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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内部的敌人

书籍名:《蜂巢思维: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    作者:萨拉·罗斯·卡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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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市

我承认我向来害怕黑暗,我不知道黑暗莫测的空间里潜伏着什么,总觉得里面充斥着不怀好意的阴暗小人,他们可能长着长长的牙齿,拿着锋利的武器,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咧着嘴的笑容中充满了狡黠。

人类出于恐惧对人性的一些揣测令我着迷不已。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我和一个朋友开设了一系列课程,讲述流行电影中的心理学知识。通过这项工作,我开始怀疑最令人恐惧的东西其实并不是表面上的东西,比如连环杀手、戴着面具的疯子、复仇的亡者等等,而是我们思维深处的精神错乱。具体来说,这种形式的精神错乱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蜂巢思维,脱离了基于共识形成的现实。

我注意到,在我能找到的恐怖电影中,在描述主角寻求出路的时候,几乎都有一个惊人相似的剧情,即无论主角被什么类型的恶魔困扰着,都会寻找朋友、情人或兄弟姐妹倾诉出来,讲述关于恶魔的某些变体。比如他们会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但是”后面常出现的内容可能是:我能跟死者交谈;我想我的孩子可能是反基督者;在我的梦中,有一个装着金属爪的火人在追我,我想他会杀了我。通常,当主角倾诉之后,这个在主角心中非常重要的人虽然支持主角,但高度怀疑其所说的话,觉得难以置信。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角都会产生偏执和孤独的感觉,最终被驱逐出蜂巢。

我还认为,这些恐惧背后的主要原因都可以归结为我们对脱离现实的恐惧,这些电影选择的怪物具有象征意义。比如,外星人和我们的仇外心理有关,鬼魂与我们对死亡和来生的恐惧有关。僵尸与我们对自己身体欲望的恐惧有关。

不过,僵尸的象征意义总是让我摸不着头脑。它们总是看起来……有点恶心,浑身是血,渴望吃掉人的大脑。

二月初,当新英格兰地区依然笼罩在严寒之中时,我一路向南,前往佛罗里达州的首府塔拉哈西市,与宗教历史学家凯莉·贝克(Kelly Baker)交谈。我来这里主要是想和她谈谈三K党,问问她三K党如何影响我们对群体内外的态度、非人性化以及社交媒体在加剧极端主义方面的作用。事实上,她也是一位僵尸文化研究专家。我在推特上关注了凯莉一段时间,主要因为她是网络出版物《高等教育中的女性》(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的编辑。除了《三K党》和《丧尸之战》,她还写了两本颇受欢迎、颇有见地的书,讲述了她与学术界的复杂关系,以及学术界面临的一些系统性问题。

我当时住在塔拉哈西市中心的一家时髦旅馆,那里有露珠吊灯和石板墙,凯莉就来我的旅馆见我。让我高兴的是,这家旅馆还有一个屋顶酒吧,可以提供食物。我们去了那里,我一时无法集中注意力,因为那里艳阳高照,暖风徐徐,那种感觉简直太美妙了,令人沉浸其中难以自拔。

我们点了一些马尔贝克葡萄酒和一些被称作“塔帕斯”的餐前小吃。在接下来的访谈中,我们所处的氛围散发着一种休闲惬意之美,而我们讨论的话题却那么丑陋,这种反差令我感到惊讶。

我们从僵尸开始聊起,为什么不呢?

凯莉笑着说:“它们是思考传染的好方法,对吗?”

不仅是思考传染的好方法,也是思考非人性化的好方法。僵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过:僵尸娱乐和装备产业的产值高达50亿美元。从《行尸走肉》(The Walking Dead)到电子游戏《植物大战僵尸》,僵尸已经慢慢地从恐怖片中爬出来,成了一种主流文化符号。

现在是僵尸文化蔚然成风的有趣时刻。它们经常被拿来比喻人类的盲目行为,从消费主义到恐怖主义,再到智能手机成瘾。僵尸起源于一个巫毒传说,尸体被萨满复活。在早期的描述中,僵尸文化的典型图景是一个所谓的“大师”带着一群没有头脑的尸体,再次呼应了我们对盲从于群体的天性的恐惧,以及我们对融入一个集体后丧失个性的恐惧。最近的僵尸文化不再讲述“大师”的故事,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僵尸的功能失调做出广泛传播的解读。

末日生存者的俱乐部和集会经常讨论如何为僵尸出没的世界末日做准备。枪支和弹药行业对新的营销机会毫不手软,专门针对这些僵尸爱好者推出特殊弹夹和其他用品,也出售真人大小的僵尸目标,当你射击他们时,他们身上的肌肉真的会脱落。

凯莉说:“最令我不安的是人们谈论摧毁僵尸时的那种喜悦。僵尸象征着令我们感到紧张的人。针对什么样的人施加酷刑或朝他们脸上开枪是可以为人接受的?很多人问我是如何从白人至上主义者变成僵尸文化研究者的,其实,这种转型很简单。”

