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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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要评介的凯恩斯学派（Keynesian School）是一个非常活跃的思想流派，它的研究进展在过去的十年内尤为活跃。正如我给出的标题所示，该学派的主要灵感来自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见解。但毫无疑问的是，任何自称是某种凯恩斯主义的学派，都声明是从凯恩斯处获得的灵感。

我们在此处所要讨论的凯恩斯学派，将凯恩斯视为其核心观点的创始人，其观点是：在市场资本主义下，决策环境易于失调，信息也并不完美，人们对不确定的未来常抱有变化的观点，由此引发的个体学习和市场调整过程就容易出错。据此，该学派至少可被重点区分成第一代新凯恩斯（Neo-Keynesian）、后凯恩斯（Post-Keynesian）以及新凯恩斯（New Keynesian）学派。

凯恩斯为其继承者留下了过于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以至于直到目前尚未达到令所有人（或令任何一人）满意的结果。因此，凯恩斯学派的成员仍然允许时常重读他的奠基著作。毋庸多言，这并不是要将奠基著作奉为圣经，而是将其作为提供深刻洞见与理论建议的原始资料[1]。正如我的同事布兰登·欧费海提（Brendan O’laherty）所言，它“尚未被完全挖掘”，这显示了该著作富含资源的程度。然而，凯恩斯学派的思想比我在后文讨论的其他学派都要古老，因此我估计要花费比其他学派更多的精力来描述它，而其他一两个学派就足以使我精疲力竭了。

毫无疑问，所谓的奠基著作就是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书中，凯恩斯处理了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经济活动剧烈起伏的原因，尤其是长期衰退的原因。如果在最忠实原著的前提下将这本伟大著作的论点概括成一句话，则为：商业或金融信念的大幅改变有时会干扰资产的估值，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将逐渐无法做出迅速可靠的调整，以至于不能维持就业的正常数量，这种不及时的调整不是由于工资决定机制的低效率（工资也许是充分灵活的），而是由于市场中的参与者无法了解商业或金融信念的每次改变，也无法了解这些改变所需要的工资调整规模。

为了使分析具有可操作性，就必须做出若干重要选择。凯恩斯所选择的理论：

（1）认为货币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发挥作用，而当前名义工资水平也被赋予了关键位置。

（2）具有跨期性质并且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该理论认为利率的自然状态，或资本边际效率的波动是至为重要的，而这由一两个部门经济决定。

（3）在本质上是反均衡的（从预期意义上说），并认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受到干扰或阻碍，从而无法基于预期来成功协调商业活动。

（4）在一定程度上奉行干预主义，即认为货币和财政工具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和提升经济的稳定性。

即使将关于经济的视域限定在上述范围之内，凯恩斯仍然面临一个挑战，即如何对“一般均衡”做出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扩展，而这正是瓦尔拉斯（Walras）以及马歇尔（Marshall）与费雪（Fisher）在其更简明的模型中遗留的问题。

在本章中，我旨在关注凯恩斯理论的后两个特征——不确定性的作用以及凯恩斯关于最优宏观经济政策的新观点。货币与资本的作用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讨论范围。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前15年于1921年出版的《概率论》（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书中，凯恩斯就已萌生了他关于市场经济的观点。凯恩斯认为，与历史上曾出现的一样，我们可以假定当前的新生事物总是在未来才投入使用，因此我们就无法对未来的各种状态赋予一个客观概率分布。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概率都是可测的”（Keynes，1921：34），因为客观世界的各种可能状态是无法穷举的。因此，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主观随意性。

凯恩斯在多年之后的一次讨论中，再次强调了不确定性对于人们判断经济前景的重要影响：

就不确定的知识而言……我不仅想要区分什么是必然知道的，而什么是或然的。在此意义上，轮盘赌博游戏并不属于不确定事件……即使天气仅是适度不确定的。我使用该术语的意义是指欧洲战争的前景，或20年后的铜价与利率，或一项新发明的荒废，或20世纪70年代私人财富所有者的地位是不确定的。关于以上这些事件，不存在形成任何可计算概率的科学基础。我们仅仅是一无所知（Keynes1937：213-214）。

我想指出的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根源之一，在于人类社会无法在当前通过探索或学习而客观地获知未来社会才出现的知识或价值。拥有这些知识意味着将会拥有我们当前不知道的知识。此外，即使获得这种知识没有难度，经济中的许多扰动也不是从一个平稳概率分布中持续获得的，甚至气候也是不断演变的；而经济中的各种反应也不是平稳的，因为制度与政策也在演变。

基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给出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推论。在一个拥有众多私人企业从而具备市场部门的社会经济中，个体行为者明智地为明天各种状态赋予的概率，以及为那些今天无法观察到的状态所赋予的概率，必然取决于个体认为经济中其他人会为这些状态赋予什么概率，这就是“预期”。尽管谚语“心想事成”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每个人突然相信“实际平均工资已经下降10%”本身不会使实际平均工资或任何人的工资真的下降10%，但信念会逐渐发挥作用（在一个具有灵活工资但信息非完美的劳动力市场中，如果每个人都突然认为平均工资已经下降，那么实际平均工资就可能会下降一些。在一个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时滞的商品市场上，如果在投入决策之前对该商品的预期价格突然上升，那么该商品在未来的实际价格就会下降）。据此，老练的行动者在形成预期时，就不仅要预测与工资或价格直接相关的外生或前定因素（predetermined factor），而且还要预测其他行动者的行为会怎样影响工资或价格。凯恩斯的一个常被引用的关于“报纸竞猜”的典型例子（1936：156）就突出显示了股票市场上猜测“平均观点”的个体参与者会发挥怎样的影响。由于在估计平均观点时至多仅存在一个“脆弱的”计算基础，因此这也是使股票市场和经济状况更为不确定的一个因素。

