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社交媒体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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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布鲁克林区

快到宾馆时，我注意到一群比我女儿大几岁的女孩儿在宾馆外面转来转去。她们待在空地上，时而微笑，时而大笑，却显得焦虑不安，令我不禁心生怜悯。走进酒店，我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色西装、双臂交叉、僵硬伫立的保镖。我语气轻松地问他外面那些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不情愿地承认，她们之所以待在那里，是因为一个明星在这家酒店住宿，但他不能透露这个客户是谁。

我皱了皱眉头，心想这些年轻女孩一定是在Instagram或推特上看到了她们的偶像出现在了这个地点。这个年代真是奇怪，人们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追踪名人，看一看他们早餐吃的是什么，在俱乐部喝的是什么，在自拍照中还有哪些熠熠闪光的名人。曾几何时，我也如此，我不禁对自己翻了个白眼。

当然，在纽约，人们不需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追踪名人。有一次我到城里去，与一位朋友共进晚餐，我们所坐的位置与《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女主角派珀（Piper）的饰演者所坐的位置仅隔着两张餐桌。

不过，我今天来这里不是要见哪个歌手或演员，而是要见拉娜·拉潘，她当时供职于“第一国家发展研究所”，担任“项目协调员”一职。我之所以联系她，首先是因为她研究“集体行为”，还因为她是在社交网络技术蓬勃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我认为她对这些问题的见解很宝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一直认为她这一代人往往是自拍狂和自恋狂，而她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她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也很好地体现了我们倡导的“趋利避害”原则。最后，我知道她在网络上发现了丰富多彩的社群，而且自诩为“推特原住民”，在推特上面非常活跃。我很想听听她对推特“呼唤文化”（call-out culture）的看法。这种文化指当一个人的行为逾越社会规范时，用户就会在推特上公开呼唤此人做出解释并承担责任。

由于清晨起了个大早，而且长途驱车，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吃午饭了，于是我和拉娜约好在酒店的餐厅碰面。她乌黑发亮的卷发垂到腰际，比我记忆中的还要长，但她温暖的微笑和对串珠耳坠的嗜好丝毫没有改变。

我问她作为千禧一代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这既包括她这一代人对“数字时代原住民”的看法，也包括成长过程中社交媒体带来的挑战。

拉娜告诉我，很多人认为她这代人不如前几代工作那么努力，她经常对这个看法感到沮丧，因为只要一代又一代人繁衍不息，这个主题就会反复出现。她说：“我敢肯定，在古埃及，父母们会说，哎，现在我们有了莎草纸，对这些孩子来说写字太容易了，不必像我一样去凿石头了。”不过，她也不得不承认，她有时会看着年幼的孩子们在iPad上玩，在气得想把iPad摔碎之前，会下意识地想到，自己在这个年龄时曾经用蜡笔和纸画画的情景。我回想起自己在几分钟前对名人Instagram的看法，也笑了。

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的那样，我们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本质上源于我们对自己讲述的故事。我们对几代人的刻板印象不亚于我们对某些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这是我们讲故事的倾向带来的一个令人不悦的副作用。

我们的“超社会性”也包括构建社群的能力。当把我们的生活放在网上时，就意味着我们拥有了另一种媒介来构建这些社交网络。

第4章 社交媒体的是是非非

第4章社交媒体的是是非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