从本质上来看,所谓的僵尸和种族主义,都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但在某种程度上遭到非人性化对待的人。这些人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有意识,不那么有辨识能力,不那么具备人类的全部情感?如果是这样,也许他们不太值得享受人权,甚至像僵尸一样,我们应该双发快射地将其灭掉。

这是最危险的评估。

这种评估让我们远离了虚构的生物,在现实生活中倾向于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随着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包容自己所属群体之外的人,便开始以非人性化的视角看待其他群体的人,觉得他们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类。这种评价也促使我们开始直接探讨凯莉更感兴趣的一个学术研究议题。这个研究与“三K党”有关。该组织在种族优越性的旗帜下把白人团结在一起。

在美国历史上,三K党的发展是白人运动浪潮的一部分。最近几次浪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民权运动的强烈反击)以及80年代。这两大时段的白人运动浪潮往往组织混乱,白人至上的情绪非常强烈,而且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威胁自己所属群体之外的人,而不是为了紧紧团结自己所属群体内部的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三K党就显示出了组织性更强、使命更专注的特点,并一度在1924年达到发展顶峰,在美国拥有400万成员。

在20世纪20年代,围绕“哪些人才是白人”有很多争论,这种身份认同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移民问题的焦点。但与现在的移民群体不同的是,20年代的大多数移民虽然是白人,但仍被排斥,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三K党认为这两个群体都不应该被吸收纳入美国文化,因为天主教徒对教皇忠诚,而犹太教徒彼此之间太团结。这在三K党看来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三K党看来,真正的美国人既是白人,又是来自英格兰和苏格兰等地的移民后裔。当时,三K党的官方文章可谓臭名昭著,聚焦于移民和仇恨行为,他们公开发表针对黑人社群的赤裸裸的攻击。

这些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已有别于往日,不过最近的情况却有些令人沮丧。2016年,三K党走上街头,再次开始游行。“另类右翼”组织的煽动者发起了媒体巡回演说,公开大肆谈论美国成为一个白人国家的必要性。

突然间,每个人都想和凯莉聊一聊了。

她说:“我觉得这是最奇怪的时刻,因为我突然变得很重要了。在2016年的这些时刻,我忽然发觉,哦,原来我没有错,我们竟然真的生活在三K党的美国。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

三K党和“另类右翼”组织使用的一些花言巧语相互呼应。在20世纪20年代,三K党的白人基督教徒感受到了三重社会变化带来的威胁:工作岗位的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种族与性别问题的多样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限制引发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语言和行为的可接受度标准有关的社会准则发生了变化。他们联合起来要求集体变革。他们把“真正的美国人”定义为白人、基督教徒以及近乎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在集会上和大学校园里聚集在一起,有时还举着“美国优先”的横幅。

凯莉强烈地意识到,媒体、记者甚至学者对三K党的最大误解之一,就是觉得三K党的成员要么是粗鲁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乡巴佬,要么就是隐秘的、邪恶的幽灵。种族主义问题虽然错综复杂,却一直贯穿于主流社会,已经让人觉得平淡无奇了。如果不这样想,就会忽略掉种族主义的一些主要方面。如果你只是指着一个戴着套索的“乡巴佬”,说戴套索是种族主义的表现,那么你就不会仔细审视自己的选择或倾向。你不会思考为什么主要的新闻网络都以博人眼球的标题为特征,这些标题不断呼应着我们历史上最丑陋时期的语言;你也不会研究我们的教育系统、就业系统和法律系统如何为某些人提供比其他人更多的机会,以及这些结构性的种族主义如何使你受益而剥夺了他人的权利。

凯莉说:“我们总是接近那个话题,然后又岔开,因为如果你能用三K党作为评判种族主义的标准,那么你就会说——好吧,我又没有在别人院子里焚烧十字架。这就是我们的标准?请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标准。”

凯莉在其大学组织的一次教师研讨会上介绍了自己关于三K党的研究工作,指出三K党的言论强调了国家和信仰的重要性,有必要保持白人新教徒的生活方式,对过去的传统生活方式充满怀旧情绪,质疑种族多样性的价值,并着重突出民族主义。凯莉讲完之后,一位教师直截了当地回应说不相信凯莉的工作是真实的,因为许多花言巧语听起来“太像我认识的许多卫理公会教徒了”。另一位教师说凯莉的言论很危险,因为它混淆了三K党成员与普通白人。

凯莉摇了摇头说:“这句话说到了关键点上,因为三K党成员也是普通人,符合我们对普通人的评判标准。他们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有男有女,他们非常认同白人至上的思维方式,而白人观众的反应则是‘不,他们和我们不相似’。我尽力把我的观点讲清楚,而听众们却一句话也听不进去。”

