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现代中文报道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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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电视是现代人的眼睛，而广播是现代人的耳朵，那么，报纸就应该是我们的千里眼兼顺风耳了。在时效方面，报纸每天出版一次，看得没有电视那么快，也不像广播听得那么迅速。可是映像和音波一纵即逝，太紧张太短暂了，不像报纸握在手里，当天固然可以从容阅读，事后也可以保存，留待将来参考。同时，报纸的价钱便宜，订一份报纸二十年的代价，比买一架电视机还要节省。电视机和收音机不免需要修理，报纸的读者没有这种烦恼。电视机和收音机，往往成为噪音的来源，报纸，却是最安静的大众传播工具。
比起电视和广播来，报纸确实是资历最久的大众传播事业。如果说，电视和广播更富于现代科技的精神，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报纸的文化背景比较悠远，文化气质也比较浓厚。在近代中国，报纸常常成为所谓“书生论政”的讲坛，梁启超、张季鸾的风骨已经成为我国报人的传统精神。可是目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知识的爆发，生活的繁复，使得书生的一枝笔无法面面兼顾。同时，民主时代的新闻报道和社会教育，要求的是客观和普及，更不容书生之笔在高速印刷机畔从容“生花”。中文报纸要把现代人的生活报道得客观而又普及，就不能不用所谓“现代中文”了。
什么才是现代中文呢？所谓现代中文，应该是写给现代中国人看的一种文字。这种文字必须干净，因为不干净就不可能客观，同时必须平易，因为不平易就不可能普及。一篇报道的文字，既不客观，又不普及，怎能忠实反映现代人的生活？不客观，就失去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普及，就失去了家喻户晓的民主意义。科学和民主，正是现代生活的两大支柱，不科学也不民主的文字，当然不能成为现代中文。
分秒必争的电视和广播，尤其是电视，为了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新闻报道给观众和听众，自然要用最直接最有效的口语。相形之下，报纸上使用的文字就显得太文了一点。事实上，目前中文报纸习用已久的不少语汇，都可以改得更浅白一些。像最近报上的一段消息：“‘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昨日表示，旅外学人回台任教时，如携带自用汽车入境，不能请求免税。”如果记者改写成：“‘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昨天说，学人回台教书，如果把自用汽车带回来，不能请求免税”，岂不是更加浅白易解？中国的文言好用重叠的同义字和四言成语，结果是宁可说“携带汽车”，不肯直说“带汽车”，宁可说“购置仪器”，不肯直说“买仪器”。像“携”和“购”这种字眼，不但语意太文，笔划也太复杂了，如果能够避免，何必自讨苦吃？再看下面一段消息：“百乐大厦二十五日连续发生两件窃案，大厦三楼毗邻的两家住户遭窃盗潜入，窃走价值五十余万元的珠宝饰物和现款。”里面的文言有必要吗？“遭窃盗潜入”一类的文言，非但诘屈聱牙，也不很通顺，念起来太可怕了。我们不妨把这段话改浅些，变成“百乐大厦二十五日一连发生两件窃案，小偷进入三楼两家隔壁的住户，偷走的珠宝和现款，值五十多万元。”
麦克鲁亨（Marshall McLuhan）曾经再三强调：“工具就是消息。”又说：“社会之形成，有赖于大众传播工具之性质者，甚于传播之内容。”报纸传播的工具既然是文字，平易浅近的白话当然应该渐渐代替艰涩拗口的文言。用白话来代替文言，不但是为了好懂，也是为了更接近现代人的观念和意识。文言里有许多词汇，不但深奥难懂，而且隐隐约约，包含了多少重官轻民尊卑必分的暗示作用。白话的用语，显然就缺少这方面的种种联想。白话和文言之分，正如现代公务员和封建时代官吏之分。美国内战的时候，毕克斯比太太的五个儿子都为国牺牲了。林肯写给她的那封有名的慰问信，译成中文，如果用白话，一定非常贴切，换了文言，恐怕就不容易保存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那种平易而又恳切的语气了。最近，台湾各地法院的公文渐渐有改用白话趋势，舆论的反映非常欢迎。这种变化，表面上是语文的改革，实际上却是意识的修正。因为公文用了白话，那种衙门在上刁民在下的训诲语气，就用不上来了。同样，报纸改用平易的白话后，不但可以普及大众，更可以在民主意识的培养上，收潜移默化之功。
也许有人要说，报纸舍文言而就白话，长此以往，俚浅的俗语取代了典雅的文言，传统中文里多少优美的字汇和辞句，岂不日久失传，湮没殆尽？长此以往，未来的中文岂不日趋单调、肤浅而狭窄？我的答案是：报纸既然是大众传播的工具，当然应以方便大众为前提。迅速、简洁、正确、客观、普及，这些都是新闻的美德。新闻的文体，平易清畅就已称职。至于更进一步，要创造优美、雅健或者雄伟的文体，那就涉及副刊、专栏和社论，是作家的责任了。作家的责任是创造，记者的责任则是报道。固然也有不少记者的笔下，出现了可读可诵的文章，那毕竟是意外的收获，对于高级的读者，算是一项可喜的花红吧。记者需要的，毕竟是倚马可待之才，不是闭门觅句之功。学术性的论著，或是文艺性的作品，应该保留酌量运用古典辞藻的权利，至于新闻报道，应该尽量使用白话。
