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
《蜂巢思维：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试着跳出自己的心理舒适区,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基思·马多克斯打开鸡尾酒菜单，不禁低声嘀咕起来。
基思和我在戴维斯广场，这里人流熙熙攘攘，街道两旁铺着鹅卵石，独立电影院和二手书店星罗棋布。我们去了咖啡店，但那里都很拥挤，还播放着很吵的音乐，所以我们就去了当地一家餐馆。这里安静，光线偏暗，令人感到舒缓，还有高背红色皮革座椅。
显然，这里的菜单让基思很不愉快。
我问他出了什么问题，他指着一种名为“小猫手套”的酒。
他说：“我真的很想点这种看似很美味的波旁威士忌酒……但他们为什么要给它取一个如此愚蠢的名字呢？”
基思并不是我唯一的男性朋友，他对点那些看似女性专属的饮料有点犹豫，但他是唯一一个被这种事情困扰的朋友，他一生都在研究如何克服成见。但我知道我在这里的角色。我揶揄了他一下，说他对性别角色的观念太严格，被大男子主义观念控制了，这两种观念都会危及他的自主性，将他置于一种艰难的处境。其实也没什么难的，他依然可以做他真正想做的事——点一杯名为“小猫手套”的酒。
我们喝了一些这种酒，分享了一盘开胃菜。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讨论他与我共同的朋友、心理学家希瑟·厄里前不久所做的一些研究。
基思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研究一种特殊类型的种族偏见——表型偏见（phenotypicality bias）。 他发现，种族偏见并不是一种均衡地适用于某一特定种族群体的所有成员的观念。相反，如果某些成员的体貌更接近这个种族的典型特征，就会背负更沉重的包袱，比如，黑皮肤、厚嘴唇的黑人遭受的种族歧视要多于那些肤色较白、嘴唇较薄的黑人。
由于慷慨和外向，基思是我们领域内最知名、最受人喜欢的人。我和朋友杰夫曾经花了很大力气，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基思从一场会议的鸡尾酒会上拉出来，及时赶上了之前预订的晚餐，因为好像酒会上每一个人都想和他聊上几分钟。然后，我们坐上了用优步打的车，我们三人都坐在后座上，让他坐在中间位置。本以为这样就安全了，没人再找他了，结果我们还是听到了有人喊“基思”！原来是他一位很久没联系的朋友在人行道上喊他……基思最后几乎坐在我的腿上，从窗口探出身子，和这位朋友聊天。
希瑟是我的博士后导师，和我一样，她也专门研究情绪调节。她的研究重点是弄清楚什么策略在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有效。比如，一些人是否在改变注意力焦点之后体验到了情绪改善，而另一些人是否在改变对事情的理解之后获益更多。 她文静、沉稳的举止与基思较为随和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们都脚踏实地，乐观幽默，这为他们牢固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希瑟和基思最近意识到，我们与不同群体的人进行互动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将他们的研究项目结合起来，或许能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方案。由于他们都在塔夫茨大学工作，所以很容易建立合作关系。他们的研究评估了一下如果事先给参与者提供一些类似于认知重评的技巧，帮助他们控制焦虑，是否会让人们更愿意与其他种族的伙伴谈论有关种族歧视的问题。
他们的研究主要由基思实验室的研究生珍妮·舒尔茨负责实施，珍妮的同学萨拉·盖瑟也参与其中。在设计这个实验时，她们基于这样一个逻辑：与不同种族的人交谈往往会加剧焦虑，这可以通过内部指标（自我报告精神反应、生理反应）和外部指标（行为、非语言暗示）揭示出来。他们认为，这种焦虑可能会导致不同种族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避免这种互动，如果无法避免这种互动，就会引发一种令人不安的非语言信号，这种信号会表明这种互动并不顺利，从而导致互动失败。
她们先为参与者（均为白人）提供一定的心理干预，告诉他们说：“有时候人们与其他种族的人交流时会感到焦虑。为了减少这种焦虑，他们可能会选择避免跨种族互动。但研究表明，把自己置身于同其他种族的人互动的情境中，反倒有助于减少未来的焦虑感。”参与者随后被告知，他们的任务就是讨论种族歧视问题，并且可选择黑人或白人作为谈话对象。
基思手里挥动着一根薯条强调道：“我对这个话题充满兴趣和研究动力，是希望通过建立同盟去应对种族歧视。”通常，挑战社会不平等的重担落在了那些被歧视群体的肩上。但事实上，其他大多数群体在延续偏见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些群体不参与进来，那么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在大范围内取得成效。基思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要做到这一点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让白人参与这种讨论，会令他们觉得自己存在歧视倾向，从而令他们感到不舒服，而且有时确实会让那些遭到歧视的黑人心想，白人参与这种讨论是够可怜的，他们得让那些白人感到舒服点儿。”基思觉得，当人们感到不舒服时，他们就不会参与进来。他们会回避，会远离，任何进展都不会有。他认为，让人们坐到谈判桌前讨论诸如种族歧视等棘手问题是很重要的。
参与希瑟和基思研究项目的那些人坐下来之后，他们之前获得的心理干预效果并没有淡化，这些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居然能够顺利讨论种族歧视。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在不同种族的人共同参与的情况下。基思向我分享道，他经常听到来自黑人社区的人说自己不仅要不断对抗种族偏见，还试图去教育那些善意的白人朋友，让他们知道黑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这些黑人真的感觉筋疲力尽了，他们希望将后面这副重担卸下来，交给那些白人盟友。我也经常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圈里亲眼看到被歧视群体表达这种感觉：我们一方面承受持久的歧视，另一方面还要说服别人相信我们所说的这种歧视并非存在于所有人的头脑之中，这样真的感觉太累了。
作为一个黑人，基思知道这两重负担多么令人痛苦，多么令人厌倦；但作为一名职业的教育工作者，这是他的分内之事。他说：“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中具有不同的身份和角色，这或多或少使我们有可能承受住这种压力，以便促使大多数群体共同参与反对歧视的过程。”他希望这项研究能对这项工作有所帮助。
我问，如果他们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当一名参与者在接受了减轻焦虑的心理干预之后，是否更有可能选择其他种族的参与者作为谈话对象呢？
心理干预措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接受这种干预的人更有可能选择与不同种族的人交谈，而不是选择自己种族的参与者。那些选择与黑人互动的白人，无论之前是否接受过心理干预，都比那些选择与白人互动的白人表现出较少的非语言焦虑迹象。
由此可见，认知重评为我们塑造一个更有希望的世界提供了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