凯恩斯关于股票市场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一名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如果仅试图追寻优质信息并对客观基础因素（基本面因素）进行分析，那么他可能就会作茧自缚。人们有必要去了解其他人的分析，从而判断市场对一个可能的未来扰动做出过高或过低贴现的程度。尽管有人建议，投资者可通过均值法则来抵消各种非基本面因素，但凯恩斯主义者的回应却是，一年的不良收益会使投资者永远落后于他的积累计划。谁也不能假定，未来会出现抵消当前不良收益的好收益（这类似于不重复抽样）。

这真是惊世骇俗的言论。凯恩斯向经济学家不断强调，未来是不确定的，猜测他人的分析十分困难，而集体心理和集体理性最终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使他成为当时经济学界进行知识革命的承担者。他的学术观点与当时许多艺术和哲学领域的新面貌是并驾齐驱的，如毕加索与布拉克的立体主义（cubism），舍恩伯格与博格的无调性主义（atonalism），艾略特与庞德的碎片化诗歌（fragmented poetry），以及尼采和萨特的各种著述。凯恩斯带给经济学的新见解逐渐被称作是现代主义的，即关注个体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承认观点的多样性，认为客观真理应该终结，而对无序世界的感知是多变的。

这种并驾齐驱的景象正逐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其他一些领域，目前正存在着一股回归古典简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凯恩斯本人也明显感觉到他的某些追随者走得太远，正如他曾抱怨的，“许多现代主义的想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变得尖酸而愚蠢”（Keynes 1946：186）。在过去的十年里，宏观经济学领域正进行着一场跷跷板式的斗争，一方是现代主义者，包括不对称信息阵营（Asymmetric Information Camp）和预期非均衡团队（Expectational Disequilibrium Crowd）；另一方则是后现代主义的潜伏者：他们是穿着现代外衣的古典主义者，并且行进于新古典（New Classical）和新一代新古典主义（Neo-neo Classical）的旗帜之下。这些当前的方法论之争是驱使本书深入研究的重要动机。

在凯恩斯的描述下，各种扰动因素在股票市场集结，并在此向整个经济发起攻击。而股市之所以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烦扰，在于它自身存在的不稳定性。但凯恩斯所说的股市价格的不稳定，并不是指它的剧烈波动，而是指导致不确定的、微小的负面消息，也许仅是在以前积累的负面消息之上的一点增量，或许仅是股价的一次原因不明的随机走低，就有可能酿成一起股灾，即在外部事件作用下使价格发生过度下跌，但会突然击垮现行的对股票定价的成规。

不难看出，一个以如此随意的方式来形成对事物的绝对观点的成规不免带有它的弱点，即它的靠不住的性质。这种性质给我们当前的要取得足够多的数量的投资这一问题造成不少的困难……作为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群众心理的后果，成规所决定的市场价值易于受到突如其来的看法改变的影响（看法改变可以是由于与未来收益的关系不大的因素）而作出剧烈的波动，其原因在于：大众心理所决定的市场价值缺乏强有力的信赖基础，来使它得以保持稳定……特别在非正常时期，市场会为乐观情绪或悲观情绪的浪潮所支配（Keynes1936：153-154）。

显然，我们迫切需要一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续作，以对上述的宝贵见解作出规范性表述。但如果抱怨凯恩斯的陈述晦涩难懂且缺乏数学形式，并认为他不应如此制造麻烦，那就太缺乏眼光和感激之情了。

凯恩斯学派的某些成员曾设法对凯恩斯提出的投机行为增加一些描述。我在一篇关于投机活动的文献综述（Phelps，1986）中提到，在近来的经验观察及计量结果中，存在一个明显符合凯恩斯观点的行为模式。至少在足够短的样本期内，以至短于资产的一次定价成规（或主观模型）的流行期，我们可估测到投资者对外部事件的反应不足。根据曼昆和萨默斯（Mankiw and Summers，1984）的分析，长期利率对当期扰动信息未作出足够的反应。同样，根据瓦德瓦尼（Wadhwani，1984）和古德哈特（Goodhart，1987）的研究，汇率对当期事件的反应也很温和。根据莫斯和迈尔（Mors and Mayer，1985）的研究，公司在对其未来产出水平作预测时，也会表现出一个类似的倾向，即较少依赖当前信息，而过于依赖历史信息。就我所知，对新信息反应不足的倾向与另外一种倾向是并存的，即当一种定价成规让位于（或被认为是让位于）另一种成规时，会出现买进波动或卖出波动。

如果市场参与者会对其他参与者的预期形成预期，并且认为其他参与者在调整预期时不如他自己调整预期的幅度大，那么我们就能看到对外部事件反应不足的市场现象。如果一次扰动使得长期债券的翌日开盘价格的基本面预期或理性预期发生大幅下调，那么除非或直到个体参与者能确认其他市场参与者也会像他一样计算出此种下跌，否则他只会小幅下调对翌日债券价格的预期。如果市场中的每个人都持这种想法，那么债券价格在开盘时就不会对扰动信息作出足够的反应。当然，在纯净的实验室条件下，我们可根据开盘价的下跌程度立即判定每位市场参与者都作出了与预期相反的相同计算，继而市场价格将经受一次余震，并在颠簸中跌至基本面水平。但在现实情形中，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开盘价格的下跌在某些时候部分地或完全地由随机因素导致。因此，后续的预期调整过程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弗雷德曼和菲尔普斯（Frydman-Phelps）主编的一部关于预期的会议论文集中（Phelps，1983），我给出了一个简单模型，可对上述基本观点进行清晰的数学表达，其中考虑了对其他人预期的预期（注：对于反应不足的问题，我们可大致用如下数学方式予以表达，即假设个体的预测是他对基本面价格的预测以及其他人平均预测的线性单调函数，比如fi（p*，f）。由于预测函数fi对两个自变量均为增函数，因此它必然对第一个变量（或第二个变量）是弹性不足的，这可得到证明。）。最近，我又关注到另一篇视角相同的新文献，其中详细阐述了一个类似的论点（Pemberton，1988）。

