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然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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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这项研究时，我想起了本书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即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倾向于形成一个基于共同意义和团结意识的小团体，我们人类最丰富的体验就来自家庭、宗教和种族内的联系。但这种狭隘的做法是没有未来的，我们也不应该期待它有未来，因为过于注重群体内部关系的倾向可能会导致不同群体之间发生分歧，甚至发生非人性化的悲剧。在这件事上，我们难道没有选择的余地吗？如果我们将自己所属的群体视为一个包容的门槛，对那些接近我们身份认同的人采取包容态度，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可能将整个人类视为一个更宽泛的门槛，将其他群体的人纳入这个包容门槛之内呢？

在基思的一个研究中，参与者被激活的不是种族身份认知，而是共有的身份，比如所有人都是塔夫茨大学的学生。我问他对此研究有什么看法。

基思点了点头，但并不热情地说：“我认为说完这句话之后，接下来你可能会说一些尴尬的话，立刻把人们推回一些从属性的身份认知。你可以说‘我们都是塔夫茨大学的学生’，但说出这句话之后，你内心可能会想：‘这句话虽然没错，但我们在这个大学的体验真的不一样，我在塔夫茨大学获得的学位和你们的学位是不一样的，我在校园的经历和你们的完全不同。’然后，这种内心反应会在你的非语言暗示中表现出来。另一个人心里会想：‘哦，天哪，这可不是我的意思，他现在认为我是种族主义者，或者麻木不仁，或者其他什么。’这都会表现出来。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起点。”

基思觉得，在一种不发生任何误解的神奇互动中，凸显这些高一层级的身份可能会很有效。但我们的观点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误解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你所说的某些话肯定能透露出你缺乏对他人观点的理解，从而演变成一个威胁因素。在不同群体并存的情况下，如果基于某个共性去凸显“我们”这一更高层级的类别，似乎能减少一些消极情绪，但不会给消除群体差异带来实质性的改变，而且要实现这种实质性改变，就需要一定程度的冲突。基思认为，对于不同的经历及其带来的情绪，最好是正面处理，并给人们提供一些技巧，以便应对潜在的危机。

调查这些经验和观点上的差异，进行深入探索，可能是同一个人建立密切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通过探索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来贴近他堪称一个普遍适用的大原则，这呼应了皮埃尔·贝亚德（Pierre Bayard）关于理解人的内心世界以及我们如何坠入爱河的观点。他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要相互理解和欣赏相似性，但我非常想弄清楚，人们对于探索彼此差异的好奇心存在多大差异；如果一旦差异被发现，人们的反应会存在多大差异。

我说：“我认为，很多人都觉得亲密类似于相同，但我喜欢亲密的朋友观点不相同的时刻，因为那样我们就会发生争执。对我来说，亲密意味着发现差异，然后深入探讨，而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彼此的观点。”

与我相反，基思认为，当亲密的朋友表达不同意见时，他会产生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他说：“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接受了我们关于内森·菲利安的分歧……”

我揶揄道：“是吗？你是认真的吗？”

我和基思都喜欢内森·菲利安这位演员，但我最喜欢的是他在乔斯·维登的西部科幻片《萤火虫》（Firefly）中饰演的马尔·雷诺兹船长，他穿着神气十足的皮裤，自信地昂首挺胸，外表强悍，内心善良。基思一直很喜欢他在悬疑犯罪喜剧片《灵书妙探》（Castle）中的角色，而我不是这部剧的粉丝，觉得菲利安在这部作品中只是展示了他一小部分魅力。

基思指出：“是的，关于菲利安这种层面的激烈分歧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我发现一个密友，或者一个即将成为密友的人，与我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等重要价值观上存在严重分歧，那就会成为一个较严重的问题，除非你能想方设法说服我，让我明白为什么你觉得黑人生命其实并不重要，但这……”

