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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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因州，伯特利镇
前不久，我迈入了40岁的门槛。为了庆祝，我拉上我的兄弟们、堂妹伊丽莎白以及他们的家人，一起去了山里。我们把孩子们带出来，让他们坐着轻便马车，一起登上了威尔山。
当我们回到我舅舅家时，我看到我的嫂子凯茜把餐厅改了个样儿。她挂起了白色的小灯和装饰性的扇子，我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用彩纸折的爱心，上面写着留言。她用脸书联系了我40位最亲密的朋友，请他们用一句话表达他们对我的爱，这样我在生日那天就能沉浸在他们的爱里面。
每年生日，我都能收到一张张表达爱心的便条。
这些便条来自我幼儿园时最好的朋友、博士后导师和母亲等人，他们在我生命的各个阶段与我建立了不同程度的亲密关系。我不禁感动地流下了眼泪。那天晚上，我躺在我表妹对面的小床上，她的狗在我脚边打着呼噜，我就在爱的包裹中入眠。
后来我发现，凯茜在我生日两天之前就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今天，得益于社交媒体，这种充满关爱的行为实行得如此容易和顺利，全球各地人们的祝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汇集到一起呈现出来。放到之前，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可能发生。
心理学家雪莉·特克（Sherry Turkle）写道：“我们创造技术，而技术反过来又塑造我们。那么，我们必须针对每一项技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是否真的服务于我们人类？”
我认为，与其删除智能手机里面的所有个人资料，把它扔到一边不用，不如针对社交技术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塑造或使用技术，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人类的目标呢？
教训一：利用社交媒体建立并加强联系，而不是削弱联系；少一点愤怒，多一点同理心，容许别人出错
在采访众多专家、仔细研究、广泛阅读之后，我觉得社交媒体在促进团结、拓展智慧、激发创造力、培养同理心方面的潜力非常大，但这种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发挥出来。我们虽然可以找到一些正面案例，证明社交媒体的潜力得到了发挥，比如，拉娜·拉潘（Rana LaPine）、泰瑞·克拉克（Teri Clarke）以及其他年轻人在脸书上发起了相应的社会运动，但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朋友和家人似乎都深信，社交媒体给他们及其孩子的生活带来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也许你觉得我的想法太天真了，但我依然认为社交媒体的潜力是存在的，现在最大化地发挥这种潜力还不算晚。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从“元认知”的视角来看待我们个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可以运用“认知重评”这个有效手段），并从社会政策的视角来审视我们集体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
关于社交媒体和科技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影响，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研究。但根据我对现有数据的深入解读，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相当重要。我们要利用社交技术来增强现有的社会联系，而不是削弱它。在既定社会道德准则之下以一种积极的态度使用社交媒体，努力促进面对面的交流，加强人际关系。不要让Instagram上的点赞取代你和亲友的午餐会。“如果社交网站仅仅被视为社交上的小零食，短暂、虚幻地满足社交需求，那么它或将为你打开孤独之门。”不要因为沉迷于你喜欢的足球队而忽视了餐桌对面那个用明亮的眼神看着你的人。一定要在你朋友脸书主页的“时间线”里发一个幽默的表情包，一定要和你的亲戚分享你十年前堂兄婚礼的点滴记忆，一定要给你的祖母或其他长辈发短信，告诉她们你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刚刚说了什么让他们开心的话，以便给他们的日子带去欢乐。
