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我们的小说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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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因州，城堡石镇

我把4岁的儿子抱到床上，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低声说：“爸爸，床下有怪物，帮我看看。”为哄他开心，我俯身看去，却看见他，另一个他，在床底下盯着我，颤抖着小声说：“爸爸，我床上有个人。”

每年万圣节，这个只有两句对话的恐怖故事都在网上疯传。我用寥寥几个字就把一个恐怖想法植入了你的脑海，营造出一个思维场景。（关于这个故事，网上流传着不同的版本，措辞略有差异，但我找不到原始出处。同一个故事存在不同版本，恰恰表明不同的人形成了集体思维，堪称蜂巢思维的完美体现。）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想象两个生动的人物形象（故事中的“我”和“儿子”），想象一个完整丰富的背景以及一个恐怖的场景。在我为你营造的恐怖氛围中，你是不是想到了小夜灯？是不是看到了小孩子穿的睡衣？是不是听到了小孩子那种微弱颤抖的声音？我敢打赌这些都出现在了你的脑海里。

斯蒂芬·金在《写作这回事》（On Writing）一书中，把写作描述成一种心灵感应的行为。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在书中给读者描述了一张图片：一只白色的兔子被关在一个笼子里，背上刷着一个蓝色的数字8。这是斯蒂芬在20世纪90年代末一个大雪纷飞的12月清晨所写的，但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我在近20年之后一个7月的下午看到了这张图片，我那只黑色的宠物狗正依偎在我的脚旁。我依然能够理解斯蒂芬当年通过文字描述表达的图像。现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阅读这本书（也许是在机场，也许是躺在沙滩上），我又向你描述了这张图片，相信你也能获得准确的图像理解。但正如我们在本章将要看到的那样，用文字将思想和图像从一个头脑传递到另一个头脑的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可爱的小把戏。这种思想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以及跨越不同大脑的跳跃，可能塑造了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绝大多数认知。

在这一章，我将努力说服你相信一个事实，即虽然我们自身拥有对世界的直接体验，但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更多地是由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塑造出来的。正如上一章所讨论的那样，我们不仅在群体环境中实现同步和联合，构建一种集体体验，而且我们对于现实以及世界运转方式的理解都是由整个社会共同塑造的，而不是由个体塑造的。

我们通过交谈、正规教育和网络媒体等渠道来达成这些共识。但如同我们以“讲故事”的方式开启本章一样，我接下来想先探讨一下“讲故事”这个渠道，因为这是我们建立文化体系、社会规范和现实认知模式最基本的渠道之一。

我们的集体图书馆

在《如何谈论你没读过的书》（How to Talk About Books You Haven’t Read）一书中，文学教授皮埃尔·巴亚德认为，我们除了拥有对自己一生都很重要的“私人图书馆”外，我们还与其他人共享一个“集体图书馆”。我们的“集体图书馆”由我们所处的文化社群普遍看重的书籍构成。了解这个文化社群如何看待这些书籍、如何看待它们同人类的关系，比孤立地去阅读任何一本书都重要。即使你从来没有读过《罗密欧与朱丽叶》，但你依然可能知道它与一段注定失败的恋情和两个相互斗争的家族有关。故事的思想、人物形象和情感交织在一起，造就了我们对于故事意义的共同认知。

这种文化渗透现象在现实中有真实的事例。作家、表演艺术家杰德·希尔万在脸书上向他的朋友和粉丝发起了挑战。挑战是这样的：粉丝可以上传《权力的游戏》中任何一个角色的照片，而杰德则可以说出这个角色的名字和角色的背景信息。事实上，他从未读过原著也没看过这部电视剧，只不过从观察到的对话和社交媒体的帖子中获取了一些细节。有几个名字他没猜中，但不多，其他大部分细节都准确无误。

比如，杰德·希尔万对扮演琼恩·雪诺（Jon Snow）的基特·哈灵顿（Kit Harrington）的照片的反应是：“哦，琼恩·雪诺，人们喜欢他，因为他有一头油亮的深色头发，而且喜欢沉思。他去了北方，看到雪僵尸，被吓得惊慌失措。他有一只白色的狼，名字叫白灵。他死后，大家都崩溃了，不过后来他又复活了，我觉得他的复活与那只有魔力的狼有关，但具体不清楚。”事实上，杰德·希尔万连《权力的游戏》的一个字都没读过，也没看过一集电视剧，但是多亏了“蜂巢思维”的效应，这个故事进入了他的意识。