对于《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来说，剩下的任务就在于如何阐明市场传导机制：其中尤其要阐明的是，在资本资产的投机性估值中存在的不稳定性，会怎样导致某些时期出现低于平均水平（和高于平均水平）的就业量。对于这一理论，即使那些最不认真的学生也会熟知其中的三个步骤。首先，一次投机信心的下降（凯恩斯所说的资本边际效率在起始就业水平上的下降）暗示着如果产品市场仍想在初始就业水平上保持均衡，那么就需要名义利率发生相同程度的下降。其次，如果货币市场的均衡条件能得以满足，那么利率的下降将引发货币需求的增加，但如果货币供给并未相应提高，那么这必将导致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除非名义工资水平（乃至成本与价格）也随之下降才能缓解。再次，由于工人在形成关于货币工资的保留水平时，无法充分预测劳动需求下降的程度和广度，因此名义工资在起始时即使有下降，幅度也并不大，故而不足以阻止就业量的下降。并且他们根本无法及时完成重返最初就业水平的必要调整过程，其原因凯恩斯并未指明，但可能是因为工人难以估测投机性扰动的程度与持续时间。因此，资本边际效率的一次扰动，就会导致一次漫长的低就业期。

要想进一步理解上述观点，我们就得借助更为规范的模型。当然，最为常见的模型就是希克斯（Hicks）获得巨大成功的IS-LM模型，它尝试把凯恩斯的传导机制用图形描绘出来。但它在编译凯恩斯头脑中的那些方程时，未能清晰考虑股票和资本品的实际价格；它们至多只是被隐含地提及，因为根据那个年代的流行看法，高长期利率与低股票价格以及资本品的低需求价格是同义词。

下面这个关于凯恩斯体系的传导机制模型承袭自布兰查德（Blanchard，1981）的构想，其中恢复了股票价格的地位。在下述方程中，变量q可被解释为“托宾q”（Tobin’s q），即已安装资本的实际影子价格或实际价值，除以生产资本品的实际边际成本，其中后者在单部门情形下为一个常数。如果运用两个更为复杂的方程，还可将q值合理解释为所谓的“凯恩斯q”，即在两部门体系下把资本品的实际需求价格表述为一个生产资本品的递增（实际）供给价格。所有这些观点还可参见托宾（Tobin，1969）、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1968）以及勒鲁瓦（LeRoy，1983）。

在上述观点下，q值与总就业量N的一个关系与希克斯模型中的IS曲线或所谓的投资-储蓄关系是对应的。此处，根据新古典生产函数F，可假设最终产出取决于N和资本存量K。在总产出中减去资本折旧δK，就得到收入Y，它也是N和K的函数，用f表示。消费支出C，按照通常的消费函数可被认为取决于收入，另外还取决于平移参数θ。投资支出I是一个关于q的增函数，其中q值足够大，可以引致正的总投资。而政府支付G被假定是外生的。于是有：

F（N，K）＝C（f（N，K）；θ）＋I（q）＋G（IS曲线）

式中，C′（Y）＜1，I′（q）＞0。

该方程可在图1-1的（N，q）平面上描绘出来，即其中那条向上倾斜的曲线，标注为qS。该曲线表明，在给定的N下，q可被看作投资的“供给价格”，其含义是，为了达到既定的投资水平和相应的就业水平，q值应为多大。

图1-1　于（N，q）平面的IS-LM曲线

q与N的另一个关系与希克斯的LM曲线相对应。我们只需把对实际货币余额的需求函数反转过来，就可发现财富持有者要求的货币利率i是关于收入和实际货币余额的函数，用l表示。接下来，我们令这一函数与股票的预期名义收益率相等，而股票的预期名义收益率又等于预期通胀率与股票的预期实际收益率之和，其中前者可看作就业量的函数，用h（N）表示，而后者与q及其预期变化率有关，这由下式右边的第一项表示[2]。令M代表货币供给，W为货币工资水平，并假定价格水平等于企业的边际成本，即为W/FN（K，N），其中FN为劳动的边际产品，于是我们有：

式中，。

该方程在图1-1中由曲线qD表示。而上述不等式的含义是，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随着就业量的上升，财富持有者要求的利率要比实际的名义收益率上升得更快。在此条件下，如果N足够大，从而导致FK－δ＋qe＞0，那么LM方程必然会使qD随着N增加而递减，这意味着预期的实际利率为正。反之，如果N过小，那么会使预期的实际利率为负。

