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间的脆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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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忍受生活中难以承受的事情，并且能够相对较快地从这些事情中恢复过来？为什么另一些人却深陷在噩梦、过激反应甚至更病态反应中难以自拔？我曾与神经学家丽莎·申（Lisa M. Shin）共同开展研究，她的研究项目是一个经历过创伤的人在执行涉及情感、记忆和注意力的任务过程中，是否会患上过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是否会引发其大脑机能的差异。

大多数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日常生活中评估那些经历过个人创伤的人、经历过战争暴行的退伍军人、被陌生人攻击的人（更糟糕、更普遍的情形是被他们信任的人攻击）以及那些被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重创的人。比如，丽莎和我进行的一项研究包括了孩子遭受严重烧伤的父母，另一项的研究对象是最近截肢的人。这些都是导致脆弱人群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的极端事件。

我刚读研究生一个月的时候，两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同许多美国人一样，我在新闻上实时关注这一事件的演变。我在第一架飞机撞击后打开电视，然后眼睁睁看着第二架撞上大楼，世贸大厦开始燃烧，身处大厦高层的人有的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跳楼，摩天大楼随后塌了下来。在之后的数周内，新闻报道不分昼夜地播出。有线电视的主播们及受邀的反恐、政治、国际关系专家团队不停地推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未来可能发生什么。大厦倾倒引发的震惊不断袭来。

不久之后，关于这一国家创伤带给人们何种体验的研究开始出现在心理学文献之中。我对这项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的评估认为，人们不仅会因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件（比如截肢和遇袭）而受到心理创伤，还会因为间接经历的事件（比如新闻报道的事件）而受到心理创伤。“9·11”事件的媒体报道画面会让人们受到创伤吗？这些图像和视频剪辑在文化蜂巢中持续存在，当时生活在美国的人是否有人看到这些数码内容而受到了集体创伤？

当时的数据似乎无法表明人们观看了电视报道之后就会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关于“9·11”事件的报道及随后的相关新闻报道的确会令某些人感到不安，而且有些人感觉不安的程度很严重。一些研究表明，更多地观看电视画面和更大程度的痛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

但这些在观看相关电视报道之后感到痛苦不安的人往往不完全符合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失眠、噩梦、惊恐发作以及不愉快的记忆反复出现。似乎更大程度地接触不愉快事件，或者说亲身经历这种事件之后带来的紧迫感，才会导致人们患上这种疾病。

社交技术为那些可能造成精神创伤的数字影像创造了一个新的源泉，手机摄像头拍摄的暴力或露骨图像被大量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上。人们经常利用社交媒体上传带有暴力色彩、种族主义、露骨色情或恐怖主义的内容。仅仅在过去的几年里，脸书不得不劳心费力地筛选涉及谋杀、殴打、自杀、虐待动物和轮奸的视频内容。数以千计的人被脸书（或脸书外包的公司）雇来审查那些可能给其他用户造成不适的内容。这些人通常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判定是否应该删除一个内容，然后再迅速切换到下一个。许多审查员很快就辞职了，因为可怕的画面无休无止，如同洪流一般冲向他们，超出了他们的忍耐限度。

虽然这些审查员希望为我们屏蔽最糟糕的图像，但他们肯定不能全部捕捉到，或者捕捉得不够快，导致一些漏网之鱼的存在。YouTube上面一位名叫罗根·保罗的知名视频博主最近公开表示道歉，因为他在日本青木原树海（日本一处因自杀而出名的风景区）拍摄了一个视频。在美国文化中，进入这个所谓的“自杀圣地”拍视频以获取更大的点击量并不算一件敏感的事情，但保罗做得较为过分，在视频里拍摄了一位挂在树上的自杀者的遗体。视频上传后，数百万订阅者观看了这段视频，其中包括许多为了欣赏他的表演特技和喜剧而订阅的年轻人。

公众观看过大量黑人死于执法部门之手的真实场景的视频。这些视频往往充斥着血腥和悲惨的细节，比如一个4岁的女孩哭着恳求母亲停止对警察喊叫，因为她不想让她的母亲也遭到“枪杀”。与社交媒体平台努力以最快速度识别和删除的那些视频相比，这些视频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浏览。

这些令人不安的图片和内容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呢？推理小说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其令人难忘的未来主义三部曲之一《羚羊和秧鸡》（Oryx and Crake）中想象了这些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主人公吉米和他最好的朋友秧鸡为了消遣，在网上观看无穷无尽的暴力和黄色视频，结果长期观看这些视频削弱了他们作为人类应有的同理心。