通过阅读叙事类、情感类的小说，我们或许可以发现自己和其他人拥有一样的内心世界。《人权的发明》（Inventing Human Rights）的作者、历史学家林恩·亨特认为，阅读文学故事有助于提升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以小说形式呈现出来的文学作品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肤色深的人和肤色浅的人虽然存在外表差异，但内心深处却包含着相似的感情、思想和忧虑。对亨特来说，阅读过程的关键在于故事情节和人物角色带来的“情感卷入”效应。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它们如何打动人心相比则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正是这些情感重塑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

令爱书人兴奋的是，早期的研究证实，沉浸于阅读小说的时间与同理心、人际关系敏感度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爱阅读的人在调查问卷中的得分较高，从陌生人眼中读出微妙情感的能力也较强。比如，在实验中，参与者在阅读一篇描述一个其他民族的年轻寡妇身处险境的短篇小说之后，在观看一张面部表情的照片时，可能会将其视为不同种族融合的结果，并且评估不同种族的人出现基因重叠的概率更高，这也许是因为阅读故事模糊了自我和他人之间的界线。最近一些研究对于在实验中短时间阅读小说是否能增强人们的同理心提出了质疑。但我认为，对于在一生中都保持深入地阅读小说的人来说，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虽然那些实验无法验证短时间阅读的效应，却发现终身阅读和同理心之间确实存在相关性。（关于终身阅读与同理心的关联，当然是同理心较强的人更有可能多读书。）

虚构的故事不仅会塑造集体思维，还会影响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决定和行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电影《大白鲨》，它创下了票房奇迹，但对随后那个夏天的海滩旅游业而言，却产生了致命后果。（我可以找到许多文章声称在《大白鲨》放映之后的那个夏天，海滩旅游业大幅下滑，但非常奇怪的是，确凿的统计数据或研究似乎无法追踪到。到底是最初的发现湮没在了岁月风尘中，还是我们仅仅集体臆断一定发生了这种事？）正如作家乔·奥康纳（Joe O’Connor）所言，它“给人们的心灵留下了咬痕”，精神创伤带来的冲击严重到影响人们的暑假计划。

皮埃尔·贝亚德将我们“内心的书”称为一套理解世界如何运转的理论。正是它们支撑着我们的文化社群和我们内心那个“集体图书馆”。我想说的是，“内心的书”不仅包括虚构的作品，还包括科学、政治、历史，所有领域的知识都受到文化蜂巢的影响。

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理论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人类的行为是理性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各种论文、会议、理论都建立在这一蜂巢框架内，很多研究都假定这是正确的。但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许多推理盲点，结果发现我们经常依赖情绪和存在瑕疵的规则来做决定，而不是仔细思考每件事。这种研究催生了行为经济学，改变了经济学理论的“蜂巢思维”，涌现出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蜂巢思维有时也会失灵

有时，我们从蜂巢思维借鉴的叙事是失败的。这种情况揭示了我们对于世界如何运作的认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更加依赖于集体认知，而非我们的直接经验。比如，你或许能够谈论没有读过的书，偶尔也会暴露你的无知。比如，在线杂志《电子文学》的主编杰西·齐默尔曼在推特上分享说，她的男朋友认为矮种马就是小马驹。粉丝在回复中分享了他们关于世界的有趣误解。之后，她倡议粉丝们都来分享自己那些与荒谬误解有关的故事。

随之而来的逸闻趣事弥足珍贵。有些粉丝的丈夫认为孩子出生时就有满口牙齿；有些粉丝的朋友从小就认为宾夕法尼亚和特兰西瓦尼亚是同一个地方；有些男性以为短裙和连衣裙指的是同一种衣服，只是长度不同。令人惊讶的是，非常多的帖子与蛋黄酱有关。比如，有人误以为它是一种乳制品，有人误以为它与芥末混合之后就会变成一种毒药，有人误以为它是一种老土豆被挤碎之后的产物。这些陈述很容易令人发笑，但它们也表明，我们的大部分认知都是二手的，来源于集体知识，而且往往是错误的。

