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系这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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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外文系的学生，现在我是外文系的教授，可是在自己的感觉里，我永远是外文系的学生，我学的是这一行，迷的也是这一行。三位一体，我的快乐便在其中。对于自己当初的抉择，我从未懊悔过。
我曾经考取过五家大学的外文系，北大、金大、厦大、台大、师院（即师大前身）。北大没有进成，因为当时北方不宁，可是对于考取北大这件事，直到现在，我还保持一份高中生的自豪。师院也没有去。因为同时考取了台大。不过和师院的缘分，并未因此断绝；自从做讲师以来，我始终没有脱离过师大。梁实秋先生对英千里先生尝戏谓我是“楚材晋用”。楚人显然不急于收回这块“楚材”，因为我回到母校去兼课，已经是毕业后十四年的事了。至于“晋用”，也有一段“秘辛”：我任师大的讲师，先后垂八年之久，这在儒林正史上虽然不算最高纪录，相去恐亦不远了。“蹭蹬”了这么久，事实上还是该怪自己不善于填表格，办手续。最后，还是先做了美国的副教授，才升为中国的副教授的，“楚材晋用”变成了“夏材夷用”，很有一点“远交近攻”的意味。
我的外文系老师，包括英千里、苏维熊、黎烈文、梁实秋、赵丽莲、曾约农、黄琼玖和吴炳钟。最前面的三位不幸作古；最后面的一位是电视名人，他的一张“娃娃脸”很是年轻。“吴炳钟也教过你吗？”是朋友们常有的反应。
不过，在语文上影响我最大的，大得使我决定念外文系的，却是在中学时代教了我六年英文的老师孙良骥先生。他出身金陵大学外文系，发音清畅，教课认真，改起卷子来尤其仔细。在班上，他对我一直鼓励多于呵责，而且坚信自己的这位学生将来一定会有“成就”。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少年时代的恩师是不是还在大陆甚至还在世上，已经十分渺茫，虽然直到此刻，他的教诲，和严峻中透出慈祥的那种神情，犹回荡在我的心中。时常，面对着自己满架的著作和翻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把这些书亲手捧给老师看。
现在轮到自己背负黑板，面对下面的青青子衿，不免有一种轮回的感觉。轮到自己来教英诗，恰恰也在台大文学院楼下的那间大教室。一面朗吟莎翁的十四行，一面打量左边角落里的那位学生，可是我并没有看见她，我只是在搜寻自己，十六年前坐在那座位上的自己，一个不快乐其实也并不忧愁的青年。一面朗吟，一面在想，十六年前坐在这讲台上的英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讲到这一首的时候，他的诠释是什么？
十多年来，我教过的科目，包括英国文学史、比较文学、散文、翻译、英诗和现代诗，尽管自己写的是现代诗，最乐意教的却是古典的英诗。一位充实的学者未必是一个动听的讲师：后者不但要了然于心，而且要豁然于口。一位成功的讲师应该是一个巫师，念念有词，在神人之间沟通两个世界，春秋佳日，寂寂无风的上午，面对台下那些年轻的脸庞，娓娓施术，召来济慈羞怯低回的灵魂，附在自己的也是他们的身上。吟诵之际，铿然扬起所谓金石之声，那真是一种最过瘾的经验。一堂课后，如果毫无参加了召魂会（séance）的感觉，该是一种失败，诗，是经验的分享，只宜传染，不宜传授。
诗人而来教诗，好处是以过来人的身份现身说法，种种理论，皆有切身经验作为后盾。缺点至少有二：第一，诗人富于经验，但不尽巧于理论；长于综合，但不尽善于分析，也就是说，作家未必就是学者。第二，诗人论诗，难免主观：风格相近，则欣然引为同道；风格相远，则怫然斥为异端。知性主义的名诗人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的引言中曾说，雪莱的诗，他一首也不喜欢，虽然他明知雪莱是大诗人。知道诗人有这种偏见，我在讲授英诗的时候，就竭力避免主观的论断，在时代和派别的选择上，也竭力避免厚此薄彼甚至顾此失彼的倾向。我的任务是把各家各派的代表人物介绍给学生认识，至于进一步的深交，就有待他们的“慧根”和努力了。
文学教授私下交谈，常有一项共同的经验，那就是，无论你多么苦口婆心或者绣口锦心，台下俨然危坐的学生之中，真正心领神会的，永远只有那么三五个人。对于其余的听众，下课的钟声恐怕比史云朋的音韵更为悦耳吧。“但为君故，沉吟至今”：事实上，只要有这么三五个知音，这堂课讲得再累，也不致“咳唾随风”了。