至少就可行的参数范围而言，我将只关注qD曲线向下倾斜的这一段与qS相交的情形。因此，我只需应对这两条曲线存在一个交点的状况，正如图1-1所示。

这一体系虽然特别简单，却可提供一些有用的观点。观念的冲击与转变会改变对未来的预期，尤其是改变q的预期变化率，它可被认为通过qe发挥作用，并与qe共同决定对N与q的最终影响。q的预期变化率的下降将会导致当前的q值也下降，继而推动N也随之下降[3]。无怪乎在1987年10月，当股票市值根据历史标准已被高估，市场仍然表现出最强烈的乐观情绪。然而，我们也可认为，对未来的预期变化引致了q值的变化，进而（通过IS曲线）导致N的变化，并且基于上述方程，我们还可计算出q的预期变化率的潜在变化。上面这种图示法与原始的IS-LM模型存有一个类似的缺点，即无法提供完整的动态分析。它仅能提供一条由许多合乎条件的点（qe，q）形成的轨迹，如果幸运的话，一次完整的分析也许能从中选出一个具体的点。当然，理性预期方法是被凯恩斯学派刻意回避的，因为该方法试图对模型的正确预期路径作出计算，就好似每个人都客观了解或熟悉每起事件的发生概率，因此所有人对同一可能事件都会赋予相同的概率值。

为了闭合上述系统，我们有必要使模型中包含货币工资，而不是将它设为任意参数，这一点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开篇之处就已意识到。凯恩斯不仅承认，严重而持续的失业很可能会导致工资水平多次下跌，而且他还把当前货币工资水平看作当前就业水平的增函数。

作为经济萧条的特征的失业是由于劳动者拒绝接受货币工资削减的论点显然没有得到真实的支持……以整个的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而言，我设想……当货币工资上升时，实际工资下降；而当货币工资下降时，实际工资上升。这是由于在短期内，下降的货币工资和上升的实际工资各自出于独立存在的原因，而很可能与就业量的减少有关；劳动者在就业量减少时较易于接受工资的削减，而在同一的就业量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其原因在于：当产量减少时，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Keynes，1936：9-10）。

在我的词典里，凯恩斯描绘的劳动市场工资是灵活的，不过厂商需要决定自己的付酬标准，并不存在所谓的局部拍卖人，更不要说全局拍卖人了，而且不难想象的是，无论工资调整起来多么容易，也不会出现连续性的调整。因此，我们最好也按照当前计量经济学的习惯，假设工资是定期核定的，并且经济中的所有工资都在每一期开始时重新设定，大概每个季度或半年一次。至于厂商如何设定工资，我们有很多种假设方式，但为了与凯恩斯（以及我的孤岛寓言（Island Parable））保持一致，从现在起我将假设，厂商提供的工资能恰好吸引下一期预期需要的劳动力即可，不存在像激励工资模型中那样的工人租金。

凯恩斯假设，向市场经济提供的劳动量不仅是通常所说的实际平均工资的函数，而且是货币平均工资的函数。因此当给定实际工资时，劳动供给将是一般货币价格水平的函数。货币价格与货币工资水平的一次下跌将使得劳动供给量在约定的实际工资水平上出现萎缩。凯恩斯在解释这一违背古典经济学的情形时出现了一些含混之处。在1947年的一篇经典文章中，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认为凯恩斯把问题归咎于工人的“货币幻觉”是有失严谨的，因此提出了一些辩护措施：①工会领袖要对其提请的相对工资水平负责；②工薪阶层的合约是以货币形式签订的；③工人对价格水平的预期缺乏弹性（无法由货币利率水平反映出来）；④工人由于无知而误将名义工资的削减当作实际工资的削减，于是有一部分人会退出劳动市场。其中，最后一条类似于1968年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探讨菲利普斯曲线的著名论文中提出的怪异模型。其他一些论者把货币幻觉看作是凡勃伦式（Veblenesque）的“攀比”效应，正如我们在美国所见。然而，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看，上述论点的充分性多年来一直存有争议。

阿门·阿尔奇安（Armen Alchian）于1970年对非完美交流市场所作的开创性讨论，以及我在1969年对就业理论的“新微观经济学”作概述时提到的孤岛寓言（也可见1970年的会议论文集的导论），可使我们将凯恩斯的观点重新解释为：当工人试图在另一社区或行业搜寻工作时，他对可行工资率的概率分布要么一无所知，要么所知甚少。在这种解释下，即使某个厂商提供的工作岗位变少了，也几乎不会引发货币工资的降低，因为工人并不认为经济中其他部门也存在类似的工资缩减。换言之，实际工资率低于其他部门的预期工资率将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抵触”，因为受到影响的工人认为其他部门的工作可作为备选机会。因此，劳动供给是实际工资以及其他部门预期实际工资的函数。

为了便于下面的分析，我们可回顾一下与劳动市场的信息模型有关的若干概念。当预期在某种意义上正确时，我们就把这种状态称为“均衡”。在较弱的条件下，我们可认为存在一个常规的或称稳态的劳动市场均衡，其特征是存在正常规模的摩擦性失业，而这是由无时不在的市场扰动造成的，因为总有一些厂商失败，而另一些厂商诞生，并且工人总是无休止地四处探索并往来迁徙。因此，在这个稳态均衡上的平均工资要比如下工资（或平均工资）更高一些，即让一位全能的古典经济学家主宰劳动市场并作最小化的成本配置时，他为了从劳动力中吸引相应的就业量而必须提供的工资水平。于是，在这个均衡附近存在一种对称性。如果工资相对于预期水平出现下降，无论是名义值还是实际值，都是一样的，那么若这一扰动来源于劳动需求降低（而不是劳动供给上升），则失业将上升而就业将下降；反之，如果工资相对于预期水平出现上升，那么若这一扰动来源于劳动需求上升，则失业将下降而就业将上升。如果使用代数语言，我们可令w为货币工资W的对数值，则：

或

式中，N*表示稳态均衡就业水平；由于在菲利普斯函数中并未含有实际的或预期的通胀率，因此无论通胀率是高是低，均衡水平都不变，于是我们也像弗里德曼那样，将此均衡点称作就业的自然水平。

