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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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逐试验区:鲶鱼效应？骨牌效应？

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全国第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6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6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重庆、成都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12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广东、广西等省份也通过不同方式运作，争当下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不过，重庆、成都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武汉城市圈和长（长沙）株（株洲）潭（湘潭）的“两型社会”试验区的“试验规格”要明显低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渝、成和长株潭“试验”范畴单一，而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试验”范畴宽泛。特别是批准后两者试验的是我国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而批准前两者试验的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试验区的吸引力在于以“试验”的名义，中央向地方让渡部分职权。透过新华社公开披露的深圳、重庆、成都、湖南长株潭城市群、武汉、杭州、广西北部湾、苏州工业园区、哈大齐工业走廊区等近20个以各种名义申报试验区的情形，以及中央相关区域政策的实施效果看，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响应能力决定区域发展的速度，市场原动力的形成左右政策调整的成效。在这根链条上，试验区的催生改革模式功能，抑或示范、引导，一如“鲶鱼效应”，即试验区对周边城市、省份的隐性激励。从区域发展格局考量，第三个试验区理应落户重庆。重庆成为中央直辖市10多年来，在多个改革领域积累了一定的“试水”经验。2007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把重庆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是重庆成为第三个试验区的重大背景。

重庆、成都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着眼点将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主线完善宏观调控、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在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改革上创见，助推成渝经济区建设和大西南六省区市的融合，进而产生对西北的影响，西南西北“活”，则西部“活”，西部“活”，则区域“一盘棋”游走自如，是谓之典型的“骨牌效应”。

经济发展不是在每个地区都以一种同样的速度进行的，而是在不同时期，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在某些主导部门和主导行业，而这些行业和部门一般集中在某些城市和地区，这些增长极与增长区域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增长极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区域市场和多种资源的支持，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需要某一增长极的引发与带动，印证并迎合了以全球化、区域化为宏观背景的世界经济大趋势。在“十五”末期的我国GDP总量中，东部地区占55.4％，东北地区占8.7％，中部地区占18.8％，西部地区占17.1％。因此，华南和东北的一些城市再度竞逐试验区，不难解释其动机。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认为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必须强制执行经济游戏的规则，这里，国家变成了一个重要的面对关联交易的经济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先后经历了五次调整，即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开发开放浦东、实施西部大开发、东北率先突破和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些调整没有采取重新配置资源存量，使资源从低生产效率部门转向高生产效率部门的方法，而是通过改进物质刺激创造出新的资源，并将他们配置到在传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下受压制的部门。

经济计量学和经济模型领域的先驱丁伯根认为，使用经济学分析帮助政府开发提高经济产出的计划，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国民关于经济目标的集体偏好。比如不必徘徊于谁将成为下一个试验区，可结合各地实际，批准一地一区的个性化试验，即，先“小试”后“大试”，如，重庆试城乡统筹，广西试与泛北部湾的东盟国家优势产业、边贸对接，湖南试打破“长株潭”机制障碍，武汉试连接南北“枢纽”，等等。谁的“鲶鱼效应”先声夺人，哪里自主改革的“骨牌效应”被广泛认同，便是第五甚至第六个试验区。

究竟如何看待各地竞逐试验区，上述乃文骐的独立视角，但不是唯一答案。如果只是以简单的逻辑思维对竞逐试验区的表象作出判断，也许我们的盲点和误区还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