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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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当地的一家咖啡馆里见到了吉姆·科恩。他是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神经学家和心理学教授。他略带浅灰色的金发在脑后很随意地梳了个马尾辫，穿着保暖的毛衣、破旧的匡威运动鞋。他在大型学术会议上演讲时也是这一身，我曾亲眼见过。这让我想起了我最喜欢的电影《神秘博士》。

咖啡馆外雪花轻飘，咖啡馆内一片安静，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们一边敲打着电脑，一边翻阅笔记，正在为期末考试做准备。坐下来之后，吉姆对我说这一周他特别忙碌，部分原因是他刚刚收到一大笔资金，资助他的一个新研究项目。他对得到资金表达了复杂的感受，说：“我这人太懒了，只想和我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另外搞搞我的播客。”

吉姆如此评说自己让我有点震惊，我足足有一分钟都没反应过来要如何回应他。为了准备这次采访，我花了一些时间浏览吉姆的网站，下载了他最新的论文。他在首页上的自我介绍让我嫉妒不已：教授、神经学家、顾问。他曾荣获多个主要科学组织颁发的青年科学家奖，还著书立说，撰写和编辑过多本著作，发表科学论文80余篇。《科学》、《自然》、《纽约时报》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都曾发表过他的研究成果。除了这些，他还拥有孩子们和播客。这样一个人，究竟在哪个星球上会被视为懒惰呢？

但后来回想起多年前我对人类的一个观察：事实上，我们对自己最担忧的方面往往是我们最大的优点。比如，我最自律的朋友最担忧自己缺乏自律。我最能干的朋友最担忧自己能力不足。我和堂妹伊丽莎白一起到嫂子凯茜家度周末的时候，向她讲述了这个我非常喜欢的理论。我问她对自己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她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担忧自己令人讨厌。”我和表妹都笑她，觉得她这句话太可笑了。那天晚上，我们让孩子们舒服地躺在床上，然后在门廊上坐了下来，喝着酒，看着星星，讲着古老的家族故事。时值8月末，夜晚的空气夹杂着一丝凉意，预示着秋天的来临。

凯茜进屋拿了两条露营毛毯，一言不发地把它们盖在我和伊丽莎白身上，格外小心地盖住我们裸露的脚趾。我对她说：“你就是这样令人讨厌的吗？”我们三个人情不自禁地咯咯笑了起来。

我们最大的恐惧就是我们自身，我没有数据支撑我这个理论，但我怀疑我们付出了无尽的资源和时间试图让自己和世界相信这一点。所有这些时间和资源意味着我们一直努力改进自己的这一面，直到它成为我们最伟大的美德之一，几乎如同一只蛤蜊在为异物刺激而烦恼，直到它形成一颗有光泽的珍珠为止。

吉姆想要全职制作的播客节目叫作《韦利斯氏环》（Circleof Willis）。韦利斯氏环位于大脑底部，也叫大脑动脉环，负责为大脑系统供血，形状看起来就像一个探寻整个世界的卡通人物。吉姆做这个播客的目标是给科学家这一职业增添一丝人性化的色彩，创造一个空间，让科学家既可以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又可以相互交流最新研究兴趣点，记录科学家之间的欢笑互动。几乎在每一集每一个时刻，他都明显流露出喜悦之情。

吉姆抽出一些时间去思考大脑如何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社交对象融入自我意识。吉姆认为，当我们与社交对象达到一定的亲密和熟悉程度时，我们的神经元在某种程度上就不知道我们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区别了。他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社交基准理论”（Social Baseline Theory）。该理论认为，人类进化不是为了独处，而是为了在社交中与别人在一起，与别人保持统一基准。他认为心理学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花了太多时间研究个体，把个体从其社交网络中剥离出来加以研究，觉得这样就是在研究人性的基本面，但其实这样做是错误的。让个体脱离社交网络，相当于我们在研究程序中引入了一定程度的非自然因素。

我们发现社交孤立与一些疾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比如心脏病、心血管疾病、抑郁症、高血压等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依赖社交提供的资源。吉姆认为，我们的大脑会将我们熟悉的他人纳入自我的神经表征之中，在我们的大脑中映射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什么是我们，以及什么是我们的朋友。

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甜蜜，感情色彩很浓厚，因为我们的大脑把心爱的人捆绑在我们自己身体的神经地图上。但吉姆却以一种不那么讨人喜欢的方式形成了他的理论。他把人塞进又长又黑的金属管里，然后电击他们。他想让他的参与者在面临威胁的状态下去激活那些在身体和精神承受压力时发生反应的大脑区域。电击威胁似乎是一种激活参与者大脑相关区域的方法。

在吉姆的经典研究中，参与者躺在神经成像扫描仪里面，在屏幕上看到一系列X和O。当一个蓝色的O出现时，他们知道自己是安全的，不会受到轻微电击。当一个红色的X出现时，他们知道自己的脚踝有20%的可能性会受到轻微电击。至关重要的是，在这些试验中，参与者的手或者由配偶握着，或者由陌生人握着。吉姆比较了参与者的手在有人握着和没人握着时的实验结果，发现他们负责处理威胁的神经区域在有人握手的情况下明显不那么活跃，尤其在他们握着配偶的手时活跃度更低。