我在此处想要给出的一条结论是，根据上述的劳动市场模型，其实在任何可能的就业水平上，都存在着凯恩斯概念下的非自愿失业。根据凯恩斯的定义，只要由需求增加推动的价格上涨使得雇主在不变或较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上（无论货币工资是否变高）面临着更多可供雇用的劳动力，那么非自愿失业的数量就为正。

如果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的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同一货币工资之下的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么人们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Keynes，1936：15）。

因此，尽管实际工资出现下降，就业却仍可能上升。我料想凯恩斯的含义是，如果工人在当前较低的实际工资下愿意更努力地寻找工作，那么意味着以前的就业水平是不受欢迎的。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吸引性，并且令人感兴趣的是，它提供了一个“非自愿性”的概念，而无须我们再引入所谓的岗位配给概念，于是劳动市场将出现一个系统性、局部无法出清的状态。上述观点的唯一缺点是它不仅适用于均衡水平N*之下，而且也适用于均衡水平，甚至还适用于均衡水平之上，乃至远高于均衡水平，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直至所有的摩擦性失业都消失。因为一次足够强度的需求增加不但会引致就业增加，而且还可能导致价格水平的提升超出货币工资的提升，直至最后一位在劳动市场逡巡的人也消失（按照凯恩斯的标准，正确的结论应是，要么以前的情形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错觉等因素造成的，要么当前新的情形是不受欢迎的，并且是由错觉造成的）。但不管怎样说，凯恩斯的语义问题并不是他探讨劳动市场时的弱点。

现在，请让我运用上述模型，以一次非常简单的扰动为例，来对我所认为的凯恩斯式的分析，即一种非理性预期的分析，进行通俗而大致的讨论。假设在迄今为止的正常情形下，人们刚好形成了战争将在任何时候爆发的预期，为简便起见，假设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漫长战争，如果一旦爆发，将会使得政府支出扩张。于是，战事将导致曲线qS向右大幅移动，这使N相对其正常水平得到扩张，而q相对其正常水平出现降低；但由q降低而挤出的投资却不足以抵消政府支出的扩张。因此，只要战争尚未爆发，那么从任何高于战时q值的水平上看，战争爆发将存在导致q值下降的风险；于是，如果人们预期战争将要爆发，且料到战争有使q值下降的风险，那么当前的q值就会立即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并继而引发N的缩减。这些效应就好似qe发生了一次必然的或确定性的移动。

如果基于理性预期方式对上述问题建模，可对q值的下降幅度及其未来变化作出一个假想的计算。但对于被所有人掌握和认为掌握的正确知识来说，这种建模完全是不可能达到的结果。而凯恩斯式的建模则会使关于q值的分析变得更为复杂。

首先，在凯恩斯式的建模方法下，爆发战争的已知概率（时间路径）被代之以个体投资者对真实战争概率的平均猜测。其次，对平均猜测的平均猜测也会被考虑（可能存在更多的推理步骤，原则上应存在对猜测进行猜测的“无限回归”）。个体对其他人猜测的猜测对于他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若其他人对战争概率的猜测越低从而对风险的贴现不足，那么当战争爆发时，他本人因持有股票而蒙受的损失也就越大。实际上，即使事实证明战争并未发生，其他人对战争概率的猜测越低也会导致他本人面临的风险越大，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其他人的猜测可能会逐渐接近真实概率或是接近他本人的当前猜测值，于是，如果其他人本来对战争风险的贴现不足，那么下降的空间也较大（或是对他们关于风险的过度贴现而言，下降的空间也较小），其结果是，股价下跌将会更为严重（或是上涨的幅度变小）。因此，无论是典型的投资者高估了战争的概率，还是他相信其他人的平均观念低估了战争的概率（与后续估计值相比）并由此导致股价中对风险的贴现不足，这都会使整个股票市场最终的下跌程度高于理性预期下的计算结果。

在讨论上述情形对就业的影响时，让我们（仍像前述那样）假定厂商的工资决策是按期核定而不是连续核定的，并且在每一时期所有工资都被重新决定，不存在交错决定现象。于是，在理性预期的范式下，我们确可预测到工资率的上升，这是厂商为了应对当前（即在厂商宣布工资之后）可能爆发战争而进行的对冲行为。总之，战争爆发的风险使得工资不会大幅降低，因此不足以抵消未开战时期（无论有多漫长）由q值下降而导致的就业抑制。于是，如果战争并未爆发，那么就业就会萎缩，这将导致一次衰退；而如果战争真的爆发，由于工资仅对可能爆发战争作出反应而不会在确实爆发时作出反应，那么这将导致就业被拉升到正常水平之上，这将促成一次繁荣。在一个线性模型下，就业的预期量将与就业的自然水平相等。

如果按照凯恩斯的范式来分析，将会得到更多可能的结果。首先，市场上存在着如下一种无效情形，即人们的战争前景仅仅是一种想象中的幻影罢了，故而由此导致的q值下降依然是不真实的，但却仍然会引发一次萧条。然而，此时无人能认为萧条是市场对战争风险的理性贴现。如果基于投资者对爆发战争的主观概率来计算对就业量的主观预期，那么在一个线性模型下这个预期值将仍与自然就业量持平。然而，对就业量的客观预期却实实在在下降了。其次，当典型的投资者担心其他投资者对战争风险的贴现不足时，那么由此将导致q值的进一步下降，而劳动市场也会对此作出反应。其结局是，q值的进一步下降将使得经济衰退更为恶化。凯恩斯范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由于劳动市场上的参与者无法对平均猜测的平均猜测进行估计，因此也就不存在就业量的客观预期值与自然就业量相等的基础。

