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黑暗的评估：非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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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性化是一种与人类最糟糕的行为具有内在联系的评估方式。当我们认为属于另一个社群的人不如人类，不具备与人类相关的全部心智能力时，就会做出这种评估。非人性化描述了其他群体智力低下、同理心较差、行为控制力较差、侵略冲动强或其他兽性明显的品质。这些评估可能会导致我们发自内心的厌恶。这不是巧合，非人性化的语言通常会把局外人和让我们厌恶的东西联系起来，比如蟑螂和粪便，从而可能导致一种漫不经心的冷漠以及同理心的缺失。如果其他生物跟我们不相似，而是类似于苍蝇，那么我们把它们打死又有什么关系呢？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曾经写道：“对待他人最大的罪恶不是恨，而是冷漠，冷漠是不人道的本质。”

纵观一下人类历史上最邪恶肮脏的时刻，你会发现非人性化的语言随处可见，比如，把整个社会群体比作令人联想到腐烂、疾病和肮脏环境的啮齿动物或昆虫。一个西班牙殖民者曾说：“我对100个拿着武器的印第安人的关注，还不如对一群苍蝇的关注。”一个英国丛林游侠曾说“会像射杀麻雀一样射杀塔斯马尼亚人”。在纳粹德国，政府为大规模灭绝600多万犹太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因为他们是“不配活着的生命”。在卢旺达，在造成大约50万~100万图西族人死亡的大屠杀之前，受害者被比作待伐的树木。

但是，在我们的历史上，非人性化现象并不孤立。即便在当代社会，这一现象依然存在。诺尔·凯特里（Nour Kteily）是美国西北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他发现相当多的美国人都非常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具有人性。他和他的合作者使用了一种叫作“人类进化”（Ascent of Man）的工具，你可以在下面图1中看到。在一系列的研究中，他们要求参与者移动一个滑动条，以表明他们对不同群体的人性层次的评分（最低0分，最高100分）。

一般来说，美国人对本国人和欧洲人的人性评价很高，给出的平均分数在90左右。但这些参与者给其他社群的评分往往比较低，尤其是墨西哥移民群体，认为这些群体进化不够，人性不足。

图1 “人类进化”这个工具衡量的是非人性化的严重程度。分数从0到100，用一个滑动条来表示，滑动条在最左侧时，代表0分，指没有进化的原始人。滑动条在最右侧，代表100分，指完全进化之后的现代人类。尽管从科学角度来讲，这个图无法准确地描述人类是如何进化的，但它以线性的方式呈现了人类进化的过程。该图最早由凯特里、布鲁诺（Bruneau）、韦茨（Waytz）和克特利尔（Cotterill）于2015年发布。

凯特里及其同事不满足于仅仅证明非人性化现象的存在，还深入研究了这些人性化评分较低的意涵。

所有这些研究都解释了为什么当所谓的自由世界的领袖们频繁使用非人性化的语言，把整个国家描绘成粪坑，把黑人妇女称为狗，声称非法移民污染了我们的国家，或者说黑帮成员“不是人，而是动物”的时候，心理学家们是如此心惊胆战。（应当注意到，非人性化言论并不局限于政客中的右派人物，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因将市中心的年轻黑人描绘成“超级掠夺者”而遭到尖锐批评。）这种关注算不上政治正确的吹毛求疵，而是反映了一种深刻的愿望，即我们自己的国家一定要避免出现新的残暴时代。

社会群体中一些比较微妙的机制有助于刺激人们采取非人性化的措施。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聚在一起，让他们齐步行进。当研究人员要求他们杀死昆虫时，他们比那些没有在集体中齐步行进的人更倾向于执行。此外，那些被安排与其他参与者一起整理塑料杯子的人，当研究人员要求他们制造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去侵扰其他群体时，他们也更倾向于执行。心理学家米娜·西卡拉（Mina Cikara）总结了这一研究成果：当人们在群体中协调各自行为时，个人经常会做出或说出违背自己信仰、欲望和道德标准的事情。支持这一观点的研究表明，在服从权威以及从众现象盛行的文化中，种族灭绝和群体暴力发生的频率更高，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人可能更像一只从众倾向极强的蜜蜂。

