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犬让我们找回宇宙的新中心
《蜂巢思维：群体意识如何影响你》服务犬让我们找回宇宙的新中心,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阅读了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关于“群体快乐”（group joy）的书之后，我试图进行头脑风暴，看看自己如何才能体会到集体快乐。我考虑去美国内华达州黑石沙漠参加当地的“火人节”，但这似乎成本太高，而且旅程太艰辛，我相当确定自己没还没有酷到这种地步。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嗜血破晓”（Daybreaker）的活动，这个名字让我想起了吸血鬼，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众人在早上一起练习瑜伽和跳舞的活动。这似乎能让人感受到群体快乐，但它是在早上进行的，而且没有任何能够改变思想的东西。我确实喜欢好的舞池，但主要是在婚礼上，而且是在喝了一两杯金汤利酒之后才开始跳舞。
最后，我加入了全国教育与援助犬服务中心的跑步募集资金团队，参加一年一度在马萨诸塞州南部科德角举行的法尔茅斯公路赛。我虽然几乎没有受过训练，但跑出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每小时6~8英里。我努力奔跑，不想让我的小团队失望，还有数以千计的人陪我一起跑，很多人摇着铃铛为我们呐喊加油。一个由年轻女子组成的舞蹈团穿着芭蕾舞裙，欢快地旋转着，举着大牌子，上面写着“如果你厌倦跑步，试试跳舞吧”。
参赛者穿的T恤上印着自己的名字和编号，方便观众加油助威。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当我减速时，有人喊：“加油，莎拉，你会成功的！再跑两英里！”将近12 000人参加跑步，2 000名志愿者充当穿梭巴士引导员，在水站为我们提供水，并为我们欢呼。
我自豪地穿着全国教育与援助犬服务中心标志的T恤。穿其他慈善机构T恤的人也随处可见，如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患者协会、达那-法柏癌症研究所、患癌儿童警察组织等等。一名男子和他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穿着倡导包容意识和精神健康的父子装，紧挨着彼此一起跑步。许多慈善组织的运动服上都写着“为……而跑”的字样，中间填上了某个人的名字。还有许多人把一些富有灵感的图片印在了T恤上。我曾跟在一个男人后面跑了一会儿，他的T恤后面印着有一个早产儿的图片，这个早产儿的四肢非常细小，有很多根管子弯弯曲曲地插满了身体。跑到终点之后，我有点肚子疼，过了一会儿才恢复过来。广播员广播道，本次慈善长跑总共筹集了数百万美元善款。
这种经历激发了一种集体归属感，如同一只蜜蜂找到了蜂巢一般，觉得自己超越了自我，变得更强大了，这个集体里面不仅包括和我一起跑完7英里的人，还有成群结队支持我们的人。如同本书提到的所有采访、研究文章和书籍一样，这次长跑也给我上了一课，加强了我对蜂巢思维的认知。
我们并非仅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彼此而活。凯西·福尔曼在访谈中说：“你生活的意义往往在自身之外。令我们大笑、微笑和担忧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我认为这正是服务犬为许多客户所提供的，让他们的宇宙找到了一个新的中心。”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凯西这句话强有力地道出了服务犬培训计划的好处，但我看到了一个更加重大的意义。狗可以倾听主人分享日常生活细节，填补人们社会支持网络的空白。但真正的危机是我们没有足够的人来填补这个空间，我们希望避免盲目从众，群体思维会导致我们产生阴谋论和非人性化的思维，会导致我们分裂成一个个对立的群体。但是，迷信个人主义也有其自身的危险。
在《自拍：我们如何变得如此自恋及其影响》一书中，英国记者威尔·斯托尔从文化角度追溯了自我意识和个人主义的历史，从亚里士多德时代阳光灿烂的希腊岛屿，到硅谷二十多岁的科技兄弟们，都被纳入研究视野。
在回顾一些文献和专家访谈之后，威尔·斯托尔同意神经学家大卫·伊格曼关于自我的性质和自我意识的观点，即我们的许多决策是基于无意识的动机，然后，有意识的自我又将其解读成一个漂亮的故事。（我、养蜂人丹·康伦和其他许多人也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这种心理学层面的虚构可能是心理调节的一种表现，因为这样可以对我们内在和外在的诸多失调和混乱现象进行再加工，营造出一种令人心安的感觉，仿佛自己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一般。但他同时警告说，这样也会导致我们变得盲目，看不到现实的本质。
斯托尔认为，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在进行一场史诗般的生命探索。他在书中写道：“在不断展开的生命剧情中，我们觉得自己如同一个英雄，身边有同盟、有恶棍、有命运的突然逆转、有对幸福和价值的艰辛追求。我们那个具有部落性的大脑促使我们亲近朋友，疏远敌人。”
但斯托尔并没有关注集体性，关注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一个蜂巢，而是关注人类属性的另一面——个体性。杰西·沃克将我们对于敌人和潜在威胁的偏执追溯到了远古时期，沃恩·贝尔将我们对于社交媒体技术的道德恐慌追溯到了几个世纪之前，如同他们两人一样，斯托尔也将我们对于个体性的偏执追溯到了远古时期，认为人类一直都没有放弃过对于个体的强调，个体性大于集体性的想法从没有离开过，只是伴随着文化趋势和重要事件出现过起起伏伏。
