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大包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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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省部分县遇到大旱。凤阳县、肥西县、无为县等地出现了农民自发改变经营方式的现象，得到了省、地、县一批领导干部的支持，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也制定了关于涉农的两个重要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策（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文件强调放宽农村政策，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但文件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甚至到1979年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规定》仍明文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对延续几十年的农村生产经营方式形成了强烈冲击，引起了全国范围的讨论与争论。在安徽一些“左”倾思想支配和干预下的地区，出现了“刹车”、“纠偏”，甚至批斗推行责任制的干部群众现象。结果是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1980年安徽省粮食减产15.5亿公斤。

在人们认识产生混乱之际，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对农村改革问题发表重要谈话，肯定了“包产到户”，他说：“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1981年10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于1982年1月1日批转了会议的《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干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至此，全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都建立和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村一次大规模的生产关系变动宣告基本结束。

从1982年到1985年，中共中央连续4年把指导农村经济改革的文件，作为当年第一个文件发出，在不断总结完善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又从政社分设、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体制和农村商品流通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调整改革，以进一步纠正管理上的过分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农村经济形式过分单一等缺点。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农村经济改革逐步得到了深化。

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了农业生产经营和分配上的“大锅饭”，使农民真正有了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调动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它把国家、集体、个人利益有效地统一和协调起来，责、权、利结合，创造了一项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发扬经济民主的形式；它否定了传统的集体劳动的形式，给农民以人身自由，为他们进一步发挥各方面的才能创造了条件。这个变动从根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农民的温饱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只有大力恢复和加快发展农业生产，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才能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方案试点的通知》。决定在安徽省进行农村费改税试点工作，同时要求九个农业大省区选若干县市进行试点。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的具体内容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简称“两工”）。两调整的具体内容是：一是调整农业税政策；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的具体内容是指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