可以认为，凯恩斯的全部理论就在于，困扰市场经济的是难以协调的两股力量：一方面，生产决策由分散化的厂商完成；另一方面，工作决策由分散化的家庭完成。确实，这就是阿克塞尔·莱荣霍夫德（Axel Leijonhufvud）在其1968年的著作以及论文集《信息与协调》中极力强调的主题。关于这一点如有任何疑问，都可在凯恩斯的一些被遗弃的注解中找到印证，那可能是他为了推介《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而作的，主题是关于“合作型经济与创业型经济的差异”，该文收录于《凯恩斯文集》第29卷。但在我看来，某些思想实验中涉及的协调问题要比其他情形下更为明显，牵涉面也更广。在上述关于一次扰动的例子中，资源配置并不必然向新的均衡移动。通过调整工资以使投资部门的就业得以恢复，是重新达到均衡的唯一障碍。现在，我们将给出一个关于资源再配置的例子。

假设消费者需求突然出现了一次萎缩（即消费函数向下移动），并且持续时间未知。根据前述的传导机制模型，qS曲线将向左移动，于是q值得到提高，但由于货币工资并未充分下降，因此就业量N出现下降[有两种极端情形被排除在外，它们另当别论，因为在这些情形下就业不受影响，于是也不需要降低工资来重振就业：一方面，如果qD曲线（LM曲线的对应物）是垂直的，那么这就是萨伊定律情形，此时q值会持续上升，直至投资得到充分刺激，并最终弥补由消费不足引发的缺口；而如果qS曲线是水平的，那么这就是托宾的动态总量模型，此时就业的下降是暂时性的，因为qD曲线在不变的qS曲线之上的跃动最终会引发厂商提高资本品的生产]。此处，我假定q值的预期变化率处于扰动前的水平，比如为零。与这一扰动相对应的是，工资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从而重振就业；并且这是一个类似静态的问题，劳动市场可能花费不了几个月就能实现这一点。尤其是，当厂商的资本品生产设施与消费品生产场所很近时，他们会发现进行多样化生产是无须太多成本的。但是，在此种情形下，劳动市场的问题首先在于普遍存在着适应性预期综合征：工人发现很难对未来短期内的平均市场工资作出预测，因为这不是由现存的或最近报告的平均工资所“掌管”的；其次，市场存在着对“时滞”的直觉判断：当平均工资下降，工人愿意花费一定的时间去寻找一份仍接近原有工资水平的工作，因为他们相信，一般工资水平的削减不会马上传递到市场的每个角落。这些失业的工人由此愿意脱离工作一段时间，于是货币工资的下降将被放缓，不足以使厂商的实际资金账户得到充分提升，因此投资也得不到充分刺激，无法使就业恢复到原有水平。

这种劳动市场参与者寻找新均衡工资的问题会由于如下情形而变得更为复杂起来：如果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担心消费缩减的“好消息”（这提高了q值）仅仅是暂时的，那么他们对这次扰动的预期是，无论q值最初跃升到什么位置，都会出现回落。这种预期将会使qe下降，于是qD曲线向下方移动，其结果是，q值将不会上升到最初那么高，而与之对应的就业量下降将更为严重（我猜测这就是凯恩斯反复强调的长期利率的黏性现象）。如果总就业量要想得到维持或恢复，工人就必须愿意接受一个额外的工资削减，以此拉升q值到所需的程度，因为金融市场的预期使得q值的大部分上升都被侵蚀了。于是，一个可能的局面是，q值只出现了些许上升，而工资却大幅下降。

一旦我们意识到，资本品的厂商可能会担忧，当前q值的上升以及资本品需求价格的上升，会在未来某个不可预测的时点上被证明是昙花一现的，而他们那时很可能来不及将本来决定生产的任何额外资本品售卖出去，于是，当前的劳动市场问题将变得更为严峻。此时，qS曲线将会上移，这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的下降，但荒谬的是，q值的上升却得到了强化。因此，当资本品厂商对维持当前的q值心存疑虑时，工人必须愿意接受一个更大幅度的工资削减，以便使q值能够得到充分地提升。可以想象，除非厂商的悲观情绪逐渐消除，平均工资的均衡值甚至会接近于零。而工资水平必须大幅下降的原因出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品需求价格上升导致q值出现小幅上升，二是不确定性的加剧导致资本品的供给价格上升，这使得q值出现大幅上升。于我而言，并不难相信的一点是，实际的平均工资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才能从最初的均衡路径转移到另一条均衡路径。

一名理性预期的理论家会认为此处并不存在什么严重的问题：工人只需观察每日或每周由消费冲击带来的影响数据即可——一旦留意到消费品行业的收益下降，就可估测q值的下降幅度，然后根据这一“征兆”来对平均工资的新预期值作出正确的预测。尽管这一理论仅是一个严格的理想情形，但它确实代表着我们所能做到的最佳状态，并且也是我们所尽力追求的。但我认为，一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家却会引述罗曼·弗雷德曼（Roman Frydman）1982年的一篇文章，其观点是，如果个体真的能够老练地按照他们对理性预期模型的理解来进行预测，那么他们肯定无法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因为每名个体在每次进行预测时，都会受到同时期其他个体进行预测的干扰；仅当在一个过分简单的最小二乘估计法下，由于其他个体的预期被忽视了，因此可以保证收敛到均衡。于是，对于一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家来说，公众对q值变化率的预期就是一个外生变量，而不是像在理性预期模型中是一个“可解”的内生变量；如果劳动市场相信，公众目前的悲观情绪虽然有所缓解，却仍然存在，那么工资水平就会一直维持低位。与此类似，继消费需求波动之后，资本品厂商将会感受到，未来短期价格的不确定性会逐渐放大，这是凯恩斯视角下的另一个外生变量。一旦我们打算放弃理性预期的禁果，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工资水平的削减总是会或通常会使经济复苏被拖延下去，因为工资削减本身倾向于一直维持，而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的分析结论。每一次经济衰退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每一次衰退都各不相同，并且发生在一个大部分结构都未知的经济中。前一代人尚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够处理各种衰退的指南手册，他们最多只能告诉我们，他们在最后一次衰退中做了什么。值得指出的是，无法收敛于理性预期均衡的另一个启示是，由于总是存在观念互异的大量个体，因此个体努力追寻的信息也各不相同（当然，这不是由单一原因所致）。由此引发的对就业及非自愿失业的影响，目前才刚刚出现相关研究[4]。