斯托尔在他的著作结尾将视线转移到了美国硅谷。在硅谷，创业精神是一种社会价值，初创企业发明的设备和应用程序，让很多职业都过时了，却没有考虑到对人类的影响，诱使人们普遍蔑视集体的价值。这个部分的内容让我想起了一个有争议的博客，博主是曾经供职于谷歌的谢尔盖·法古特，他自封“生物黑客” 。此人倡导一些稀奇古怪的实践，比如一天只吃一顿饭，以便实现个人效率的最大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以便管理情绪、集中注意力和改善睡眠；将性需求外包给性工作者，仅支付费用即可，而不需要麻烦的、耗时的情感投资。最令人担忧的是，此人还天真地说在不久的将来有两种人类：一种是从事这种生物黑客活动的人类，即所谓的“高级”人类；另一种是基础的人类，这些低等的人类“可能会被照顾得很好，但对发生的事情却没有真正的发言权”。
斯托尔把最近这些自由意志主义的兴起归因于我们的朋友艾茵·兰德的著作。我们之前提到过，艾茵·兰德的哲学观是：当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受社会规范或政府规定的束缚时，人类社会才会繁荣。斯托尔将亚里士多德称为“个人主义之父”，而艾茵·兰德经常说的一句著名的话是，亚里士多德是唯一影响到她的人。
所有这些自视甚高的做法会带来几个问题。
第一，这种做法要求践行者在外形、气质和成就上完美无缺，这给人们施加了过多的压力，既要追求这些目标，又要监督自己的进展，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仅累人，而且令人沮丧。如果你到了中年还没实现狂野的梦想，钱包瘪瘪的，孩子对你不满，你感受不到快乐，充满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你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这种挫败感不仅因为你没有做到最完美，还因为你感到悲伤。但事实上，你应该谨慎地接受现实，而非徒然悲伤。
第二，在拥抱个体性的一面时，我们忽视了集体性的一面。斯托尔写道：“当我们在几个世纪以前认为自己与环境、与别人处于分离状态时，我们就背弃了孔子后裔深知的一个真理。”也就是说，我们既是一个个体，也属于一个集体，我们不应该将自己视为一个独立个体，不应仅仅关注改善自我，而是应该将自己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去关心别人并努力奋斗，这样我们可能会表现得更好、更聪明、更无私和更道德。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到其他人，甚至以我们看不到的方式影响他人，“无论掩盖这一点是多么方便或多么诱人，它都不容否认，而我们除了对神圣的自我负责之外，往往拒绝对其他任何人负责”。
斯托尔所言极是。
回头看看我们在第一章讲过的内容，乔纳森·海特和埃米尔·杜尔凯姆认为，每个社会都需要平衡个人需求和集体需求。海特认为，大多数社会都选择了以社会为中心，把团体和机构的需要放在首位，把个人的需求放在次要地位。相反，个人主义者则把个体放在中心位置，将社会置于次要地位。 我认为，美国社会越来越强调个人利益，损害集体利益。
这种集体感意味着人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成为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这可能对人类的幸福感至关重要。这可能也解释了一个令人困惑的发现：当重大灾难来袭时，人们经常报告说自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欢乐情绪，因为尽管自己的日常生活被打乱了，整个社区却团结起来把问题解决了。丽贝卡·索尼特在《建在地狱里的天堂：灾难中崛起的非凡社区》一书中写道：“当所有普通的分界线和模式都被粉碎时，绝大部分人（并非所有人）都会挺身而出，充当兄弟的监护人。即使在死亡、混乱、恐惧和失落中，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紧密的人际关系也能带来快乐。”这样，我们就回到了过去那种人与人密切相连的状态，由此带来的感觉具有深刻的意义。
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参与宗教活动有助于促进健康、幸福和长寿。即便不考虑从宗教活动中获得的社会支持和健康生活方式等因素，宗教的积极作用仍然存在，因为大多数宗教都对一些行为做出了明文规定或不成文的规定，比如禁止过量饮酒、禁止与可能携带性传播疾病的陌生人发生性行为等。
宗教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基于共同认知的行为体系，也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叙事，它成为无数个个体的中心。据海特说，它们还为一系列的进化难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在没有遗传关系的情况下，人类如何确定合作的正当性？如何开展合作？我们如何鼓励人们学会分享和相互照顾？如何鼓励人们控制自己的自私行为，以便改善集体或者整个蜂巢的状况？当良好行为既无法带来个人回报，也不优先惠及亲属时，我们如何激励人们做出这种慷慨的行为？如今，有了宗教智慧，我们可以通过发展宗教，在部分程度上解决这些挑战。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宗教具有持久的吸引力。
