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惊动了四川省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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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惊动了四川省委书记

1977年夏，广汉县委在本县金鱼公社试行的“定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对人民公社在劳动成果分配上“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弊端进行改革。当年这个只有1300多公顷土地的公社，便因此而增产粮食250多万公斤。事实证明，要发展生产，要使广大农民尽快摆脱贫困，必须对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政经不分”的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

改革人民公社，既是一大难题，又要冒极大的风险。人民公社建立以后，广大农民便觉得不如意，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禁锢，群众有意见不敢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广大群众才敢于吐露真言。基层干部说，人民公社是“一平二调的架子，瞎指挥的班子”。农民群众说，“人民公社没有干多少实事”。

带领广汉干部群众率先进行改革的县委书记常光南，向县委一班人说，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是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当干部几十年，老百姓现在还这样贫困，有的连饭都吃不饱，作为共产党员，心里非常难过，这样下去，怎么向人民交代？

1977年秋，四川广汉的一群生产队长自己主持，向生产队的权力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他们挂起了“分组作业、定产奖惩”的招牌。实行这套办法，势必会对“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强大的冲击。

没有一个得力人物的支持，金鱼公社的生产队长们是不敢这么搞的。这位人物就是常光南。常光南看上去像是要把“队为基础”的原则抛在一边，现在看来包产到组还不是很彻底的反叛，因为他并没有要生产队长们放弃最终分配产品的权力，为了避免政治方面的种种麻烦，常光南还有意识地绕开“包”字，而把他的办法说成是“定”产。尽管如此，压力依然不小。

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一位年轻的公社干部质问他：“定就是包，包就是定，说法不同，实质一样!”一位下级劝他谨慎行事。另一位上级也跟着出来挡驾：“这个你也敢搞？”但是常光南这回是铁了心，一意孤行。

事情最终惊动了四川省委，省委书记亲自来到广汉视察。

省委书记问常光南：“你为什么搞包产到组？”

常光南说：“我当基层干部几十年，群众连饭都吃不饱，心里有愧。现在粉碎‘四人帮’了，既然我当县委书记，我就有责任叫群众吃饱饭。”

省委书记赞许地点点头，说：“你的意见对。在你们广汉搞个点，要克服过去不讲实际的做法，第一要发展生产，第二要增加群众收入，否则不搞。你这个县委书记要把好这个关。”

包产到组好不好，最终还得看农作物的收成。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虽然有省委书记的言论支持，常光南和老百姓还是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地里的庄稼。他只能寄希望于金鱼公社的粮食丰收，这是对反对他的人最好的回答。

这样没着没落地过了几个月，到了1978年夏季，金鱼公社的粮食总产量猛增加了250万公斤，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粮食年增长量最多的一年，常光南的心这才稍微放松了些。

1978年的1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广汉县对干部社员实行奖励制度》，介绍了广汉的经验。这条消息犹如一声惊雷，打破了农村经济体制死水般的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