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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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秘密承包的土地上干活，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社员

小岗生产队社员能够坐到一起，讨论他们的前途和命运，并且最终还能达成一个协定。这一行动说明了两个事实：一是农民知道而且能够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第二，农民所作出的选择，最能反映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同样也可能最能满足自己的需要，是解决自己问题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既然他们还能协商和合作，说明生产队在生产方面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农民自身的主观愿望，而是因为生产队无法满足社员合作的条件，或缺少促进生产的因素。

小岗人曾经为自己算过一笔账，自从进入人民公社以后，10年内粮食总产量仅仅是1955年产量的12％，20年内，也就是到1978年，粮食产量累计仅仅为1955年的20％。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当小岗生产队社员捺了手印，分了地，开始在自己秘密承包的那份土地上干活时，最先发现的是邻队的社员。当时，全县实行包干到组责任制，以作业组为劳动生产单位。而唯独小岗生产队干活是一家一户，而且上工特别早，下工特别迟，干活特别出力，庄稼也种得特别好。比起前几年小岗人出了名的“懒惰”，这一巨变，说明小岗生产队已经偷偷地将地分到户了。这一消息很快传到了公社。

1979年2月14日至20日，中共凤阳县委召开县委工作会议。大会在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下达的〔1979〕4号文件(文件内容包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同时，准备全面推广马湖公社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然而在会议上，各区社书记大多数要求实行小岗生产队的“大包干”（即“包干到组”）。县委认为，“大包干”肯定效果好，也倾向搞，但这种生产责任制与中央4号文件中关于“人民公社要继续稳定地实行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相抵触，因此不敢擅自决定。巧的是，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赴合肥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路过凤阳，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向他汇报了凤阳县要求实行“大包干”的意见，王郁昭答应把这个意见带到省里向万里汇报。

省委书记万里说：“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

1977年6月22日，中共中央任命万里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全面主持安徽工作。万里上任后，亲自深入包括凤阳在内的安徽广大农村，就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倾听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的要求和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经过3个月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并于1977年11月20日以省委文件的形式向全省广大农村干部群众进行了传达。

“省委六条”的规定，与当时中央大张旗鼓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许多具体做法是相违背的。但它却受到包括小岗社员在内的全省农民的欢迎。

1978年1月19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此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开展了两个多月，人们的思想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要求改革的呼声已经响起，在这种形势下，陈庭元把马湖公社实行的“联产计酬”责任制的情况向万里作了汇报。万里返回合肥后，于6月23日派省农委副主任等3人来凤阳帮助总结大包干到组生产责任制。他们在滁县地委、凤阳县委诸多同志的协助下，以凤阳县委的名义，撰写了一篇题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关于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的报告》，上报安徽省委和滁县地委。这篇报告略加删减，并改名为《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改革——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在8月8日的《安徽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中共安徽省委对凤阳大包干的正式肯定并在全省推广。从此，全国新闻界的记者们、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文艺界的作家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凤阳，通过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凤阳大包干名声大振。

1978年10月初，万里为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了一份书面材料——《农业上需要解决研究的几个重大问题》(中共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安徽省农业生产责任制（资料选编）》1983年3月“内部材料”第1~11页、114~146页）。在这份材料中，有关劳动计酬问题，便把马湖公社的“分组作业、以产计工”作为唯一成功的例子，上报给党中央。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吸收了万里上报材料的意见。《决定（草案）》中规定：“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凤阳县马湖公社所实行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终于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79年1月5日，省委书记万里来凤阳检查工作。当他听到实行“大包干”干部怕错，群众怕变时指出：“错了我负责任。群众怕是怕政策不稳，过去自留地就变过几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