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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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与那些志趣相投之人主动形成一个社群，反复向彼此表达同样的观点，让这些观点不断得到加强，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回音室”的社群。但这种社群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如果你一直待在里面，从不接触其他观点，那么你不会质疑自己的信仰。面对反证（counterevidence），加以权衡和评估，然后要么无视，要么改变自己的信仰体系，这就是批判性思维的本质。

卡斯·桑斯坦是一位法学学者，曾为奥巴马政府效力数年，写过多部著作，其中包括《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他担心我们越来越没有足够的机会接触其他圈子的人，也没有足够的机会接受不同观点和经验带来的挑战。

桑斯坦指出，过去，通过不同形式的公共集会（比如宗教组织、公共广场、学校活动等），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来自其他年龄、阶层、种族和政党的人。但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与志趣相投之人聚居在特定地理区域，我们发现自己另一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此外，社交媒体又迫使很多人进入一种“控制体系”，因为这些人并非利用网络拓宽眼界，而是恰恰相反，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偏见创建了一个“控制体系”，把自己的思想观念控制在志趣相投者组成的“回音室”里，将不同的意见排斥在自己的体系之外。桑斯坦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每天编制一份“《自我日报》”，这份报纸上面的一切新闻、广告和朋友状态更新都是专门为你定制的。出现这些定制内容的部分原因是你故意选择关注与你观点相同的普通人、名人和新闻机构。然而，很多内容定制过程也会在幕后悄然进行，并不需要你的主观意愿。比如，所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花费相当多的精力开发算法，这样做的唯一使命就是预先为用户筛选他们想看的内容。因为如果这种“暗中侦察”成功了，用户便更有可能点开所荐内容、点击“喜欢”或者将所荐商品添加到购物车。这些主观和非主观的力量共同发挥作用，越来越多地管理我们的在线体验，所以我们只能看到世界的一小部分。

过去，大多数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体验，因为那时候电视频道和节目都比较少，也没有互联网，每个人接受的娱乐和新闻都比较相似，新闻网络服务的对象是每个人，而不是有针对性地服务于某个政治观点，这意味着当时的新闻报道要客观得多。纵然人们对一条新闻的反应不尽相同，但他们并没有被灌输某种固定的偏见。此外，每个人都在谈论《陆军流动外科医院》、《急诊室的故事》或《宋飞正传》等节目剧情，因为电视节目都必须实时观看，而且只有少数几个频道可供选择。

桑斯坦认为，尽管我们的背景和经历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隶属同一个社会，所以，拥有共同的经历对塑造国家意识至关重要。他写道：“任何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都依赖于信任和互惠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将自己的同胞视为潜在的盟友，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乐意伸出援手，在自己需要帮助时也理所应当地获得别人的帮助。但如今，我们往往只与一小部分世界观相近的志趣相投者具有共同体验。”

只同具有类似信仰的人交往，容易造成“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这是一个得到充分证实、众所周知的现象。所谓“群体极化”，顾名思义，是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群体内部的观点通过成员互动而得到加强，朝着极端方向发展，使得保守的更保守、激进的更激进。如果你走进一个市政厅或一个班会，参与一场讨论，在讨论过程中，每个人都在附和你的观点，那么，当你走出那个地方时，你的观点会比你进去时更极端。

更糟糕的是，随着群体共识的建立，人们不再愿意表达一个更微妙或更复杂的观点。持有较弱或相反观点的人能感觉到群体的倾向，选择保持沉默，而不是冒着被指责或损害自己声誉的风险表达观点。这种沉默让整个群体相信没有对立的观点，每个人都在从众的过程中向呼声最高的意见靠拢。

群体极化是由对群体身份认同感的忠诚所激发的。如果一个群体具有共同的身份、共同的事业和团结精神，则更有可能出现极化趋势，而且这种趋势会变得更极端，美国一些政党内部似乎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正在进一步分裂成左右两派阵营，两派之间只有仇恨，这种感觉得到民调的支持。根据桑斯坦的报告，在1960年，如果自己的孩子与其他政党的人结婚，会感到不高兴的人，共和党占5%，民主党占4%。201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共和党人占49%，民主党人占33%。不难猜测，2016年的总统大选已经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的上升。

“回音室”和群体极化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挑战，但它们在本质上仍然是我们构建社群的方式。

社交媒体不仅让我们变得强大，也让我们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