吉姆在随后的几项研究中重复了这一重要发现：被爱人握着手，有助于弱化脑神经在处理威胁时的活跃度。在一些研究中，参与者甚至没有与社交伙伴直接接触，他们的社交伙伴仅仅在场而已。总的来说，这项研究表明，当我们所爱的人在身边时，我们的应激反应会减少，更重要的是，我们不太可能激活大脑中控制应激激素释放的区域。

新闻工作者塞巴斯蒂安·荣格尔在其所著的《部落：还乡与归属感》（Tribe: On Homecoming and Belonging）一书中，借助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回顾自己在战场上与士兵们一起生活的经历，论证了人类渴望集体归属感。他认为，现代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忽视了这一深层次需求。西方社会尽管变得越来越富裕，人们在食物、住所等方面的基本需求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满足，但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健康问题却日趋严重。这个现象的根源或许可以归因于越来越注重个人主义，人类深层次心理需求遭到忽视，没有得到满足。荣格尔回顾了一些数据，表明当国家陷入战争时自杀率会下降，正在遭受自然灾害的人们往往会感受到空前的团结，感觉人与人的关系很紧密，自己与别人同呼吸共命运。他认为，从战争中归来的老兵承受痛苦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战争经历带来的创伤，倒不如说是他们失去了社会联结感和目标感，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荣格尔说过下面一段话：

从现代战争或萨拉热窝战斗中幸存下来的士兵，会脱离原先那种紧密相连的集体（这种集体也是人类进化的结果），重返现代社会。而在这种社会中，大多数人在外面工作，孩子接受陌生人的教育，家庭脱离了所在的大社区，个人利益几乎完全压倒了集体利益。无论现代社会的技术如何进步，即使发展到近乎奇迹，这些技术产生的个体化生活方式似乎是对人类精神的深度摧残。

这很自然地在我脑海里引发了一个问题：由于吉姆只研究过少数几组人，他如何看待这些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更大的集体？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过的一些群体现象，如社会传染、群体狂欢仪式、神经元同步等，与他在这种个案研究中发现的现象是否一致？

吉姆认为，他在个案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工作揭示了许多群体现象，发现个体现象与群体现象内在的情感、认知和神经过程可能是相同的。他认为这一切都可归因于大脑是如何形成熟悉感的，或者如同他对我说“为什么对我来说你不是某种寄居蟹？”“你为什么令我觉得这么熟悉？”。所谓熟悉感，也就是将我视为人类同胞，而不是一只节肢动物，将我视为一个他认识的、令他产生某种温暖感的人。

我们总是以理所当然的态度看待“熟悉”这个概念，认为其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了解和认识，而忽视其更深的内涵。你知道，当你跟一个人打了几次照面之后，就会记住他，并在某种程度上预测他对你的反应。但“熟悉”的内涵远远不止于此，它与我们的大脑对“自我”的解读方式密切相关。如何定义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这些都是一个有机体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大脑认知层面。

吉姆继续说：“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原则。生物有机体必须存在于它无法控制的世界中，所以它必须划定界限。人类由这种扩展的、流动的、灵活的方式来界定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我们主观上把这当作熟悉和偏爱。”

有时候，我们确实会熟悉一些人，却又拒绝接纳他们。既熟悉他们，又不喜欢他们，这种情况很少见。事实上，在心理学领域，有一个典型的基本经验，被称为“单纯曝光效应”。这个名称非常准确，恰如其分地展示了这个定义的内涵，即只要某个东西经常暴露在人面前，就能增加人们对其喜欢的程度，即使你记不起之前自己是否遇到过它也无妨。

所有这些研究似乎都非常鼓舞人心，展现了社会心理学比较光明的一面，而我几乎不愿意去问吉姆那些比较阴暗的一面。然而，我们每天都看到大量关于仇恨犯罪和现代种族灭绝的新闻，关于现有社会体制如何保护犯罪的权贵的新闻，以及关于“自我”意识与“他人”意识对立引发的大量恐怖事件。有鉴于此，我决定同吉姆探讨一些比较阴暗的因素，这样的对话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对于“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可以做出的另一个评价是“他人”在我们的道德圈之外，即我们的包容门槛之外。

我们认为这些人是“他人”。

当我们形成社会认知时，要定义我们是谁，首先要定义我们不是谁。想一下这一点，你就会发现，即便简单地去定义一个社会群体，也会把其他人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定义生物学上的家族排除了缺乏共同基因的人，与某人结婚传统上宣告其他所有人都被排除在你的性生活之外，加入一个运动队宣告你反对你联盟中的其他运动员。

我们更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自己所属群体以外的人，将他们作为替罪羊，而不是归咎于自己所属群体以内的人。研究表明，如果短暂地令一个群体感到沮丧，那么他们会更加倾向于指责群体之外的人；而激活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往往会放大群体内部的某些倾向（比如爱国主义倾向），以及放大对群体外部的敌意（比如仇外心理）。

更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估是“他人”，那么我们可能会面临着一种更严重的风险，即沉浸在最黑暗的评估中而难以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