当然，也有不少文言成语，像“每况愈下”、“望洋兴叹”、“莫名其妙”、“旁观者清”等等，早已家喻户晓，成为日常用语，口头尚且通行，笔下岂可废止？至于太过生僻的字句或典故，就必须避免了。新闻不是文学，因为前者以客观报道为贵，而后者常是主观的创造。可是仍然有一些报纸，无论在标题或是内文里，每每把两者混为一谈。结果是无尸不艳，有巢皆香。一个三流的演员死了，也是“一代佳人，玉殒香消”。任何女人偷了东西，必叹“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现实的丑，用文学的美来掩饰，变成了所谓“雅到俗不可耐”。同样地，“红杏出墙”、“使君有妇”、“季常之癖”、“河东狮吼”、“玉体横陈”，“不爱江山爱美人”等等成语，经常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或是花边新闻里，和电影广告的措辞遥相呼应，形成读者视觉的一大污染。像“玉体横陈”和“不爱江山爱美人”等等成语，出现在原来的古典诗赋里，本有讽喻之意，可是到了今天，“玉体横陈”已经成为黄色新闻的术语，而“不爱江山爱美人”竟用来形容并未误国的温莎公爵。
新闻报道滥用典故，至少有三个恶果。第一，如果是冷僻的典故，用意太深，一般读者无法接受，就有违普及之旨。不说“失火”，偏要大掉书袋，说什么“祝融肆虐”、“回禄之灾”，就未免太文了。第二，如果用得不当，扭曲了典故的原意，会给读者谬误的印象。文学的暗示性太强；新闻侧重客观的报道，应该轮廓分明，线条清晰才对。第三，许多优雅的古典辞句，到了今天，全都沦为陈腔滥调，不堪入目。见报率太频，经常跟内幕秽闻联想在一起，恐怕是一大原因。联想的反应已成必然，今天我们回头再去读杜甫的“问柳寻花到野亭”，李商隐的“花须柳眼各无赖”，或是叶适的“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简直像念打油诗，不可能不哑然失笑。
新闻的文体，一方面要从传统的陈腔滥调里解脱出来，另一方面，恐怕还要努力戒除洋腔洋调。报纸上的洋腔洋调，正如弥漫在文坛和学府的洋腔洋调一样，都是英文意识和翻译体影响之下的产物。我说“英文意识”，是指了解英文的人而言，至于“翻译体”，则指不解外文但接受译文语法暗示的人。文坛和学府的洋腔洋调，来自外文书籍的翻译。报纸的洋腔洋调，则来自外电的翻译。翻译一般书籍，可以从容推敲；翻译外电，为了争取时间，不能仔细考虑，如果译者功力不济，就会困在外文的句法里，无力突围。
请看下面的两个例子：（一）“正当一名不明身份的人宣读声明，声称陆军已决定接管政权时，达荷美国家电台正播放着军乐。”（二）“日本大藏省计划，当国会通过为避免日元再升值而设计的此一调整日本外贸关系的法案后，立刻实行此一降低关税及有关措施。”第一个例子里，显然包含了一个使用过去进行式的子句。可是在译文里，主句的“正当”和子句的“正”纠缠在一起，“宣读”和“播放”两个动词之间的关系，遂变得非常暧昧。同时，“宣读声明，声称（陆军如何如何）”一类的句法，也相当别扭。如果译者多为读者设想，也许会把这句话译成：“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宣读声明，说陆军已决定接管政权，这时，达荷美国家电台正播放军乐。”至于第二个例子，“日本大藏省‘计划’……”，计划干什么呢？啊，仔细一看，原来是要在“国会（如何如何）之后，‘立刻实行’（什么什么）”。在动词和受词之间，竟隔了31个字。这在中文的文法说来，就有点失却联络了。甚至在31个字的副词子句里，动词“通过”和受词“法案”之间，相隔仍长达23个字，这23个字，夹夹缠缠，竟形成了两段修饰语，修饰后面的受词“法案”。问题在于，读报的人大半很忙，谁能定下心来、慢慢分析一个欧化长句的结构呢？我认为，报上的文句，如果要读者重读一遍才能了解，就不算成功；如果竟要再三研读才有意义，那就整个失败了。富有翻译经验的人，也许还能猜出原文的结构，可是一般读者，只有茫然的感觉吧。面对这种复杂的长句，译者实在不必拘泥原文的结构。他不妨把长句拆散，然后重装。也许这句译文，可以改写如下：“日本大藏省的计划是，调整日本外贸关系的这项法案，原为避免日元再升值而设，只要国会通过，立刻就执行降低关税及有关措施。”
还有一种新闻译文，虽然不难了解，却也不太可读，毛病全在累赘。再举两个例子：（一）“一个二十三岁的纺织工人正确的猜对本周周末的十三场足球赛，中了巴西的足球彩票。”（二）“马科斯总统答复提出问题的记者说：‘情况严重，我已经要求将最新消息从越南发来给我。’”第一句中，“正确的猜对”是可笑的，只要说“猜对”就够了。第二句中，“马科斯总统答复提出问题的记者说”也是可笑的，因为“答复”两字原就是“问题”的反应，只要说“马科斯总统答复记者说，（如何如何）”，也就够了。
新闻的译文体，通常有一个现象，就是，句法是欧化的，用语却往往是文言的。句法欧化，因为译者的功力无法化解繁复的西式句法，只好依样画葫芦。用语太文，因为译者幻想文言比较节省篇幅。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为了千万人读来省力，宁可一个人译来费力。电视和广播的新闻报道，照说应该比报上的接近口语，容易听懂，可是事实上往往也有上述欧化句法文言用语的现象。电视和广播的历史比报纸要浅，在这方面也许是受了报纸的影响吧。
197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