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行走的杏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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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他州，盐湖城

我用Lyft叫的一辆银色尼桑汽车停在了我在盐湖城市中心的酒店门前，我钻进车，跟司机打了个招呼。在我家乡，早春的暴风雪依然肆虐，但在犹他州，阳光明媚，空气温暖，只是对我来说有点干燥。司机忍不住和我聊起了天气，我跟他描述了波士顿的暴风雪。他开玩笑地对我说：“哦，您是从波士顿来的？这里的每个人都对你这么好，一定很让你感到困惑吧！”我笑了笑，试图打破人们普遍认为“豆城”居民不友好的刻板印象，但我也承认，在乘坐电梯时，我好像的确会保持一种冷漠的沉默。

礼节性寒暄之后就是沉默。我敬畏地凝望着环绕在城市周围白雪皑皑的山峰。盐湖城是这些山脉围成的一个山谷。把我带到这个城市的活动协调员说，游客有时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会脱水，所以要好好休息，多喝水。我真的难以相信是否所有人都能习惯如此壮美的景色，景色美得让人们认为这些山不是真实的，而是投射出来的电影背景。

过了一会儿，司机打破了沉默，开始讲述一个不祥的故事，说摩门教徒疯狂地复印一些文件记录，然后埋在了城市四周高山下面非常深、非常隐秘的隧道里面。故事是这样的：他曾经找过一份送复印机的工作，在接受这份工作之前，他不知道竟然有这么大而笨重的复印机，他给城里一个摩门教教堂送过。为了送复印机，他必须过好几次安检，每一次他都只是得到必要的信息，不会获得更多信息。交付复印机时，他进入了一楼，然后一连乘坐多部电梯往下走，一直往下走，最终到了一个远低于地面的地方，把机器交给一个人，这个人大概拥有更高的安全审查级别，拿到复印机之后，就乘了另一部电梯，到了更深的地方。

他指着我刚刚欣赏的风景说：“我听说他们正在疯狂地复印他们所有的东西，然后把复印的东西藏在山中的秘密洞穴里。”他还给我讲了更多的故事，比如关于米特·罗姆尼可疑的行事方式，关于历史书上没有记录的“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和美国政府之间的秘密战争，以及关于隐秘、不信任和地下深处的卑鄙行径。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点阴谋论和反摩门教，所以我没有给他太多鼓励，就这样，对话结束了。到达了目的地之后，我祝他一切顺利。

我的目的地是“公共咖啡馆”。这家咖啡馆有巨大的落地窗、黑色的金属凳子以及美味的咖啡。我将在这里会见记者、技术专家安妮·科利尔。她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波士顿人，但后来搬迁到了盐湖城。与司机在开篇故事中所述不同的是，她觉得波士顿是一个受人欢迎的现代城市，远远不同于人们脑海中的刻板印象。我很幸运在小镇上碰到了安妮，她当时正在忙着前往全球多地旅行，发表演讲，为各种工作小组效劳，并参加各种峰会。

那天，她刚参加完教育工作者学术会议，坐飞机来到了这个镇上。在会议上，她为高中管理人员发起了一个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如何应对Instagram上面的欺凌和非自愿发送色情短信等挑战。

我坐在一个长长的、高高的木质卡座上，喝着这家咖啡店非常出名的香醇美味的咖啡。几分钟后，安妮精神抖擞地冲了进来，她穿着一件舒适的拉链夹克，一头金黄色的短发，刘海微微遮了一点点眼睛。虽然我们都不是千禧一代，但我们都点了牛油果吐司，用了大量的碎海盐、新鲜的胡椒和大量的橄榄油。