今天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不会穿易于辨别的特殊衣服到处炫耀。他们的种族主义不是体现为明确的反黑人或反犹太言论,而是体现为表达爱国主义和对自己传统的自豪感。他们玩文字游戏——“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只是支持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巧妙地回避了他们演讲的不利影响,还有效地利用了像野火一样在互联网上蔓延的表情包、图片和流行语。这些强有力的小图像成功地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不会刺激别人做出任何深入的分析。

三K党在20世纪20年代勃然兴起的一个原因,就是其为追随者提供了现成的社群。他们一起参加家庭野餐,一起在社区做志愿者。他们一起参加游行,这可能是一种集体狂欢仪式,呼唤人性焕发出集体精神。追随者受到欢迎,融入一个由志趣相近者构成的部落。三K党的文章和演讲也强调成员要融入集体。虽然我们通常认为三K党成员的那种头罩和长袍有助于为其成员提供秘密掩护,但这种形式的统一装扮也起到了去个性化的作用,让成员忘记独立的自我,融入更大的运动之中。这种融入的内涵是把个体的身份认知放在一边,让集体意志为结果负责。

凯莉思索片刻,然后说道:“我认为这种策略确实奏效,他们在一些时候有过这种感受。三K党的成员竟然会以一种奇怪的、诗意的方式描述这个充满活力的组织的工作。他们写的是火红的十字架以及三K党成员被兄弟们包围的感觉,这种感觉真的很有情感冲击力。各种各样的仪式促使你去做事,并在你的身体里植入记忆,这样你才能继续做这些事。”

这些做法也让我想起了埃里克·霍夫(Eric Hoffer)于1951年出版的一本小书,名为《真正的信徒:关于群众运动本质的思考》(The True Believer: Thoughts on the Nature of Mass Movements)。在这本书中,霍夫把所有的群众运动和社会变革都纳入了研究视野。不管这些运动所期望的变革是政治的、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文化的还是创造性的,他都没有根据诉求内容对这些运动做出区分。此外,他在书中还研究了纳粹党和美国革命者,研究了基督徒和异教徒,并探寻这些运动在历史上是否具有什么共同之处。

霍夫认为,从本质上讲,群众运动的发生可以归因于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满,渴望摆脱个体身份,融入集体。他写道:


如果他们以完全皈依者的身份加入这场运动,他们就会在这个紧密团结的集体中获得新生;如果他们以同情者的身份受到吸引,他们就会通过认同这场运动的努力、成就和前景,找到自豪、自信和目标……一个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的活力和发展前景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唤起成员自我牺牲的激情。


追随者急切地希望摆脱阻碍自己做出自由选择的种种负担。霍夫写道:“无依无靠的个体面临着各种负担、恐惧和绝望,摆脱它们之后便催生了获得解放的感觉。”他还引用了一位早期种族主义者的话,描述了由自由个体融入集体带来的喜悦。对于那些曾经努力满足自己、家人或社会期望却没有成功的人,这种吸引力可能特别强大。成为整个挂毯上的一根线,要比作为一个不及格的个体好得多。

社交媒体为当前白人民族主义运动所做的一大贡献就是让人们找到凯莉所说的“亲密团体”或“志趣相投者”。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的三K党在没有数字媒体帮助的情况下也成功地找到了志趣相投者,但现在,有了社交媒体的帮助,他们组建社群的容易程度、势力范围和影响力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并扩展到了全球。不仅如此,社交媒体还允许以前互不相同的群体聚集在“另类右翼”组织的标签下,比如“白人至上”“男性反对女权”等。他们可以共同表达对失去文化主导地位的焦虑,表达对对立群体可能联合实施报复的恐惧。三K党明确称自己为骑士,把自己描绘成好战分子,但是这些新的集体运动同样使用自卫的语言,企图对抵抗他们或希望解散他们的力量发动战争。

凯莉问我:“你读过迈克尔·巴昆(Michael Barkun)关于阴谋论的书吗?”

我坦言没读过,然后趁这个机会把一些奶酪抹到了饼干上。

凯莉继续说:“他是一位政治学家,著述的内容大多与宗教阴谋论有关。我曾经用他的书做教材,因为他非常认真地对待人们的信仰并给予客观呈现。学生们觉得很好,也觉得他的看法是正确的,直到他谈到所谓的爬虫族信仰……”

听到这儿,我忽然被奶酪噎了一下,说:“抱歉,还有爬虫族这种信仰?”

凯莉点点头,说当时她的学生反应是这样的:“等一下,我没听错吧?”“难道有人信仰蜥蜴?”她的回答是:“没错,这是真的。”

我的研究把我带上了一些奇怪的、意想不到的道路,让我了解了一些无法想象和骇人听闻的信念,而且拥有这些信念的人多到出乎意料,但真的有人相信蜥蜴人的存在吗?

我感到有点儿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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