我提醒吉姆关注一下这种研究，问他这种实验结果是否符合他提出的“社交基准理论”，也就是说，他是否认为我们越靠近与自己比较相似的、同一群体内部的人，我们就越容易对群体以外的人缺少宽容，越容易出现分歧，越容易用非人性化的视角去看待本群体以外的人。

我说话时，吉姆一直在摇头。我讲完之后，他开口说道：“我要在这里说一些可能有争议的事情，我认为那基本上算是一个民间理论，其实，过去几十年的数据并不能对它提供多少支撑。事实上，你所看到的人们以非人性化方式对待其他群体，通常是群体内部偏好的一种重构。当你让不同群体互相竞争时，就会引入一种危机感，这时，人们往往不会投入资源去对付外部群体，而是倾向于把更多的资源投入自己的群体中。因此，他们变得更具有群体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是更关注自己的群体，而不是外部的群体。”请记住，我们隶属于某个群体，不仅意味着我们如何在社会上识别自己，还会融入我们的思维，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自我，什么是他人。因此，当我们群体中的其他人感到威胁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在后面的章节中，当我们探讨仇恨犯罪对边缘群体的影响时，会继续探讨这一观点。

我对他的说法很感兴趣，但仍然觉得难以置信。我专门向吉姆询问了他的同事、《隐形的心灵：灵活的社会认知和非人性化》（Invisible Mind: Flexible Social Cognition and Dehumanization）一书作者、社会神经学家拉萨娜·哈里斯（Lasana Harris）的一些研究成果。哈里斯认为，我们可以灵活地将“社会认知”（比如思想、情感和复杂动机）归因于社会群体的不同。哈里斯对一个问题很好奇：如果要求一个人考虑不同类别的人，其大脑中负责思考他人以及自己内心精神生活的区域被激活的程度存在多大差异？比如，当一个中产阶级的人看到一个无家可归者蜷缩着倒在人行道上，他的脑区被激活的程度会少于看到一个身形笔挺、穿着与自己相似的人，或者看到一个貌似瘾君子的人吗？对于这个问题，哈里斯的数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的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躺在神经成像扫描仪中，观看别人的手遭到刺伤或打击的情景。研究人员向参与者描述说，这些手的主人属于不同的信仰体系，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山达基教和无神论者。正如作者假设的那样，当参与者看到其他信仰群体的人受到伤害时，其大脑中与同理心相关的区域比看到自己教派的人受到伤害时激活的少。然而，至关重要的是，即使是无神论的参与者也存在这种现象，他们看到其他信仰体系的人的手遭到伤害时，其大脑中被激活的与同理心相关的区域比看到无神论者受到伤害时要少。所以，这与你所属的群体在你的神的眼中有多么特别无关，而与你把自己归属为哪个群体有关。

“没错！”吉姆惊呼道，仿佛自己获得了胜利一般。我感到困惑，他继续说道：“但那并不是非人性化，而是去自我化。”

这并不是说受到威胁的人不如你有人性，只能表明他们不像你所属的群体内的人那样符合你的身份认知。吉姆对这些结果的评价完全颠覆了参与者的想法：你并不是在积极地排斥某些人，你只是在积极地接纳某些特定的人。与哈里斯的观点相比，这是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区别。哈里斯认为，我们有选择地认为某些人具有完整的人性和社会认知技能，而认为其他人不具有此特质。但吉姆认为我们应该以人性化的视角看待每一个人，只不过我们只将与我们属于同一信仰体系的人认同为“自我”。

吉姆的看法与莎拉·布莱弗·赫迪和帕特里克·克拉金的想法产生共鸣。他们认为，我们进化的天性是高度合作的，推动我们更多注重群体内部，但针对其他群体的敌意和暴力是最近才出现的，更有可能是文化环境催生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催生的结果。人类肯定有能力表现出很大程度的暴力和敌意，但也许这种倾向并不是人类的本性，更多地与我们的文化环境和我们对外界的评价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