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得清道得明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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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清道得明的困惑

无论“文化大革命”还是改革开放，都没有让广交会中断，其发展一直很平稳，阶段性并不明显，除了展馆面积持续扩大、展位持续增加之外，最明显的体制变化就是由按地域组馆到按行业组馆了。如今，广交会不但自身还在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展会业，如义乌举办的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义博会）就在秋季广交会举办的前三天开幕，广东省其他地区也有一些展会在广交会的同时期借势开展。

商务部的前身——原外经贸部副部长谷永江曾经指出，专业外贸公司垄断外贸进出口，是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产物，这种实际上由政府垄断外贸经营权的做法，无疑在有外贸经营权和无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之间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其结果就是限制了市场、限制了竞争。

一直到现在，省级的外贸系统都有按产品种类而划分的外贸公司。在计划经济年代，由外贸公司组织企业产品参展，获得订单后再由企业组织生产出口，由外贸公司完成出口和收汇的流程已成为一种惯例。

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惯例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是因为，不从属于传统经济体制的私营经济出现了。这些更有活力的经济单位进入市场之后，同样存在着寻找外贸机会的诉求，这种诉求使他们同样不惜代价地试图冲破体制障碍，挤入外贸机会众多的广交会，这种矛盾导致了各种关于广交会展位的故事出现。而由于浙江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所以这种矛盾显得格外突出。

其实，就广交会展位名额而言，不管在什么体制之下，由于中国如此之大的市场幅员，外经贸部只能把展位名额分配到省，然后再由省经贸厅根据具体情况分配给各个企业。这其中当然会包括外贸部门原有的专业外贸公司，然后才是受保护的名牌企业、规模企业。而一般具有自营进出口的企业，都需要向省的主管部门——外经贸厅申请。

这样就使这些外贸公司及其派生出来的更小的外贸企业手里掌握了相当多的订单。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订单其实掌握在外贸公司的各个部门，形成了一个既有外贸局面。在浙江，这些来自于外贸系统内部的订单十之八九在改革开放之后都脱离了从国有外贸公司到国有企业这样一个既定流程，而成为新兴的浙江民营企业的囊中物——因为到现在，除非有产业和技术的高度垄断，浙江的国有企业实在已经不多了。在竞争高度激烈的外贸产品领域，存在的国企更少——浙江出口的产品大量存在于纺织和日用轻工产品。而对于外商来说，产品竞争力和价格才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这正是国企在市场竞争中最薄弱的环节。

进而，从广交会出来的另外一大部分订单成了生机勃勃的浙江企业的另一种推进器：外贸公司因为各种原因把订单交给民企，当然这其中已经扣除了外贸企业自身的成本。这滋养了一大批加工型企业，并压低了它们的成本，使它们更加具有竞争力。一旦这些被外贸公司压低了价格的企业有了机会做大的时候，低成本使这些企业的产品有更大的竞争力，能够掌握更大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