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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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来有些画家、作曲家、诗人准备发起一项文艺复兴运动，而我在《文星》上写了几篇试探性的短文，遂引起文艺界某些人士的关切。一种意见在提出后，有了反应，无论如何总是好事，某些反应是善意的，例如方以直【1】先生在《征信新闻》上发表的文章。我们深为这种友情所鼓舞。
但是另有一些反应，虽早在我们意料之中，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有些人说，余光中要“回国”了，他那条现代诗的路走不通了，终于要向传统投降了。有些人说，在诗中用几个典故，或是发怀古之幽思，不得谓之认识传统。对于这些见解，我无意浪费蓝墨水，作无益的争辩。不错，我是要回来的，正如刘国松、杨英风、许常惠要回来一样，可是我并不准备回来打麻将，或是开同乡会，或是躲到汉家陵阙里去看西风残照。我只是不甘心做孝子，也不放心做浪子，只是尝试寻找，看有没有做第三种子弟的可能。至于孝子、浪子，甚至“父老们”高兴不高兴，我是不在乎的。
真正的“回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念怀乡，就可以即时命驾的。方以直先生说，他愿意在松山机场欢迎浪子回来。他的话很有风趣，可是他的原意，我想，不会是指那些在海关检查时被人发现脑中空空囊中也空空的赤贫归侨吧。
“回来”并不意味着放弃“西化”。“五四”迄今，近半世纪，“西化”的努力仍然不够，其成就仍然可怜。最值得注意的是：浪子们尽管高呼“全盘西化”，对于西洋的现代文艺，并无若何介绍。“回来”与“西化”是达到此一目的之手段之一。因此，如果有人误认为我们要放弃对于西洋文艺的介绍，那是很不幸的。
要介绍西洋文艺，尤其是文学，翻译是最直接可靠的手段。翻译对文学的贡献，远比我们想象的伟大。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国家只有翻译文学，而无创作文学。影响英国文学最大的一部作品，便是1611年英译本的《圣经》。许多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作家，如莎士比亚、班扬、济慈，都自翻译作品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然而翻译是一种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种很难的艺术。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将外文译成中文，需要该种外文的理解力和中文的表达力。许多“翻译家”空负盛名，如果将他们的翻译拿来和原文仔细对照，其错误之多，其错误之牛头不对马嘴，是惊人的。例如某位“名家”，在译培根散文时，就将divers faces（各种面容）译成“潜水夫的脸”。又如某诗人，便将dropping slow译成“落雪”，复将浩司曼（一译豪斯曼——编者注，后同）诗中的“时态”整个看错。原是过去与现在的对照，给看成都是现在的描写，简直荒唐。创作的高下，容有见仁见智之差。翻译则除了高下之差，尚有正误之分，苟无充分把握，实在不必自误误人。
翻译之外，尚有批评。批评之难尤甚于翻译。我们可说某篇翻译是正确的翻译，但无法有把握地说某篇批评是正确的批评。创作可以凭“才气”，批评却需要大量的学问和灼见。梁实秋先生曾说，我们能有“天才的作家”，但不能有“天才的批评家”。作家可以有所偏好，走自己的窄路；批评家必须视野广阔，始能综观全局，有轻重，有比例。换言之，批评家必须兼谙各家各派的风格，他必须博览典籍。台湾文坛的学术水准甚低，因此我们的文学批评也最贫乏。
要做一个够资格的批评家，我以为应具下列各种起码的条件：
（一）他必须精通（至少一种）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识。必须如此，他才能不仰赖别人的翻译。如果一个批评家要从中译本去认识莎士比亚，或从日文论述中去研究里尔克，那将是徒劳。（二）他必须精通该国的文学史。这就是说，他必须对该国的文学具有历史的透视。必如此，他对于某一作家的认识始能免于孤立绝缘的真空状态。必如此，他才能见出拜伦和颇普（一译蒲柏）的关系，或是康明思多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批评家必须胸有森林，始能说出目中的树有多高多大。（三）批评家必须学有所专。他要介绍但丁，必先懂得耶教；要评述雪莱，最好先读柏拉图；要攻击杰佛斯，不能对于尼采一无所知。一位批评家不解清教为何物而要喋喋不休地谈论霍桑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四）他必须是个相当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应该别具一种风格，而不得仅为表达思想之工具。我们很难想象，一位笔锋迟钝的批评家如何介绍王尔德，也无法相信，一个四平八稳的庸才能攫住康明思的文字游戏。一篇上乘的批评文章，警语成串，灵感闪烁，自身就是一个欣赏的对象。谁耐烦去看资料的堆积和教条的练习？
我不敢武断地说，台湾的创作不如西洋，但我敢说，我们的翻译和批评实在太少也太差了。要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水准和作家一般的修养，我们需要大量而优秀的翻译家和批评家。至少在往后的五年内，我们应该朝这方面去努力。
1962年
注释
【1】方以直即王鼎钧先生的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