集体认知误导我们的另一种表现是，尽管最充足的证据摆在那里，但我们仍然坚持错误，仅仅因为这个错误的故事是如此令人不可抗拒，或者因为它从另外一些方面与我们的世界观、偏见、恐惧或假设相符。这种例子有很多，略举几个，比如常规疫苗导致自闭症，我们只利用了大脑的10%，旧石器时代的吃饭方式是最健康的，等等。接下来我想谈一个令我感到十分震惊的集体认识。

健康学家艾米莉·纳格斯基在《真我如初：让性生活焕然改观的新科学》一书中，分享了“处女膜通常不会破裂，也不是童贞标志”这一信息。处女膜是一层薄膜，覆盖阴道口下缘。和人类生殖器的其他部分一样，不同女性的处女膜也存在显著差异。有些顺性别的女性根本没有处女膜，有些在青春期消失，有些能持续到中年，甚至更久。但根据艾米莉的说法，处女膜不会像封条一样破裂，处女膜的存在与否并不能表明一个女人是不是处女。处女膜可以撕裂或擦伤，但如同身体的其他许多部位一样，处女膜也可以愈合。处女膜通常也不流血，首次性行为导致出血的更常见原因是阴道擦伤。

虽然不乏科学证据，关于处女膜的错误认知依然存在。人们误以为处女膜是童贞的标志，处女膜完整的女性不可能被强奸过，而失去童贞是一种耻辱。直到今天，世界上仍有一些地方在验明处女身份，医生会对处女膜是否完整进行评估，而错误的结果可能会导致暴力或死亡。更有甚者，一些人选择请整形外科医生用手术修复处女膜。

这种错误的蜂巢思维的传播途径包括文学作品、宗教实践、校园性谣言等。蜂巢思维就是这样影响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塑造我们内心深处对于现实的感知，与我们的知识或意志无关。

社会规则：主导我们应该如何行动

蜂巢思维对我们的行为施加影响的另一种方式是塑造我们的观念，让我们明白哪些行为是被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被允许的。这些基于共同社会认知的行为规则被称为社会规范。一些社会规范以法律的形式被明确地编纂了出来，比如你可以同哪些人结婚，你可以在哪些地方放松一下而不会惹麻烦，等等。很多规则是通过比较微妙的、非正式的方式传播的。关于世界运作认知的蜂巢思维，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获取了大量社会规则。比如，当你进入电梯后，要面向电梯前方；在图书馆时要低声细语，但在摇滚音乐会上则可以大喊大叫；你和你的祖母或儿时最好的朋友打招呼时，会搂着他们，并用自己的身体挤一挤他们，但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和你的高中校长或异性同事打招呼。

我们会竭力要求自己与他人的行为保持一致，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迎合他人的期望。比如，如果我们注意到电视上那些魅力四射的女性越来越多地留起了大波浪卷发，我们往往也会开始效仿，买一个烫发器把自己的头发烫成波浪卷；如果我们在脸书上看到的一半的内容都是名人和好友往自己头上浇冰水的视频，我们也会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想往自己头上浇冰水。我们在亦步亦趋地融入其他社会成员正在排着的队列。

有趣的是，就管理人们的行为而言，真实社会规范（“大多数人做什么”）的作用往往逊于人们对社会规范的主观感知或者人们如何看待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比如，你家附近在做废旧资源回收利用的人真正有多少并不是多么重要，更加重要的是你认为有多少人。

总的来说，这些规范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文化支柱。杜克大学语言学家、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认为，当我们开展合作的群体越来越大时，文化就出现了。我们首先形成了他所说的“共享意向”（shared intentionality），即与他人开展合作并理解共同目标、共同意图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共享意向”演变成了“集体意向”（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特定群体的规范和道德被更大的社会群体吸收接纳，演变成了一种自动化的行为范式，因为随着我们的协作团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再也无法跟踪某个个体，也无法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信任他们。我们需要的是属于我们“部落”的标记，而不是隔壁部落的标记，于是，独特的人类文化就这样诞生了。饮食、衣着、信仰和说话的方式标志着你的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区别。比如，“这是我们捕捉猎物的方式”“这是我们建造居所的方式”等等，凸显出“我们”与其他人的区别。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我们的社会规范。

与此相关的是，人们的行为不仅受制于自己对整个文化群体内大多数人行为方式的看法，还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所属的亚群体或亚文化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如果你发现社交网站上对冰桶挑战翻白眼者多于跟风者，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分享一个讽刺跟风者的视频，而不是发布一个自己往头上浇冷水后被冻得牙齿咯咯作响的视频。