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们需要稍微少一点愤怒，多一点同理心，容许别人犯错。回到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之后，我问吉姆·科恩如何看待社交媒体与他的“社交基准理论”之间的契合度，以及社交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放大了镜像和移情的过程。吉姆认为，社交媒体和技术或许算得上一个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神奇工具，但围绕如何使用它们而形成的文化，则可以说是弊大于利。但作为一名乐观主义者，他认为我们可以制订新的社会规范来管理我们使用这些工具的方式。
吉姆说：“在电视和电影中，我最不喜欢的桥段之一是，两个人正在进行激烈的对话，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然后转身走开了。这个人为什么要转身离开呢？为什么另外那个人不说‘嘿，等一下……’，然后为自己辩护，要求对方给出解释呢？这种桥段着实令我抓狂！推特就存在这种情形，比如，某个网友发了一句‘哈哈’之后忽然就离开了，这种情况会反复出现。”他摇了摇头，继续说：“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解决社交媒体的问题，有助于帮助我们改善社交工具的使用情况，解决我们当前这种糟糕、混乱的文化，并提升对负面情绪的容忍度。在众多相互交叠的作用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是让我们对自己和别人犯过的错误拥有了更高的容忍度。”
我们需要完善加强关于人际平等和同理心的社会规范，善待彼此，但我们也必须停止动辄拒绝对话的行为，不要任由激烈情绪支配自己，不能再像情景剧里的角色那样，说一些很伤人的话，然后转身走开。正如心理学家基思·马多克斯和希瑟·厄里的研究建议的那样，我们需要调节自己的情绪，不畏艰难地坚持对话，这是我们迈向更加美好的世界的第一步。强迫自己去发现你和他人之间细微的分歧。
虽然数字世界是一个新的生活领域，但我们在其他领域制定的诸多规则也适用于这个新领域。为了在数字世界过一种高效的生活，成年人可以借鉴自己平时总结出来的许多经验，比如限制观看毫无意义的电视节目，或者用围巾把“金鱼牌”饼干包起来以免干扰注意力。此外，设定合理的目标、刻意给自己一些奖励、构建低诱惑环境等，都是相关的策略。
青少年在使用社交媒体时，需要父母为其划定一些界限，并需要有好的榜样来效仿。但父母们可以把心态放轻松一点，以避免出现我们在盐湖城讨论过的“青少年成长恐惧症”，即人们往往对社会变化给年轻人带来的影响产生过度恐惧。心理学家坎迪斯·欧哲斯写道：“然而，设计一个安全、包容、激励和滋养所有人的数字世界，需要我们抵制基于恐惧的反应。”我们应该强调与孩子高质量相处、积极的人际关系和合理的时间限制的重要性。我们不想让焦虑情绪涓滴式地感染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帮助他们积极利用社交工具，提升他们的信心，以帮助他们应对复杂的数字世界。
你可以从改变自己的行为开始做起，适度使用智能手机，给孩子树立一个值得他们效仿的榜样。
在家里制定人人都能遵守的数字设备使用规则，帮助每个人形成良好的习惯。在制定上网频率和时间规则时，我们可以像对待营养那样对待屏幕。很少有父母会把糖果店的钥匙给孩子，允许孩子无限制地进入。同样，给孩子一部没有任何限制的智能手机也不是一个好主意。每个家庭都应该形成自己的“媒体生态”，正如德沃拉·海特纳在《屏幕智慧：帮助孩子在数字世界中生存和茁壮成长》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制定成年人和儿童都遵守的媒体使用规则可能是最奏效的。
和你的孩子一起应对数字世界吧。媒体与儿童健康中心的内容策略师克里斯特尔·拉瓦雷（Kristelle Lavallee）建议，与孩子们一起建立一个系统，不要监视他们在网上的每一个举动，而是要时不时地介入一下，就你所看到的内容同孩子聊一聊，谈谈心。克里斯特尔及其同事倡导父母在每个领域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能在媒体、技术和现实生活之间划清界限，因为“所有这些都是现实，数字生活也是你的现实生活”。
最后，如果你深信青少年如此热衷他们的智能手机是由于我们越来越多地压缩了他们的公共生活空间，压制了他们的自主性，控制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比起他们手中的智能手机，这些因素更有可能加剧他们的焦虑和抑郁），那么你可以看一看莱诺·斯堪纳兹在网络上发起的“放养孩子运动”。给你的孩子，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提供独自漫步和探索的自由。深入了解他们的数字生活，这样你就可以帮助他们应对挑战，把风险降到最低，但不要紧紧地跟踪他们。为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在父母视线之外与朋友聚会。打消突袭检查和强迫改变的冲动，尊重他们的数字公民身份。
这些工作都不是容易做到的。正如希瓦·瓦德亚纳森所言，“建立规范比开发技术要难得多”。但我们要做到，而且要做好，这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