我们会受到类似的影响吗？那些关于世贸大厦坍塌的视频时间相对久远了，给人一种距离感。如今经常上传到脸书和推特的一些图像、视频则比较新，比较真实，特写镜头比较多，而且经常会激发主题为“黑人的命也是命”之类的运动。我也不知道社交媒体上涌现的这些新视频是否会比那些老视频更容易促使观众遭遇“虚拟创伤”。这些被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的音频、视频近距离地、生动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威胁，但似乎也反映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遭遇的事情，而不是诸如“9·11”袭击这类超现实的、罕见的事件。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被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教授纳姆迪·波尔在一次心理学研究大会上的演讲深深打动了。纳姆迪的演讲集中探讨了警察经历的创伤与他们在之后执法中过度使用武力的风险之间的关联。关于执法改革，一直存在一种错误的看法：你要么为这么多警察所做的好事心存感激，要么为我们刑事司法系统各个层面存在的种族不平等感到震惊，不能平等地看待警察与弱势群体。这一蜂巢思维式的叙事方式反映了我们对错误的二元论的偏爱。相比之下，纳姆迪的演讲体现了对所有群体的同情，我觉得这很有说服力。

纳姆迪是一名临床心理学家，这意味着除了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外，他还开展心理治疗实践。他的研究集中在创伤和治疗过程中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生物行为的同步性。学术兴趣的交集让我无法抗拒与他访谈的愿望，于是我联系了他。

他欣然同意了我的访谈请求。

当时正值隆冬时节，在一个寒冷的早上，我前往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一家地中海风格的咖啡馆——马赛克咖啡馆，与纳姆迪见面。那天，天空阴沉沉的，显得十分灰暗，高速公路两旁的树木被冰霜压得低垂了下去。这种景象令我觉得这条路如同一个被施了魔法而发生霜冻的隧道一样。树上挂着一层薄薄的、闪闪发光的冰，我觉得路面上肯定也覆盖着这么一层冰，因此，为了谨慎驾驶，我不得不全神贯注于路况，无法充分欣赏风景。

我到达了安静的市中心，进入温暖的小咖啡馆，纳姆迪对我表示欢迎，终于令我放松了下来。除了必要的咖啡来缓解我的头痛，我还点了一份夹着山羊奶酪、红辣椒和野蘑菇的薄饼。纳姆迪选择了一大份热气腾腾的炖鸡肉。我们吃得不亦乐乎，兴致勃勃地聊着天，竟然还发现了我们在社交网络和学术网络存在几个意想不到的交集点。

我向纳姆迪讲述了我在“9·11”事件后对所谓“虚拟创伤”的研究，并向他询问当代的智能手机上面的视频，比如那些困扰脸书的视频以及那些激发“黑人的命也是命”等群众运动的视频，是否更有可能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

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问一句，根据你的研究综述，你得出了什么结论？”

我承认，对于纽约世贸大厦遇袭坍塌的视频看多了是否会普遍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纳姆迪点点头。他认为创伤后应激障碍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疾病，是由一件非常隐私、非常意外、令人不安的事件引起的，而这件事的记忆似乎从未有效地融入你的其他经历。正如他所言：“回忆就是重新体验，现在和过去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

与一些人相比，纳姆迪并不那么担心社交媒体上的数字视频可能造成精神创伤。作为一名精神创伤领域的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他经常听别人讲述各自生活中最糟糕的日子，他觉得无论视频多么生动，其是否引起精神创伤都是很难准确衡量的。他还觉得我们的很多娱乐内容充斥着大量的暴力因素，以至我们对暴力的影响可能已经不再敏感了。鉴于暴力类的图片会在晚间新闻和主流电视节目中播出，他甚至不确定是否有可能对其进行监管。

这时，联想到警察滥用暴力的视频，我回应道：“哦，我的问题并不是侧重于监管本身，而是侧重于社群观看视频造成的潜在创伤。”

“哪个社群？”纳姆迪歪着头问道，“因为我们有很多相关的社群，有执法社群、黑人社群、城市社群……”