出于这个原因，海特并不认同“人类未来是世俗的”这种观点，指出：
要求人们放弃一切形式的、神圣化的归属感，并生活在一个由纯粹“理性”的信念构成的世界，可能如同要求人们放弃地球，生活到环绕月球建立的聚居地上去。这是可以做到的，但需要大量的精心设计，而且即便过了十代，这些移民的后代可能会发现他们对地球引力和绿色植物的渴望依然处于尚未消亡的状态。
今天的社会过于关注个人主义，人们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打自己的小算盘，这背离了人们追求社交联系和生命意义的需要，而这种需要超越了人的寿命。这一点也许能较好地解释人类社会目前为何面临种种困境。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阴谋论在我们的公众意识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所讨论的那样，阴谋论和邪教的部分吸引力在于它们帮助我们追求明确的生命意义、建立人际关系和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当人们感觉自己遭到社会排斥的时候，对阴谋论的信仰就会增强。 早期的研究表明，阴谋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社交动机扮演了重要角色。 人们参与各种社会运动，起初往往不是为了狂热的信仰，而是为了在社群活动中寻求社交参与。我们在前文提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三K党是如何获得了如此强大的社会影响的，原因就在于此。
加强亲社会的社群不仅可能提高个人和集体的福祉，还有助于削弱质疑社会融合观点对人们的吸引力。
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如何让个人更快乐。比如，人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取得什么样的成就才能感到快乐？什么样的饮食和健身计划预示着更高的生活水平？看一看当地书店的推荐书目，你会看到一本又一本教你如何变完美的书。但我们也需要考虑集体层面的幸福。如果我们希望人类蓬勃发展，我们还需要问一问，人们是否需要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对世界应该如何运转以及需要坚持哪些价值观有着共同的理解。
有些因素虽然看起来应该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容易，能够减轻人们对他人的依赖，但这些因素往往与较高的自杀率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些因素包括追求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成功。杜尔凯姆指责所谓的“失范”或“无规范状态”，即社会准则或价值观的崩溃。随着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减少，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追求快乐，如同自诩“生物黑客”的谢尔盖·法古特那样，用药物来改善我们大脑里面的化学物质，或者不愿劳心费力地追求富有吸引力的伴侣，仅仅砸大把的钱去和她们发生性关系。这些活动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快乐，但不太可能让我们真正快乐。由于一个人所能拥有的快乐或财富是没有止境的，所以纯粹地追随自己的欲望如同追逐一个永远在移动的目标。
在心理学领域，很多人研究追求幸福造成的矛盾效应。这些广泛的研究强调了一个事实，即如果试图通过各种方法变得更快乐，实际上对你是不利的，反倒会让你更不快乐。你或许会下载一些应用程序，根据上面的指导实施“原始饮食法”，喝骨头汤，或者在私密的地方插入“玉蛋”（jade egg），但如果你仅仅为了追求幸福而从事这些活动，你不会找到幸福。这条规则是否有例外呢？有！如果你为了追求幸福而同自己心爱的人相处更久一些，那么你可能会更快乐。
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会导致不快乐。“消极反刍”（rumination）是指经常反思自己是否可以在生活中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比如，犯错之后会不断地回想自己当时是怎样做的，如果采取其他做法就好了。这个不断重复的反思过程只会导致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幸或错误上面，持续沉湎于消极情绪，结果构成了抑郁症最突出的一个表现。“正念冥想”则是为了训练一个人定期将注意力转移到当前状态。这样做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减少“消极反刍”造成的效应，比如焦虑、唠叨和自我贬低。今天在美国，人们对“正念冥想”的兴趣空前高涨。2016年，《时代》杂志发表了一期特刊，探讨了这一现象对我们的蜂巢意识的影响程度。似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使用这些古老的做法来寻找生命的意义。
所有这些关于幸福、沮丧、孤独、服务犬的理念，所有这些来自哲学、心理学、宗教学等不同领域的信息，都印证了一个清晰且令人信服的理念，那就是：为自己而活，仅仅依靠自己而活，只会导致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