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小说与蜂巢思维

《蜂巢思维：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进化论、小说与蜂巢思维,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我读研究生一年级的某个下午，我回到家，打开电子邮件，删除了一堆垃圾邮件和大学公告，然后注意到一封来自陌生人的邮件，这个人名叫吉姆伯利·诺里斯·拉塞尔（下文简称“吉姆”）。我打开邮件，开头是这样的：“我通常不习惯给完全陌生的人发邮件，但现在是绝望的时候。”十多年后，这句话成了我们友谊中的名句。

吉姆接着说，她与我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她俩会花几个小时仔细分析小圈子里颇受欢迎的电视剧《吸血鬼猎人巴菲》的最新剧情。但这个朋友最近不再看电视了，吉姆渴望有一个新的聊天伙伴。于是，这个朋友就把我介绍给吉姆了，因为我也是这个电视剧的粉丝。

我和吉姆就这样认识了，准确地说，是开始彼此发邮件了。我们搜集证据，激烈地辩论。在探讨这些琐碎剧情的时间里，我们仿佛在解决几个棘手的全球性冲突一样。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这部电视剧前六季都很成功，但之后就没了（虽有第七季，但我不承认它）。我们也从青年学生变成了拥有全职工作的妈妈，没时间去狂欢式地写冗长的电子邮件了，但又想保持联系，于是，我们开始互发语音文件（我们称之为“音频”），讨论日常生活的琐事，也会围绕一些话题展开激烈争论，比如是否应该让孩子看电视，如何教育孩子；比如《权力的游戏》本质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故事还是一个贬低女性的烂片；比如性别差异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一种文化产物。在记者丹尼尔·伯格纳出版《女人到底想要什么》一书之后，我们甚至将辩论内容发到了博客上，而且《今日心理学》杂志还刊登了我们的谈话内容。这是我博客里面阅读量最大的一篇文章。

在考虑为这一章去采访谁时，我想到了吉姆，不仅因为我们的友谊最初就是通过社交技术建立的，还因为她是一位进化生物学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可以与她讨论我们社会性的进化问题。我通过语音询问她关于进化生物学的观点：为什么故事会深深地刺激人类的好奇心和认知过程？疯狂追剧与我们的社会性以及向“双重人”的进化具有什么联系？

吉姆指出，在动物王国里，你很容易观察到动物也具备人类的很多特征和能力，但有例外，那就是人类具有社会性、互惠性，并能够理解他人的心理状态。在心理学中，我们经常用“心智理论”来描述这种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了解他人的生活经历，认识到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感知、知识和偏见。我们可以把别人的思想理论化。这种能力让我们产生了同理心，期望减少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社会运转。关于这种能力如何进化以及为什么会进化，吉姆推荐我参考一下人类学家、灵长类动物学家莎拉·布莱弗·赫迪所做的研究及其著作《母亲和他人：相互理解的进化起源》（Mothers and Others: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赫迪基本赞同本书提到的其他专家的观点，但对“进化过程注定人类是一个暴力族群”这一点有异议。她指出，在资源极度有限的原始社会，迁徙成本远低于为了土地等资源开展激烈斗争的成本。她在人类学历史中也看不到人类在早期进化历史中开展大规模战争的记录，并指出现代狩猎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追求平等，淡化竞争，防止社会结构破裂，本能地疏远、羞辱、排斥或杀死那些具有吝啬、自大或反社会行为的人”。赫迪认为，我们每个人利用获得食物、照顾孩子、寻求住所的能力，构建了一个共享和互助的网络，这是一张社会关系网，如果我们摔倒了，这张网能兜住我们。

为了评估人的社会性是如何进化的，与人类拥有共同祖先的黑猩猩和倭黑猩猩堪称很好的研究对象。这两种动物与人类基因的接近程度大致相当，在600万年前与我们有共同的祖先。赫迪指出，人类目前掌握的进化证据主要集中在黑猩猩身上，认为根据黑猩猩的部落性、竞争性、暴力性及阶级性可以看出早期人类的影子。然而，由于我们对倭黑猩猩的关注较少，所以对其了解也较少。但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表明，与黑猩猩相比，倭黑猩猩显得更乐于合作，更注重平等，对存在竞争关系的部落成员态度更温和，更愿意分享食物，性行为也更开放。如果我们用倭黑猩猩作为共同祖先的模型，那么我们对于人类进化的叙事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会发现我们的认知又一次受到了在蜂巢思维中占据上风的叙事的限制。

但无论我们是参照黑猩猩还是倭黑猩猩来探寻人类远古祖先的模式，在进化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我们的社会情感比这两种动物都要复杂得多，而且可能比我们共同的祖先还要复杂。是什么让人类走上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赫迪对这些证据的解读是，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人类开始以组成大群体的方式抚养孩子，互相合作，把脆弱的婴儿抚养成茁壮的成人，她将这种现象称为“替代父母行为”。她根据从遗传学到内分泌学再到考古学的大量证据，论证了人类社会性的起源，并指出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心智理论可能与人类向多个照顾者寻求关怀的行为密切相关。无论向父母以外的人寻求关怀是不是心智理论赖以形成的驱动力，理解和关注别人内在动机的能力无疑是人类的一种显著特征。

正是得益于这一至关重要的能力，吉姆将我们在虚构故事方面的动力归因于我们不仅想要阅读或欣赏这些故事，而且还想要对它们分析、评判、讨论、再讨论。她认为，我们讨论虚构故事的地点最早可能是篝火旁，之后转移到公共广场上，然后是办公场所的茶水间，现在则转移到了网络上。故事教我们如何形成同理心，不仅教我们理解故事中人物的心理动机，还教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理解别人的动机。当我们进入一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就能体会到这些角色的感受，就会做他们所做的事。

吉姆笑着说：“如果我们认为作者写的角色不真实，那就是我们的评判，即我们认为在这种情景下不会做这种事情。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批判思维是人类独有的！”当虚构角色同时存在于我们与作者的想象中，而且我们觉得这些角色的行为方式有悖于他们在故事中展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时，我们就会感到不满和不安。

这种做法对人类来说或许格外重要，因为我们的许多成就和能力都与一个不寻常的事实有关，即我们既能进行生物层面上的学习，也能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学习。我们生来就有处理同理心的神经机制，将自己投射到他人身上，感知信息并加以利用。但是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则离不开文化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以精确的方式将价值观灌输给年轻人。吉姆说：“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些能力会经历一些磨炼与调整，而磨炼与调整的方式就是听故事、讲故事以及解读故事。”

如果处于早期进化阶段的人能够完成这种奇妙的文化微调，可能会更好地与他人互动，并拥有更稳定的社会体系，这可能会给他们的进化带来好处。菲律宾有一个以狩猎采集为主的部落，称为“埃格塔”。在这个部落内，擅长讲故事的成员被视为社交能力更强的合作伙伴（甚至高于能够带来更多食物的优秀狩猎采集者），而且更受女性青睐。这个部落讲述的故事通常会强调资源共享和追求平等。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野猪和海象是最好的朋友，它们喜欢赛跑取乐，后来海象的腿受伤了，没法在陆地上跑了。由于不能和朋友一起玩耍了，野猪很不高兴。于是，它把海象带回海里，这样，野猪在陆地上跑，海象在海里游，它们又可以继续赛跑了。此类故事大都聚焦于合作，甚至是扭转社会不平等现象。

故事是一个族群建立、加强社会规范及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