我澄清了一下，对于这个特定的问题，我指的是黑人社群，并向纳姆迪叙述了一下前不久一个周末发生的事情。那天，一位黑人女性朋友来我家参加万圣节派对，结束后在我家过了个夜。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家里无所事事，寻思着要洗洗碗碟或做点其他什么事，突然我发现她僵在那里了，她的脸突然绷紧了。我顺着她的视线向外看，发现一辆警车停在了我邻居的房子外面。她看到警车之后的反应与高度警惕的状态是如此一致，导致我不禁把她的反应与创伤后应激障碍联系在了一起，一种震惊和难过不禁涌上心头。

纳姆迪再次点了点头。他认为这些反应与仇恨犯罪——非临床定义的创伤——具有更多关联。仇恨犯罪受这样一种认知驱动：当人们因为自己属于某一社会类别而感到被针对时，他们的精神健康可能受到不利影响。在本书中，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多种类、多层次的身份认知，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比如性别、种族、政治派别、校友、运动队、世代等等。这些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仇恨犯罪，尤其是那些对像种族这样有明显标记的群体的仇恨和犯罪，会导致这个群体的成员产生一种威胁感和脆弱性。

纳姆迪说：“你问我社交媒体图像对人造成创伤的可能性，我默认你是想问对那些健康的、机体功能良好的、有成熟防御能力的人的影响，而不是对那些机体功能差的人、受过创伤的人或年轻人等脆弱群体的影响。你今天听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了吗？”

我承认没听。

纳姆迪告诉我，就在当天早上，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一个关于流感暴发的节目。在节目中，一部分讨论集中在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上，比如打流感疫苗之类的事情；但有一个小组讨论集中在脆弱者应该做什么，比如老年人、年轻人、艾滋病毒携带者等。考虑这些群体面临的流感风险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纳姆迪说：“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创造一套媒体，不伤害那些非常脆弱的群体呢？”

纳姆迪没有对年轻人和社交媒体做太多的研究或临床工作，但他对脆弱性这个话题有两个想法：首先，他想知道，把一切活动都转移到网上，可能会对脆弱者在现实生活中获得的社会支持产生什么影响，这对幸福感至关重要；其次，他还想知道，既然社交技能的发展对现实生活中的互动是如此重要，如果孩子们的大部分互动都是通过社交技术实现的，而不是面对面进行的，那么他们是否正确地学习了这些技能。

对于这一问题，纳姆迪在其临床办公室里观察得比较少，而在教室里观察得比较多。在教室里，两种相反的课堂反馈反复出现：一种情况是学生觉得课堂作业太容易；另一种情况是学生们抵制某些类型的课堂作业，往往是那些涉及公开演讲或在一群人面前抛头露面的行为。他似乎看到了一个普遍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与他人和权威的社交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

他承认：“或许40多岁的人经常这么说20多岁的人，觉得他们不会社交，但我认为与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真的有价值，在这种交流中，你可以学习如何摆脱可能伤害他人的说话方式。你可以在动物王国里看到这一点，比如那些没有与同伴进行充分嬉闹互动的小狗的咬合力往往不佳，以至未来不得不重新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咬合力。”

纳姆迪认同社交媒体让人们更容易找到志趣相投者构成的社群，并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极端的同质性会让人们在遇到截然不同的观点时感到震惊——即便是在一个看似温和的话题遇到不同观点也免不了震惊。他说：“我认为这的确会增强自我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性，从而可能让你很难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产生同理心。”

考虑到我们在第4章中探讨的所有研究都表明社交媒体有利有弊，既有利于我们的社交，也会导致群体极化问题，因此，我想征求他对一个问题的看法，即社交媒体是否能让我们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纳姆迪耸了耸肩，承认他很少用社交媒体，因此无法给我最好的判断。他告诉我观看了前不久新上映的《星球大战》（Star Wars），感到特别怀念他7岁时的那个年代。当时，他在一家电影院里看了《星球大战》第一部，在那里，他完全沉浸到了这个虚构的、由伊沃克人和激光剑组成的虚拟世界。但后来，他开始接触社交媒体，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一些粉丝的愤怒情绪，这些粉丝们认为许多主角都是有色人种和白人女性，觉得电影制作人迎合了他们眼中由社会正义战士演绎的电脑文化（这些战士都是好人。）

纳姆迪沉思了一会儿。我循着他的目光看向窗户，只见融化的冰在玻璃上留下了长长的痕迹。

他说：“即便现在，依然如此。就连在我们的幻想中，我们也是分裂的。”

我决定接受纳姆迪的挑战，去思考谁更容易受到社交技术的负面影响，以及如何创造一套媒体来帮助他们，而不是伤害他们，具体来说，就是某些人是否比其他人更容易抑郁、上瘾或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