如果我们假定，消费品部门中的任何失业工人若想在资本品部门找到工作，就必须转移他的住所，那么上述协调问题就需要多考虑一个维度。究竟哪些被解雇的工人需要搬迁，哪些工人可以等待原有工作的重新召唤（实际收入水平的恢复会使得消费品部门的就业也得到部分恢复），这其中可能存在搭便车问题。在新古典式的分析下，供给曲线将出现上移，这会导致两个部门之间出现一定的工资级差，于是所需的工人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但如果与这种级差相对应的是，大量工人对于是否留在消费品部门是无差异的，而不仅仅是边际上的工人[他在非原子式（non-atomic）的情形下才认为是无差异的]，那么单纯达到新的均衡工资结构（资本品部门的工资下降，但消费品部门的工资下降得更甚），也不足以使就业达到均衡。可能有太多的失业者仍然在消费品部门逗留，他们继续高估被旧岗位再次雇用的机会，并且低估他们在投资品部门获得雇用的机会，因为他们高估了想要转往投资品部门的人数。这种情形就好似用抛硬币的方法来决定每个人的去留。

我所讨论的这些凯恩斯学派的研究，可借用希克斯最受欢迎的话语来概括其主题，即旧有的均衡路径如何转移至一条新的路径。在我看来，在此处，经济复苏与经济衰退本身都是差不多的研究主题。实际上，受到衰退打击的国家通常都会展现出一个相当不错的回升势头以及朝向复苏的稳定趋势。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率数据显示，英国、瑞典、德国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时就已表现出从大萧条中完全康复的迹象；法国与荷兰虽然差强人意，但这是由于战争的威胁正不断逼近。最大的例外是美国，在十年中出现了严重的货币紧缩，并且国家复兴署还通过立法以提高价格。而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确实都遭遇了一次长时期的衰退，但这一现象似乎并不符合凯恩斯的故事体系。对我而言，我在此处尽力阐述的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漫长衰退，但这一理论很适合解释通常所见的衰退和复苏。

当然，凯恩斯本人坚持认为，他的理论能够解释持久性的萧条，即无法自我修复的衰退。确实，相对于一定的劳动供给和技术水平来说，资本存量可能会显得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存在市场均衡（因为货币利率必须是非负的），除非过量的资本存量能得以消除。但这确实是一个特例式的理论。另一个潜在的观点是，货币工资以及价格在某一水平上将难以下降，尽管这一结论已隐藏在他自己的理论之中。他承认，当对劳动的需求下降时，就业将下降，这将导致货币工资的削减。但他同时强调，如果大家接受了一个公认的削减工资的水平，那么每位雇主做出的工资削减就不会达到本应有的程度。但是为了能说明衰退是持续性的，凯恩斯必须默认一般工资的削减是不为人知的，就好像是从未公开过的国家机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就算起始一轮的工资削减被认为是不充分的，也无法引发多轮的货币工资削减。最后，他又提出了另一个蹩脚的观点，即如果工资真的持续削减，那么由此导致的通缩预期只会使市场状况变得更糟。而这种在复苏之中存在的副作用会一直持续下去，除非通货紧缩能够彻底结束。

然而，宏观经济学家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关于持续性衰退的理论，这种愿望甚至比经济衰退本身还要持久。一个可能的途径是借助博弈论模型的发展，其中涉及政府决策者与私有经济之间的互动僵局。然而，这一工作主要是由货币主义者而非凯恩斯主义者开创的，因此我在此处暂不置评。

近年来，另一个备受关注的可能途径是构造一个协调模型，其中存在多个均衡，而居民的某种悲观情绪会导致市场陷于其中的一个低水平均衡。在一组文献中，其中包括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1982年的一篇关于搜寻失业与总需求的论文，涉及了低就业均衡的可能性，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非自愿失业。在约翰·布莱恩特（John Bryant，1983）提出的另一类模型中，非自愿失业是由产出供给者自我实现的悲观情绪导致的后果，他们需要彼此之间的合作。这种观点经由约翰·罗伯兹（John Roberts，1987）、拉塞尔·库珀和安德鲁·约翰（Russell Cooper and Andrew John，1988）等人的论文而得到进一步巩固。由于对这些观点的思考超出了我能付出的时间，因此我在此处也不予置评。

但我想要指出的是，无论是IS-LM框架，还是上面使用的基于q值的分析框架，都存在着两条曲线多处相交的可能性。这导致劳动市场无法获知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下一步会跃至何处，于是劳动市场只能达到一个可以对冲这些可能性的工资水平，由此形成的低水平均衡不仅工资很低，就业水平也确实很低。此时，劳动市场将经常性地处于非平衡状态，并且无法获知劳动需求的名义价格究竟是怎样的。

