自打高级社以来的20多年中，小岗人长期贫穷饥饿，各自顾命，加上“文化大革命”中成天高喊的“阶级斗争”口号，使得“根连枝结、唇齿相依”的邻里之间变成了“势不两立”。所以，即使分成8个组的小岗，还是“捣”。

面对如此僵局和群众的要求，小岗生产队的3位领导为难了。因为他们连自己组的矛盾都无法解决。

副队长严宏昌年轻好胜，常年在外包工，世面见得多，消息来得快。他深知，还像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小岗生产队根本没有希望。如今政策比前几年“松动”了，应该多动动脑筋才是。

1978年11月的一天晚上，严宏昌来到村中年岁最长的关庭珠家，请教他如何才能把生产搞好。关庭珠说：“1962年搞的‘责任田’很管用，要想不吵不闹，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就怕政府不准干，你们当干部的也不敢干。”

严宏昌与他小哥严俊昌、会计严立学碰头，不料他俩也分别询问过其他老农，也是提出一家一户地干。三个人的意见不谋而合。宏昌对俊昌说：“俺小哥，你家人口多，这个头我来牵，我们再开个社员会，大家若是同意，就分到户。”于是，3位队干部三言两语就拍板了。

1978年12月16日晚上，这个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全队115人中没有一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了一次永载中国历史、永载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会议。除严国昌、关友德出走外，其余18户全部集中在社员严立华家中。

首先，严宏昌开了口：“今天把大家找来开个会，主要请大家谈谈，各个组内部怎样才不吵不闹，怎样才能把生产搞好。”

老农严家芝首先发言：“我们队要想不吵闹，要想有碗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地干。”

关庭珠接着说：“刚解放时，我们都是单干。那时候人们都和和气气，家家都有余粮。单干肯定能干好，只是政府不允许。”

此时会场沸腾一片，议论不断。

“只有单干，我们才不吵不闹。”

“单干了，如果我们再干不好，只能怪自己。”

“如果同意我们单干，我们保证不给你们队干部添半点麻烦。”

队长严俊昌表了态：“既然大家都想单干，我们当干部的也不装孬。”

严宏昌此时站了起来，说：“我讲几句，看样子我们队只有分到户干了。但是，我们必须订个协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许向任何外人讲，谁个讲出去，谁个不是人。第二，每逢夏秋两季交粮油时，该是国家的给国家，该是集体的给集体，到时不准任何人装孬种，更不能叫我们干部上门要。只要大家同意这两条意见，在字据上捺手印，我们干部就同意分开干。”

“同意，我们同意捺手印。”大家齐声说。

严家芝在一旁插话：“万一被上头发现了，队干部弄不好要蹲班房，家中老小怎么办?”

会场一片沉默。

严家齐打破了沉默：“万一走漏风声，队干部为此蹲班房，我们全体社员共同负责把他家的农活全包下来，还要把他的孩子养到18岁。”

又是一片赞同声。

紧接着，大家赌咒发誓，他们把这几条写在一张学生作业本的纸上，形成了一份类似生死协定的“契约”。昏黄的灯光下，18位农民代表全队20户人家（两户在外讨饭未归）神情严峻地在自己的名字上按下了一个鲜红的手印。

只见“契约”上写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在”应为“再”，笔者注）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份“契约?现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这18人是：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严国品、关友江、关友申、严家齐、严付昌、严学昌、韩国云、关友章、严家芝、关庭珠、严立坤、严立华、严立付、严美昌、严金昌。

会议一结束，他们连夜将牲畜、农具和耕地按人头包到了户，拉开了中国农村波澜壮阔的改革序幕。正是这次“秘密会议”，正是这18位贫苦农民的“赌咒发誓”，正是这“十八颗红手印”，谱写了永载凤阳历史、中国历史，并与《凤阳歌》齐名的又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名曲——《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