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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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纳·博伊德在《这很复杂：网络青少年的社交生活》这部精彩小说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博伊德是微软的研究员，也是“数据与社会”（Data & Society）的创始人。这是一个研究机构，专门针对涉及社会、文化与技术的问题开展交叉研究。在十多年的时间内，博伊德访谈了很多年轻人，探讨他们与技术的关系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技术，那本书就是这些访谈的结晶。尽管一些技术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比如里面包括了聚友网（MySpace）上的许多故事，但相关的教训仍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此书以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的一场足球比赛为开篇。博伊德注意到，在这场比赛中，似乎每个人都在用智能手机。但父母们却以一种孤立自己的方式盯着自己的手机，甚至当他们的配偶和邻居在身边，很容易开展面对面社交的时候，依然低头不语地滑动手机屏幕。那些年轻人则与之相反，把手机用作相机和协调设备，拍照并上传照片；互相发短信告知见面地点；给对方看搞笑的猫咪视频。也就是说，他们把手机当作互动工具，而不是孤立自己的设备。
博伊德后来在比赛中与一名十几岁的女孩交谈，女孩打开她的脸书给她看。虽然这名少女在活动中没有使用脸书，但之后上传了照片，标记了她的朋友，然后在评论区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评论里面引用了比赛期间发生的很多对话。她利用社交媒体网站继续对话，扩展社交场景，而不是在游戏中分散注意力。
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使用的是社交媒体（包括短信和其他形式的信息）的公共交流功能。博伊德将其定义为一个“社交空间”或“社群”，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想象的，或者是两者的混合。我们都属于多个公共场所，每个公共场所都有自己的互动空间（现实的和虚拟的），比如教堂、政党、校友会、工作团队等等。博伊德写道：“公共场所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和一个社区，让人们聚集、联系，并帮助构建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随着科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多重进步，这些公共场所已经转移到了网上，并日益网络化。
博伊德声称，我们通过更严格的规则、对陌生人的恐惧、无休止的课外活动以及不容忍在公共场所闲逛，挤压了年轻人的社交空间，他们的反应就是转移到网络上面。青少年非常想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具体来说，他们想要在没有成年人监督的情况下，在他们选择的公共场合，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朋友相处。如果不考虑青少年日益缩小的社交环境，我们便无法理解社交媒体在他们中间取得的广泛成功。
我不满13岁时，有很多闲逛的机会，比如从早餐到晚餐的这段时间，我可以在家周围几英里内闲逛；此外，由各种各样的树屋组成的公共场所、售卖廉价糖果的商店外面、水库周围的树林里等等，都可以供我闲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不到10岁的女儿只能参加有组织的、在家长监督下的玩耍，以及参加没完没了的课程和活动。即使我想让她去闲逛，她也找不到一起闲逛的人。她的朋友们觉得我是个叛逆的家长，因为我竟然允许她独自去图书馆，独自穿过街道，独自走过几栋楼之远的距离。在《被溺爱的美国心灵：好心和坏主意如何造就失败的一代》一书中，格雷格·卢加诺夫（Greg Lukianoff）与乔纳森·海特这两位作者把这种过分溺爱的教育方式称为“安全主义”（safetyism），并认为这种情况会影响青少年培养自己各方面的能力，是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一个重要诱因。
青少年之所以蜂拥而至地使用社交媒体，并不是他们被高科技设备催眠，而是受他们与生俱来的社会性所驱使，以及被日益强烈的控制和驾驭社交空间的欲望驱使。博伊德写道：“社交媒体远非诱人的特洛伊木马，而是一个释压阀门，让年轻人重新找回有意义的社交，作为一种工具来管理自己面临的压力和限制。”在对青少年的采访中，博伊德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们希望面对面地聚会，但这种聚会的机会是有限的，他们被父母的恐惧和过度安排的生活束缚住了。
社交媒体还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令人兴奋的自我展示的新平台。正如他们用自己喜欢的纪念品和海报去装饰储物柜和卧室墙壁，喜欢通过某些体育活动、音乐品味或其他活动来寻求群体认同一样，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活动、发布推文、上传生活照片也是基于同样的心理。社交媒体就是他们表达和检验不同身份认知的平台。青春期是一个尝试探索新自我的时期，如同试着戴上一顶新帽子，然后对其进行调整，看看是否适合自己。他们希望在摆脱成年人的窥视和责骂的状态下做这些事情。
青少年在网上与他人一起做的很多事情，与之前没有社交媒体时青少年在线下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当然，一个主要的区别是这些行为更加公开，可以在线上被永久记录下来，而且同时被多个受众看到。数字媒体往往拥有看不见的受众，这会让一些事情变得更加困难。之前，你的储物柜或卧室的内部只有少数人能看到，而且随着你身份认知的改变而改变，不符合新认知的东西会逐渐消失在时间的风沙中。但在网络时代，任何能连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访问你在推特上发布的内容，包括大学招生人员、潜在雇主、之前和未来的约会对象，而且这些内容都会成为永久的记录。所有这些感兴趣的群体一窝蜂地访问数字平台，会导致博伊德所说的“情景崩溃”（context collapse），即某些文章或信息本来是面向那些具有共同历史、共同认知的受众而发布的，但现在被分享给了更多受众，而这些受众可能没有正确的情景去解读这些文章或信息。
当然，一些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电子游戏和其他互动媒体设备时的确存在自我调节方面的问题，我们在前一章中讨论过这些行为。博伊德认为这方面的问题通常是一种表面症状，反映了内在的抑郁、焦虑或其他失调。那些难以控制冲动的人可能很难控制他们对各种屏幕的使用，他们值得我们关注。但博伊德写道：“上瘾这种措辞并没有催生富有成效的对话，而是将新技术视为魔鬼，认为青少年天生就没有能力应对身边的诱惑。”
安妮说她喜欢南加州大学传媒教授亨利·詹金斯给家长们的建议，即不要总是躲在孩子背后偷窥他们，而是要保护他们。她建议说：“和你的孩子坐下来，问问他们：那是什么？会让你紧张吗？会让你烦恼吗？”科技时代的良好生活标准与以往时代具有相似之处，同样，社交媒体时代的良好教养标准也与以往时代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这种教养必须让孩子懂得适度原则，必须有意识地、深思熟虑地做出决策。在平衡工作与生活、饮食、消费和使用药物方面，我们在一生中养成了一些良好习惯，在如何正确使用新技术设备方面，这些良好习惯也是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