社会神经学家马修·利伯曼提出了一个颇具煽动性的观点，即社会规范之所以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是因为我们自己首先存在这样的意向。比如，我们自己首先想到了要把头发烫成波浪卷，或者首先想到了把冰桶里的冰水倒到自己身上，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这么做之后，才决定效仿。他提供了大量的行为学和神经科学证据，表明我们的自我意识发挥着类似于某种“特洛伊木马”的作用，允许人类共享的一些价值观潜入我们的意识，影响我们的行为，并且令我们相信这自始至终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他写道：“仅仅意识到自己所属群体的信仰和价值观是不够的，如果它们要指导我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先把它们接纳为自己的东西……构成我们自我意识的很多东西都是在黑暗的掩护下，从外面偷偷溜进来的。”

最后，我们还比较容易受到与我们在人脉上有交集的人以及领导人、名人等的影响。在广告和营销行业，后面这种情况比较为人熟知。这两个行业热衷于迎合那些在社交平台上拥有大量粉丝的名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意见领袖”。厂家会免费送给他们一些产品，甚至支付全部费用请他们前往某个度假胜地，这样他们在网上发帖子的时候，就会提到自己正在使用的产品，或者发布这些产品的图片。

社会规范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实现转变呢？事实证明，一个社群内的一小部分人可以对整个社群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社群内享有较高地位的人。一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巧妙的实验，测试一个社群内部多少成员接受一种新的社会规范，才能让整个社群接受这种新规范。结果，他们发现，大约1/4的人接纳新的社会规范，就能达到这种效果。换言之，让一个社群放弃一种社会规范，转而采纳另一种社会规范的临界点低得惊人，只有25%。凡是采纳新规范的成员在其社群中所占的比例低于这个数字，社群的标准都不会改变；超过这个数字，标准就会发生转变。这个数字符合其他社会科学家根据数学模型做出的预测，也符合其他来源的数据，比如商业实践案例研究得出的数据。

科学传播者埃德·扬（Ed Yong）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关于这个实验的文章，他认为，“只要达到一定的临界点，一小群人就可以颠覆已经确立的社会习俗。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曾经得到广泛接受的事物很快就会变得不可接受，反之亦然” 。为了印证这个观点，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包括美国人对同性婚姻、公共场所禁烟以及大麻合法化的看法。在这个实验中，社会规范是一种相对中立的规范，大多数社会规范承载的信息更多的是历史、政治和身份方面的认同。虽然人们具备坚持现状的强大力量，临界点也只需移动到30%左右。也就是说，即便一个规范在一个社群内部根深蒂固，也只需有30%的成员接纳新规范，就能颠覆旧规范。

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实施一些相应的策略，专门利用消费者对社会规范的感知来影响他们的行为。比如，电力公司可能会向你发送一份将你家用电量与邻居用电量做对比的报告，并且附上一个闷闷不乐或悲伤的表情，以表明你消耗的电量超过社会规范。他们希望以此让你重新感知一下自己的行为与社群其他成员的行为是否一致，从而促使你改变自己之前的行为方式（促使你减少用电量）。

有些社交暗示会适得其反，这取决于它们的呈现方式。一份研究报告发现，有一个宣传标语，本意是让人们以盗窃森林中的石化木材为耻，实际上却提高了石化木材的盗窃率。这项报告的作者总结道：“在‘看看这些人，他们都在做不受欢迎的事情’这种宣传标语中，隐藏着一种强大的、削弱规范的信息，即‘这些人都在做这种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是为了批评那些做出不当行为的人，却不经意间暗示着这种不利于社会的行为反倒成了一种社会规范。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通过蜂巢式的思维传播，不仅影响了我们社交网络中的人，也影响了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谋面的人。正如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富勒（James Fowler）在《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Connected: How Your Friends’ Friends’ Friends Affect Everything You Feel， Think， and Do）一书中所写的那样，“好像我们可以感受到周围社会的脉搏，并对它的节奏做出反应。作为社交网络的一部分，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超越了自身，成为更大网络的一部分，与自身之外的其他人建立了联系”。

我们建立这些联系的部分方式是通过讲故事。

故事：我们最自然的思维方式

社会规范的传播方式包括法律制度、我们对别人的正常行为的感知以及领袖和名人的榜样。我们的社会规范也由我们听到、看到的故事和小说蕴含的道德理念所塑造。我们理解世界最原始、最基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故事，或者说叙事。

