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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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博伊德在《这很复杂:网络青少年的社交生活》这部精彩小说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博伊德是微软的研究员,也是“数据与社会”(Data & Society)的创始人。这是一个研究机构,专门针对涉及社会、文化与技术的问题开展交叉研究。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博伊德访谈了很多年轻人,探讨他们与技术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技术,那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尽管一些技术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比如里面包括了聚友网(MySpace)上的许多故事,但相关的教训仍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此书以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一场足球比赛为开篇。博伊德注意到,在这场比赛中,似乎每个人都在用智能手机。但父母们却以一种孤立自己的方式盯着自己的手机,甚至当他们的配偶和邻居在身边,很容易开展面对面社交的时候,依然低头不语地滑动手机屏幕。那些年轻人则与之相反,把手机用作相机和协调设备,拍照并上传照片;互相发短信告知见面地点;给对方看搞笑的猫咪视频。也就是说,他们把手机当作互动工具,而不是孤立自己的设备。
博伊德后来在比赛中与一名十几岁的女孩交谈,女孩打开她的脸书给她看。虽然这名少女在活动中没有使用脸书,但之后上传了照片,标记了她的朋友,然后在评论区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评论里面引用了比赛期间发生的很多对话。她利用社交媒体网站继续对话,扩展社交场景,而不是在游戏中分散注意力。
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使用的是社交媒体(包括短信和其他形式的信息)的公共交流功能。博伊德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交空间”或“社群”,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想象的,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我们都属于多个公共场所,每个公共场所都有自己的互动空间(现实的和虚拟的),比如教堂、政党、校友会、工作团队等等。博伊德写道:“公共场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一个社区,让人们聚集、联系,并帮助构建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随着科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多重进步,这些公共场所已经转移到了网上,并日益网络化。
博伊德声称,我们通过更严格的规则、对陌生人的恐惧、无休止的课外活动以及不容忍在公共场所闲逛,挤压了年轻人的社交空间,他们的反应就是转移到网络上面。青少年非常想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具体来说,他们想要在没有成年人监督的情况下,在他们选择的公共场合,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朋友相处。如果不考虑青少年日益缩小的社交环境,我们便无法理解社交媒体在他们中间取得的广泛成功。
我不满13岁时,有很多闲逛的机会,比如从早餐到晚餐的这段时间,我可以在家周围几英里内闲逛;此外,由各种各样的树屋组成的公共场所、售卖廉价糖果的商店外面、水库周围的树林里等等,都可以供我闲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不到10岁的女儿只能参加有组织的、在家长监督下的玩耍,以及参加没完没了的课程和活动。即使我想让她去闲逛,她也找不到一起闲逛的人。她的朋友们觉得我是个叛逆的家长,因为我竟然允许她独自去图书馆,独自穿过街道,独自走过几栋楼之远的距离。在《被溺爱的美国心灵:好心和坏主意如何造就失败的一代》一书中,格雷格·卢加诺夫(Greg Lukianoff)与乔纳森·海特这两位作者把这种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称为“安全主义”(safetyism),并认为这种情况会影响青少年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是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一个重要诱因。
青少年之所以蜂拥而至地使用社交媒体,并不是他们被高科技设备催眠,而是受他们与生俱来的社会性所驱使,以及被日益强烈的控制和驾驭社交空间的欲望驱使。博伊德写道:“社交媒体远非诱人的特洛伊木马,而是一个释压阀门,让年轻人重新找回有意义的社交,作为一种工具来管理自己面临的压力和限制。”在对青少年的采访中,博伊德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们希望面对面地聚会,但这种聚会的机会是有限的,他们被父母的恐惧和过度安排的生活束缚住了。
社交媒体还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自我展示的新平台。正如他们用自己喜欢的纪念品和海报去装饰储物柜和卧室墙壁,喜欢通过某些体育活动、音乐品味或其他活动来寻求群体认同一样,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活动、发布推文、上传生活照片也是基于同样的心理。社交媒体就是他们表达和检验不同身份认知的平台。青春期是一个尝试探索新自我的时期,如同试着戴上一顶新帽子,然后对其进行调整,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他们希望在摆脱成年人的窥视和责骂的状态下做这些事情。
青少年在网上与他人一起做的很多事情,与之前没有社交媒体时青少年在线下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当然,一个主要的区别是这些行为更加公开,可以在线上被永久记录下来,而且同时被多个受众看到。数字媒体往往拥有看不见的受众,这会让一些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之前,你的储物柜或卧室的内部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且随着你身份认知的改变而改变,不符合新认知的东西会逐渐消失在时间的风沙中。但在网络时代,任何能连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访问你在推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大学招生人员、潜在雇主、之前和未来的约会对象,而且这些内容都会成为永久的记录。所有这些感兴趣的群体一窝蜂地访问数字平台,会导致博伊德所说的“情景崩溃”(context collapse),即某些文章或信息本来是面向那些具有共同历史、共同认知的受众而发布的,但现在被分享给了更多受众,而这些受众可能没有正确的情景去解读这些文章或信息。
当然,一些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电子游戏和其他互动媒体设备时的确存在自我调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前一章中讨论过这些行为。博伊德认为这方面的问题通常是一种表面症状,反映了内在的抑郁、焦虑或其他失调。那些难以控制冲动的人可能很难控制他们对各种屏幕的使用,他们值得我们关注。但博伊德写道:“上瘾这种措辞并没有催生富有成效的对话,而是将新技术视为魔鬼,认为青少年天生就没有能力应对身边的诱惑。”
安妮说她喜欢南加州大学传媒教授亨利·詹金斯给家长们的建议,即不要总是躲在孩子背后偷窥他们,而是要保护他们。她建议说:“和你的孩子坐下来,问问他们:那是什么?会让你紧张吗?会让你烦恼吗?”科技时代的良好生活标准与以往时代具有相似之处,同样,社交媒体时代的良好教养标准也与以往时代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这种教养必须让孩子懂得适度原则,必须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做出决策。在平衡工作与生活、饮食、消费和使用药物方面,我们在一生中养成了一些良好习惯,在如何正确使用新技术设备方面,这些良好习惯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