基思摇了摇头，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既在努力应对情绪的波动，又在试图利用自己的心理学知识，比如认知重评技巧，去平抑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让情绪调节变得困难的，不是由于争论的主题，而是由于这个主题激发了如此强烈的原始感觉，即便对那些精通情绪调节技巧的人来说依然是一个挑战。

最后，他说：“不，我知道有些人相信黑人的生命也是命，但他们并不像我一样，认为种族偏见和警察暴力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能接受他们的观点，依然觉得这种差异会让我们无法建立密切关系，你明白吗？”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关于政治问题的分歧似乎与其他类别的分歧迥然不同，更像是一种原始的、发自内心的分歧，即便在那些不会影响自己所属社群的政治问题上的分歧，也是如此。当一些政治问题的分歧冲击到人们内心道德时，人们能否克服这些挑战，成为亲密的朋友呢？真的难以想象。有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直觉。比如，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不仅不喜欢对方，而且有人报告说他们甚至到了彼此憎恨的地步。这种分歧与其说是基于政治立场，不如说是基于社会认同。

造成政治极化现象加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种理念认为我们的政治问题已经被道德化了，政治分歧被视为道德分歧，而当道德分歧出现时，人们往往就会寸步不让。这个理念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现象，其主要倡导者是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他在《正义之心：为什么好人会被政治和宗教分裂》（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一书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曾在第1章详细讨论了海特的工作，他认为人性在90%上像黑猩猩，10%像蜜蜂。但他真正的研究焦点是道德心理学。在他的书中，他认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生活在不同的道德环境中，而且在道德问题上只能选择其中一个，如同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里面要么吞下红色药丸回到真实世界，要么吞下蓝色药丸留在虚拟世界的剧情一样，我们的决定导致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道德环境之中，不同环境下存在不同的原则、事实、价值观，具有不同的现实感知。

他认为，由于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道德基础不同，所以两派的道德环境对比鲜明。几乎每个人，包括保守派、自由派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人，都同意三个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关怀、公平和自由，即伤害别人是错误的，关爱他人是正确的，每个人应该得到公平对待，我们应该是自由的。

保守主义者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又多了如下几层（自由主义者觉得这几层与道德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关联）：第一个是服从权威，保守派认为人们要服从外部规则和具有管理职责的负责人，对权威非常尊重。与此相反，海特注意到自由主义者群体最著名的一个保险杠贴纸上面写着“质疑权威”。第二个是纯洁，指人们在性爱和生殖方面要坚持保守观点。第三个是忠诚，这一点可以从人们共同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揭示出来，即保守主义者似乎能够抛开分歧，彼此支持。而与之相反，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左派人士则不断吹毛求疵，相互攻击，并且倾向于回避用强烈方式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因为他们觉得这种爱国主义类似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就个性而言，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所谓的“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这一特征上面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经验开放性”指人们对传统经验和舒适区的渴望程度，而不是对新经验和突破界限的渴望程度。

把上述这些因素放到一起，你就会发现两类不同的人。一类是保守主义者，他们喜欢传统，尊重权威，忠于自己所属的群体，不信任违背社会规范的人，并希望一直拉起心灵的吊桥，以守护自己和亲友的安全。而且这类人为了做到尊重权威、纯洁和忠诚，往往愿意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对他人的关爱，牺牲公平原则。另一类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关心别人是否受到伤害，关心别人是否享有公平，认为需要挑战权威以实现社会进步，认为社会规范往往限制和阻碍创造力以及人们的个性化体验，希望放下心灵的吊桥，接纳那些需要我们关怀的人。

到最后，你就会看到，同属一个国家的人却无法理解彼此，大家都在各自的圈子里交谈（投票也是局限于自己的圈子）。正如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的心理学家罗杰·尚克和罗伯特·阿贝尔森所言，这些人普遍相信“世上之人有好有坏，坏人试图利用非法的方式造成一种邪恶的状态。只有当好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动员一些旁观者（这些人面临被坏人引诱的危险），朝着光荣的胜利前进时，这一切才能避免”。

但至于谁是坏人，我们却看法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