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宏观经济思想七学派》前言,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这本书是关于1988年5月在隆德大学举办的阿恩·莱德讲座的汇总。该讲座是在阿恩·莱德基金会赞助下的一系列讲座中的第一部分。
从几个方面来说，它对于我都是一次不寻常的挑战。首先是它令我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虽然我并不是十分热爱演讲，但我发现我能在两天时间里花八九个小时谈论宏观经济理论。令人高兴的是，作为听众的高年级学生和各类学者能够与演讲者一样全程投入其中。这真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
还有另外一个尝试。在此之前，我总是按自己的想法工作。但是这次讲座的工作制度是围绕举办方建立的。这些讲座的主题全部是比约恩·塔尔贝格决定的，他是莱德基金会这一新的讲座系列的负责人。他建议我可以将当代宏观经济学划分为几种思想学派，且认为将会有许多听众想知道如何评价各学派的研究进展和前景。定义不同的学派并且评价它们工作的任务就留给了我。我猜测，相比于留给我在讲座上的整个责任，这样的安排容易带来更大的风险。
该讲座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分享我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看法，对我来说，这个机会来得正是时候。一些观察者因近期的经验感到困惑，同时受方法论分歧的驱使，他们认为宏观经济学正处于一个可悲的境地。当狂热的参与者要发动运动来排斥或者贬低其他方法和问题时，我认同这种做法是破坏性的。在激烈的争斗中，一些斗士自认为他们处在一场好人和坏人之争中，是继第一次方法论争论之后一个世纪的第二次方法论之争。
然而，在我看来，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宏微观理论兴起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中最有趣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宏观经济学家们再次接纳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新假设，并且急切寻求一个新的“范式”。当然，他们并没有达成一致。对我而言，近年来实证中出现的谜题和方法多样性的增加都构成了另一个证明，即证明了没有一个学派可以期望它的方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时期都是正确的。多元化才是最好的，而且周期性地出现多元化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
我认为在当今的宏观经济理论中，其中有七个现存的学派是很重要的。它们都是有积极研究纲领的蓬勃发展的学派，不过它们活跃的时期也是有限的。一些曾经重要但现在已经鲜有研究的学派不在这个名单中。
朋友们曾建议，精确为七个现存学派的论题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技巧，就像智慧七柱或者七类歧义。我猜测，他们认为三四个宏观经济学派就足够了。
我所做的学派区分反映了宏观经济理论中特别吸引我的几个方面。我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主要在于价格-工资的设定以及预期的作用，从这些方面来区分模型时，就很容易导致这样定义下的学派数量多于通常所定义的学派数量。
一种区分思想流派的标准是根据其对工资和价格的处理方法。最近的一些模型（显性地或者隐性地）包含了在某种意义上的实际工资刚性或者实际工资黏性。与之相对的非同步性模型则是设置了一种或者另一种障碍以阻碍名义工资或者价格的调整，这会引起平均工资或者价格水平的黏性（然而一些工资无论如何都可能会变动，多数工资或者价格暂时不变是因为阈值效应或者时序效应）。最后就会出现许多种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工资和价格在任何时刻或者每个时期都同步地且完全地灵活变动：以孤岛作为比喻的模型正是此类模型构架的一个例子，在该模型中，每个本地拍卖市场都市场出清；但是，如果每个企业都不得不公布每一时期的薪酬标准和价目表，那就不再需要进行任何根本性的区分了。
另外一个标准是关于预期的。在理性预期出现之前，在通常的框架中，学者都认为人们的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是外生的——部分地与他们的经验和“知识”有关，因此不完全是关于当前经济状况和经济结构的函数。这种方法强调社会经济体成员之间的不完全沟通和随之产生的协作问题。另一种方法则是采用理性预期作为前提。
我讨论的七个学派能够很容易地按照上述的分类方法进行定位。那些在非理性预期和灵活的工资-价格的旗帜下安营扎寨的学派都在追随凯恩斯的脚步——是真正的凯恩斯学派。处于同一阵营中，却在许多其他方面持有不同观点的是弗里德曼和传统的货币主义者。新兴古典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了理性预期理论，而新凯恩斯学派则由于采用了存在货币工资或者货币价格水平黏性的模型而与其他学派区别开来。供给学派宏观经济学延续了新兴古典学派，不同之处仅在于它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配的角色。新一代新古典学派关于经济波动的“真实”理论同样也使用了灵活的价格-工资和理性预期，尽管它展现出非货币的特征。最后，还有最近出现的一组包含了实际工资刚性或者黏性、使用或不使用理性预期的模型，我把它们称作结构主义学派。
还没有出现学派激进到同时假定非理性预期和实际工资刚性，而采用非理性预期和名义工资-价格黏性的新生学派现在也悄无声息了。因此，在上述分类表中有两种组合并没有出现（另外两种组合被过度表示）。因此，如果我们的兴趣仅在于宏观模型的以上两种标准，那就足够从四种表示中筛选出一个学派了。但是，去掉哪一个学派呢，凯恩斯还是弗里德曼？因为两者都是其分类中的唯一代表，在给予他们的篇幅少于他们应有的篇幅时，我感到十分为难。
即使是这样简短的项目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我尤其要感谢其中的一些人：丹尼斯·斯诺尔和比约恩·塔尔贝格阅读并评论了整个初稿，罗曼·弗里德曼和阿克塞尔·莱琼霍夫德主要集中在艰涩的凯恩斯学派一章，菲利普斯·卡甘阅读了货币主义的内容，理查德·卡巴里洛阅读了新凯恩斯学派的内容，罗伯特·蒙代尔评论了供给学派一章，让-保罗·菲图西评论了结构主义学派一章。当然，他们对遗留的错误不负责任，这种错误肯定存在。我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感谢。
我十分感谢库马拉斯瓦米·韦卢皮莱，从这一项目的初期阶段开始，直到最终出版，他都给予了我慷慨的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比约恩·塔尔贝格对我不变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