安妮最初的工作是记者。数十年来，她一直在观察科技方面的新动态，撰写相关文章，并提供建议。她笔耕不辍，还发表博客和演讲，分享自己对于网络健康和安全的看法，逐渐涉足学术研究领域。她具有清晰的沟通能力、深厚的研究素养以及丰富的社交媒体知识，使她在重要媒体上发表了令人艳羡的成果。她曾供职于三个国家级工作组，负责审查青少年数字安全数据，其中之一为参与主持奥巴马政府的一个在线安全与技术工作组。同时，她也是脸书、Snapchat、推特和Kik的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她还与谷歌在家庭技术方面密切合作。

安妮和我讨论了与青年、焦虑和社交技术相关的问题。正是这些充满争议的话题首次让我们了解了彼此对于数字技术的看法。她花了这么多时间见证了新技术的兴衰，因此，她对技术恐慌的兴衰也非常熟悉。她提到了2006年前后出现的一个高峰，当时人们最担心的是网上的恋童癖，而流行的电视节目《猎捕恋童癖》加剧了这种恐惧。这个节目在2004年首次播放，热播的关键是利用了人们对隐藏起来的儿童性骚扰者（即所谓的“内部敌人”）和新型社交技术的恐惧。在我们当前的恐慌中，人们似乎较少关注孩子们上网时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更多地关注上网本身是否是个问题，关注沉迷于智能手机是否会增加成瘾、抑郁的风险，或者过于注重攀比，担心自己不能满足社会的期待。

十多年前，我去电影院看迈克尔·摩尔关于枪支暴力的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球》（Bowling for Columbine）。我本以为摩尔肯定会觉得这种暴力的肇事者就是枪支文化和全国步枪协会。看完影片发现，摩尔的确不仅把矛头指向了这些组织，还指向了美国媒体，指责媒体沉迷于制造恐慌，在我们的晚间新闻中，关于杀人蛇、致癌肥皂成分和恐怖阴谋的报道比比皆是。根据24小时循环播放的新闻来看，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敌人，有内部的，有外部的，有上层的，也有下层的。这就好像一组鬼故事，旨在吸引我们关注下一期的夜间鬼故事。经常想着这些危险和迫害的故事很可能会加剧人们的焦虑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让人觉得每个人都需要在枕头下面放一把枪来保护自己。

我告诉安妮，在研究和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似乎非常普遍的假设，即人们对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普遍存在两种极端反应：一种是盲目恐慌，另一种是不加任何批判地吹捧。我之前参加安大略省的一个广播节目时，就谈到我发的一些博客文章，认为智能手机并没有毁灭一代人。在这个节目的助理为我做准备的时候，她发现我10岁的女儿还没有智能手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我向她解释说我的立场并不是说特温吉等人关心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是错误的，而是说他们引用的一些证据存在缺陷，而且忽略了非常重要的“情景因素”的影响。比如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做什么事；如果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否能够获得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社交的投入程度；等等。我认为有必要提醒听众一个事实：如同生活中几乎其他所有事情一样，按照适度原则去使用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或许是最健康的方法。这时，电台助理惊慌失措地喊道：“哦，你不能这么讲！”

后来，我发了一篇博客，阐述了一下我的温和立场，即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既非与生俱来就是危险的，亦非与生俱来就是完美的，家长面临的选择不一定是严格管制，也不一定是放任自由。谁知道这篇博客发出来之后，我却收到了一些表达厌恶情绪的邮件，令我觉得莫名其妙。我曾写过关于性别和种族的文章，觉得网上围绕着这类热门话题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觉得以适度原则对待社交技术似乎并非一个特别具有挑衅性的观点。

我对安妮·科利尔讲了这些纷争，她沉思了一下，说：“我们总是喜欢两分法，希望分出对与错，黑与白，好与坏。”

安妮认为，人们之所以拘泥于两分法，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给人造成了一种压倒一切的感觉。显然，事情一直在变化，但在技术、经济和气候方面，变化速度却在加快。或许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越来越恐慌，而且正如之前讨论过的那样，我们越来越为孩子感到担忧。