心理学家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和罗伯特·阿贝尔森（Robert Abelson）认为，故事是我们“最自然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语言知识的存在是为了记住过去、理解现在、预测未来以及与他人分享信息。

语言知识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讲述”。

在心理学导论课上，初学心理学的学生都被告知记忆可以分为不同类别，其中一种分类法将记忆分为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内隐记忆可以悄然影响你的行为方式，而你清醒的大脑却意识不到这个过程。当你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时，你肌肉组织的精准变化就是受到内隐记忆的影响。当你闻到祖母的香水时，会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也是受到内隐记忆的影响。外显记忆又可以细分为“情景记忆”（或者“自传体记忆”）和“语义记忆”（或者“事实记忆”）。在教学生理解它们的差异的时候，我会拿出一棵大树的图片，告诉学生说，所谓“情景记忆”，指的是这个图片会让你回忆起你结婚的那一天，因为婚礼是在一棵树下举行的；所谓“语义记忆”，是指这个图片会让你想到“常绿乔木”和“落叶树木”之间的差异。记住你去年情人节做了什么属于“情景记忆”，而记住圣瓦伦丁是谁则属于“语义记忆”。

但罗杰·尚克和罗伯特·阿贝尔森例外。他们认为认知心理学的这一基本原则其实是错误的，并不存在“语义记忆”这种东西。即使有些记忆看似属于“语义记忆”，但它们实际上是由故事组成的，也属于“情景记忆”的一部分。比如，当你说“我出生在纽约”的时候，说明你认同并回忆起父母告诉你的一个故事，即你出生在纽约。纽约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作为一个州，纽约没有自然的边界，只有人为划定的边界。我们认同“纽约”的故事，认同一条线界定了这片土地的边界，这个边界线决定着治理方式的差异，边界这一边与那一边虽然距离只有几英尺远，但治理方式存在一定差异。我们之所以认同这个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决定的，而历史除了一长串环环相扣的故事之外，还剩下什么呢？

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庆祝我哥哥订婚的大型家族聚会，正巧一个思想非常自由的朋友问同桌的一个小女孩儿正在学校学什么。小女孩儿回答说正在纪念美国。他回答说：“哦，小宝贝，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国家这种东西。”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既好笑又奇怪，但当你真正停下来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句话的确有道理。“国家”整个概念都是由我们的思维模式、法律、获得公认的政府以及社会惯例包装起来的。

我们也给自己讲述住在纽约的那些人的故事。如果你告诉别人你是在纽约或内布拉斯加长大的，就会改变别人对你是哪一种人的预测和估计。但事实上，一名在华尔街从事金融工作的女子和一名在伍德斯托克灵修的男子虽然都住在纽约，但他们之间很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即使知道这两个个体的更多事实，我们依然不清楚他们究竟是谁。我们听到的别人的很多故事都是刻板印象，或者是根据他们所属的社会群体而对其性格所做的假设。

我们之所以对某些群体的人形成刻板印象，是因为在电视节目、小说和商业广告等为人们共同修筑的“集体图书馆”里面，这些群体往往与某些特征联系在一起。在我们虚构的故事中，律师总是冷酷无情、衣着光鲜，金发碧眼的女人总是智商低却魅力大，男同性恋者总是轻浮却有趣。我们对社会群体的许多联想所造成的危害比这些例子要大得多。比如，习惯性地将某些种族与暴力或自甘堕落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与属于这些群体的成员产生了内隐联想，从而导致这些社会群体的成员在找工作、申请抵押贷款和约会时都会受到不利影响。我们的内隐联想被带进了所有社交中，并嵌入我们共享的知识结构之中。

我们的政治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有的是关于世界是如何构建的，有的是关于哪些价值观应该置于首位的。正如罗杰·尚克和罗伯特·阿贝尔森所指出的那样，“世人有好有坏，坏人试图利用非法方式造成一种邪恶的状态。只有当好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发动一些旁观者（这些人面临被坏人引诱的危险），并朝着光荣的胜利前进时，这一切才能避免”。拜托，一定要记住这个故事的梗概，因为它会在接下来的几页中反复出现。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究竟如何进化成知名奇幻作家特里·普拉切特所说的“会讲故事的猿”？接下来，我们将采访一位进化生物学家，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第2章 我们的小说与我们自己

第2章我们的小说与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