应该承认的是，凯恩斯主义对工资决定的看法，无论是凯恩斯、我本人还是其他学者，均强调这是一个工资-工资过程，而不是一个工资-价格过程，但这一观点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受到重创。工资-工资理论暗示着，无论从理论上的可能性来看，还是经验上的普遍性来看，这种对市场平衡的供给冲击会降低货币工资的均衡水平，从而引发两个接连而至的结果：就业的下降与货币工资的下降（至少相对于近年来的趋势而言）。然而，就业确实如众人所知的那样下降了，但名义工资却反而上升了一些。如果实际工资的一次削减确实被工人接受，那么意味着工资-工资理论就是对的，但如果货币工资最终出现了上涨，那么就意味着这一理论失败了。

看起来，真正发生的事情是，许多厂商都与其雇员签订了隐性的或明确的契约，其中规定，如果生活成本出现上升，那么工资水平也应提高，这与工资-工资理论的信条恰好是违背的。其结果是，关于劳动市场的契约理论得到了吹捧：在某些模型中，实际工资变成了被关心的变量，而在另一些模型中，劳动市场干脆消失了。在我的印象中，一些在20世纪80年代新出现的宏观经济学流派正是在宏观经济学发展史的这段特殊时期内大量孵化的。

讽刺的是，至少在美国，工资行为似乎再次可看作一种工资-工资过程，而不是工资-价格过程。看起来，工资的指数化安排被认为是契约双方的重大错误（也许他们对指数化安排的青睐只是希望用它作为应对货币政策的自我保护方式，或是一种将工资与流行工资相绑定的方法，因为在那时的美国，官方尚未按月公布工资指数，于是他们将发现，与价格水平绑定的指数安排要比他们通过讨价还价得到的更多）。在20世纪80年代初，明确将指数化工资与生活成本绑定的劳动契约大幅减少，而在日本，工资虽然是与价格指数绑定的，但由进口导致的生活成本上涨却并未计入价格指数。我猜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使得爆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并未对大部分国家的工资和就业造成影响。然而在欧洲，由于劳动力的非转移性与其他国家相比过于明显，因此契约与指数化安排仍是主导劳动市场行为的关键因素。

一些针对凯恩斯政策建议的评论陆续出现，其原因不仅在于这些建议显著地表明他在争论中对经济学挑起了波澜，而且还在于这些建议反映了凯恩斯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独特性。

凯恩斯理论对经济所作的抽象，在于认为劳动市场的参与者面临着如下两种令人生畏的不确定性，一是能够重建就业的工资削减幅度到底是多少，二是其他工资设定者能达到同一计算结果的可能性是多少。在这样的情境下，我们很难看出政策当局能在一个适宜的环境下着手稳定经济。确实，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即使是那些由权威部门选择的用来稳定经济的最优政策，最终也难逃加剧就业波动的命运。然而，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关于政策的消极主义者。

由凯恩斯理论激发的结论是，如果企业市场体系的参与者给出了一些能够窄化不确定性的信号，那么资源的协调问题将会得到改善。与其让4000万法国人日复一日地设法弄清楚新的均衡工资到底是什么，为何不让一名法国人在央行时常估计一下利率或货币供给（或其他指标），以使均衡工资遵循某条目标路径？除了一些人认为央行会犯系统性错误之外，这种目标路径也许能给出所有人都期望的一般工资水平。因此，在1936年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凯恩斯建议货币政策的目标在于稳定货币工资的平均水平。我相信，与这一观点最为贴近的形式化表述可参见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的分析。

凯恩斯的后继者逐渐陷于如下问题的争论：到底应该将工资变化率稳定于一个目标值而不计以往工资的水平，还是应该稳定工资水平本身。而其中一些人却同意关于凯恩斯方法的另一种形式，即一个较早的稳定消费者价格水平的思想。然而，当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时，连凯恩斯本人也已转向稳定汇率的问题了。看来，除此之外的部分只能留待历史来解答，无论它带来的教训是多么难以捉摸。

关键术语

Keynesian School　凯恩斯学派

Neo-Keynesian　新一代新凯恩斯主义

Post-Keynesian　后凯恩斯主义

New Keynesian　新凯恩斯主义

predetermined factor　前定因素

cubism　立体主义

atonalism　无调性主义

fragmented poetry　碎片化诗歌

Asymmetric Information Camp　不对称信息阵营

Expectational Disequilibrium Crowd　预期非均衡团队

New Classical　新兴古典主义

Neo-neo Classical　新一代新古典主义

Veblenesque　凡勃伦式

Island Parable　孤岛寓言

non-atomic　非原子式

[1] 显示自己从属于凯恩斯学派，一个确定性的标志大概是对凯恩斯著作的重复阅读。然而，这一做法在其他学派的眼里却是怪异的，因为他们很少会重读（如果他们读过的话）学派奠基者的作品。另一个怪异之处是，根据罗伯特·豪尔（Robert Hall）的观察，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信徒主要集中于海岸沿线的大学中。

[2] 需要承认的是，将预期通胀率（以及实际通胀率）看作是关于就业率的稳定函数，就像我在LM曲线中所做的那样，在通常情况下是很难接受的，虽然我可能是最后一名反对者。不过，就当前的分析而论，这样的假设是无害的。

[3] 因此，这里似乎存在一个分析上的脱节，即把q值引入IS-LM框架并进而讨论曲线的相切点怎样随q值的变化而移动，但q值本身又是与相切点同时决定的。

[4] 对差异化信息的分析可参见金（King，1982）、弗雷德曼（Frydman，1987）以及安德森（Andersen，1988）。

第1章 凯恩斯宏观经济学

第1章凯恩斯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