一项大型的全国性调查发现，93%的父母担心陌生人在网上联系他们的孩子，觉得这样会给孩子带来危害，而实际上，只有1%的父母曾经历过这种情况。与此相似，我们对屏幕的恐惧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反儿童犯罪研究中心主任戴维·芬克霍尔（David Finkelhor）创造了“青少年成长恐惧症”一词，他解释说，这个词的意思是人们往往对社会变化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产生过度恐惧。他在写关于网络恐惧的文章时，特别强调了网络上存在真实的风险，但问题是蜂巢思维使人们只关注这些在其他生活环境里也可能出现且没有确凿证据的风险。

安妮沮丧地摇着头说：“现在有太多的恐惧，我们如同一个行走的杏仁核。”

这个隐喻吸引了我。（因为我们都有杏仁核，而且的确也会带着它四处走动，所以，我觉得她这句话既是事实，也是我们文化中高度警惕性的一个很好的隐喻。）如同深藏在我们颞叶深处的那些杏仁状的脑组织一样，我们似乎时刻对环境中的潜在威胁保持警惕。主管恐惧情绪的大脑组织不断进化，有助于我们及时对环境的某些潜在威胁因素做出反应，这些因素会对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产生生物学方面的影响（这涉及杏仁核的神经回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大脑要时时刻刻处于高度警惕模式。

这让我想起了神经内分泌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终其一生在压力研究方面所做的工作。他认为，我们的“战逃反应”是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进化出来的。比如，当大脑发现你被老虎追赶时，就会激活你神经系统的某个部分，让你的心跳和呼吸加速，分泌更多肾上腺素，释放葡萄糖到你的肌肉，所有这些反应都有助于你逃到安全的地方。在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中，我们不会经常被这类危险因素所困扰，但我们依然例行性地、习惯性地、不间断地激活我们的“战逃反应”，比如某个任务的截止日期、报税截止日期、为子女读大学做储蓄等事情都会激发这种反应。我们还经常担心自己的孩子是否和邻居的孩子一样聪明、善良和有天赋。长期的应激反应会消耗我们体内几乎所有系统的能量，从而导致一系列与压力相关的疾病。在遥远的过去，我们的确常常激活这种应激反应来逃避老虎，而且也常常有人因为被老虎咬伤而死亡，虽然目前这种威胁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依然习惯性地用这种应激反应来应对心理压力，结果导致我们早早就死于压力带来的疾病，比如心脏病、中风和某些癌症。当然，在长期压力诱因的列表中，排名靠前的是手机带来的压力。我们总是担心：我上瘾了吗？我分心了吗？我的孩子长大后会不会缺乏同理心、批判性思维或持续注意力？

今天的年轻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我们的恐惧，并受到我们内心深处不断酝酿的焦虑的影响，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之前提到的情绪感染和神经元同步。结果，我们的恐慌变成了他们的恐慌。作家约翰·华纳将这种现象称为“涓滴式焦虑”。

2013年，英国心理学家索尼娅·利文斯通和朱利安·塞弗顿·格林教授对九年级的一个班的学生（相当于美国的八年级）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跟踪研究，观察孩子们在学校和家里使用智能手机时的表现，并将研究结果发表在了一本名为《一个班：数字时代的生活和学习》的书里面。这些学生承认，他们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地位日益感到不安和不确定。但根据对这些年轻人生活情况的研究和观察，以及同他们的对话，这两位心理学家并没有把这种焦虑感归因于智能手机。相反，数据揭示了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他们对父母的依赖性较强，在家庭之外缺乏有意义的工作，来自学业的压力比较沉重，对宗教和公民社区的参与有所减少，以及在家里面发挥的帮助作用也有所减少。