几乎每次演讲，都有人会问我，英诗，或者一般的英国文学，该怎么研读。如果他是外文系的学生，我会为他指出三条途径。如果他志在语言而不在文学，则欣赏欣赏便可。如果他要做一位文学的学者，就必须博览群籍，认真而持续地研究。如果他要做一位作家，则他只要找到能启发他滋润他的先驱大师就行了。对于一位学者，文学的研究便是目的；研究成功了，目的便已达到。对于一位作家，文学的研究只是一项手段；研究的心得，必须用到未来的创作里，而且用得有效，用得脱胎换骨，推陈出新，才算大功告成。要做学者，必须熟悉自己这一行的来龙去脉，行话帮规，必须在纷然杂陈的知识之中，整理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要做作家，可以不必理会这些；他只要选择自己需要的养分，善加吸取便可。学者把大师之鸟剥制成可以把玩谛视的标本，作家把大师之蛋孵成自己的鸟。
二十年来，台大外文系出了不少作家，形成了一个可贵的传统。其他大学的外文系，产生的作家虽然少些，可是仍然多于中文系。平均说来，中文系如果出了一位作家，外文系至少要出六七位。中文系面对这个现象，有一个现成的答复：中文系不是作家的培养所。诚然诚然。可是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难道外文系就是作家的培养所吗？同样都无意培养作家，为什么外文系柳自成荫呢？原因固然很多，我想其一可能是外文系没有所谓道统的包袱，文学就是文学，界限分明，无须向哲学和史学的经典俯首称臣；其二可能是外文系研究的对象，既然是外国文学，则训诂考据等事，天经地义该让外国学者自己去做，我们乐得欣赏辞章，唯美是务；其三可能是研究外国文学，便多了一个立脚点，在比较文学的角度上，回顾本国的文学传统，对于庐山面目较易产生新的认识，截长补短，他山之石也较能用得其所；其四可能是，外文系接受的，既然是“西化”的观念，一切作风理应比较民主、开放，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较有弹性，略多沟通吧。
尽管如此，作家仍属可遇难求，我们无法责成外文系供应作家，但至少可以要求外文系多培养一些学者，譬如说，外文系就应该多出一些批评家。至于翻译家的培养，当仁不让，更是外文系的天职。今日文坛的学术水准如要提高，充实这两方面的人才，应该是首要之务。文学批评如果是写给本国人看的，评者的中文，不能文采斐然，至少也应该条理清畅。至于翻译，那就更需要高水准的中文程度了。不幸中文和中国文学的修养，正是外文系学生普遍的弱点。我国批评文体的生硬，和翻译文体的别扭，可以说大半起因于外文这一行的食洋不化和中文不济。这一点，外文系的学生要特别注意。理论上说来，外文系的人凭藉的是外文，可是实际上，外文出身而业翻译的人，至少有一半要靠中文，外文系的翻译一课，系方和学生似乎都不够重视，其实它日后对学生的影响非常重大。同时，这一课的教授，绝非仅通英文的泛泛之辈所能胜任。
我国文化的传统，由于崇古和崇拜权威，颇有鼓励人“述而不作”的倾向。目前大专教授升等，规定只能凭藉论述，而不得用创作或翻译代替，正是“述而不作”的心理在作祟。事实上，中文、外文、艺术、音乐、戏剧等系的教授，能够不述而作，或是述作俱胜，不也同样可以鼓舞学生吗？中文系如果拥有一位李白或曹霑，岂不比拥有一位许慎或钟嵘更能激发学生的热情？同时，与其要李白交一篇《舜目重瞳考》式的论文，何不让他多吟几篇《远别离》之类的杰作呢？
外文系和上述的其他各系一样，如果永远守住“述而不作”的阵地，只能算是一种消极的姿态。假设有这么一位狄更斯的权威某某教授，把他生平所学传授给高足某某，这位高足去国外留学，专攻的也是狄更斯，回到国内，成为狄更斯权威二世，二世的高足出国留学，回到国内，成为狄更斯权威三世……师生如此相传，成为外国传统忠诚的守护人，这样当然很高级，也很够学术，问题在于：这样子的“学术轮回制”究竟为中国的小说增加了什么呢？上述其他各系的人也不妨反躬自问：他们为中国的这一种艺术增加了一些什么？以音乐系为例，多年来一直是三B的天下，现在可能加上巴尔托克、贝尔克和巴尔伯，可是中国的现代音乐在哪里呢？小市民听的是国语歌曲，知识青年听的是西方的热门音乐，学院里提倡的是西方的古典音乐。少数的作曲家如许常惠等，确是在创造中国新音乐，可是一般人不要听，而要听的少数却不常听得到，成为济慈所谓的“无声的旋律”。
“我为中国的新文学做了些什么？”各说各话，自说自话的结果，我只能提出这么一个问题，献给同行，也用以质问我自己。
1972年元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