文化分析表明，这一代人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不会高于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看到父母为了维持生计而身兼数职，同时还要努力满足日益膨胀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美好生活的要求，即完全健康的、有成就感的、值得分享到品趣志（Pinterest）的生活。利文斯通和塞弗顿·格林写道：“我们不知道年轻人对未来的担忧是出于真正令人不安的社会变化，还是出于他们周围充满焦虑的话语。”年青一代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希望我们会给他们答案。他们肯定会在社交媒体上挣扎，如同他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但如果我们也跟着苦苦挣扎，那么他们就没有了依靠。

安妮说，在如何指导下一代正确看待社交媒体的问题上，很多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往往束手无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的工具可以帮助年轻人。事实上，虽然数字技术是个新领域，但要应对这个新领域的挑战，之前应对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挑战时所用的工具依然能派上用场。她运营着一个名为ICanHelp.Com的社交媒体求助热线，旨在指导学校应对与社交媒体平台有关的问题。比如，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社交应用平台“快拍”上面有一个匿名用户试图向同一所高中的许多女生索要裸照。安妮与该社交平台的管理方取得了联系，几个小时后，这个账户就被关闭了。但安妮等人做的更多工作是提醒高中管理人员，只要高中还存在，她们就会一直同流言蜚语、性骚扰和学生拉帮结派做斗争。即便在数字时代，相关挑战从现实生活转移到了网络，以往在这方面的斗争技巧依然有用武之地，比如与存在问题的学生谈话，对他们采取干预措施，持续追踪后续效果，对存在问题的学生及其家长同时开展心理教育，等等。

安妮跟我分享了这样一个故事：之前，一些关于她儿子的八卦被传到了网上，星火燎原一样蔓延开来，令人感到很痛苦。最后的结局是她儿子同一个朋友的友谊破裂了，在痛苦中度过了大约60个小时。但后来一切都过去了，她的儿子经受住了这段经历的磨炼变得更坚强了。八卦和骚扰并不是社交媒体捏造的，甚至匿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安妮和我异口同声地说：“麻辣书！”（burn book）。

在我们读中学的那个时代，青少年会制作小册子，在这个小册子上，学生可以匿名地写一些嘲笑其他同学的话。在2004年大受欢迎的电影《坏女孩》（Mean Girls）中，他们称这样的小册子为“麻辣书”。

安妮还担心，如果对青少年使用新技术的监管过于严格，可能妨碍孩子们学习自我管理的技能。如果他们使用数字媒体的行为完全是由外部控制的，他们自己怎么能学会驾驭这些技术呢？她分享了一个故事，她11岁的儿子非常渴望能在Xbox360上玩一款名为《光晕》（Halo）的游戏。他玩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玩好几个小时。安妮不禁开始担心起来，她曾经建议家长在这种情况下不要介入，但此刻她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违反自己的建议而采取干预措施，给她的儿子施加一些外部管控。最终，她还是没有干预。不久之后，她儿子终于对这个游戏感到厌倦了。作为一名有天赋的运动员，他错过了户外活动和自我调节的时间。大概在这一过程中，他学到了一些关于适度原则、自我调节和分清轻重缓急的教训。我回想起某年2月份的一个假期，我连续好几个星期都穿着睡衣抱着任天堂玩一款名为《生化尖兵》的游戏，不禁笑了笑，心中颇有同感。

安妮反思说，当对于科技的道德恐慌蔓延时，我们的反应通常是内疚，因为我们担心自己无法保护好孩子。技术潮流是不断变化的，要赶上它很难，这可能会让用户和家长感到不安。但往往是家长们对新技术感到更困惑，更有可能认为它们是有害的。年轻人出生在这个数字技术时代，不需要用以往的方式去适应新世界。技术变化的确会令我们感到畏惧，但我们不需要把我们所有的反应都集中在这方面，不需要耗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技术可能带来的危害，而是要坦然面对，与年轻人一起卷起袖子，齐心协力地共同解决相关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这么做了，会发生什么呢？这样可能带来双重回报，一方面减少我们的担忧，另一方面让我们按照年轻人的方式与其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第8章 行走的杏仁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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