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货币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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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货币主义学派的长期领导者，在思想上他是凯恩斯的直系传承人，然而对一些重要的观点却持反对意见。弗里德曼对于经济运行及经济对波动的敏感性的观点，显示出他对不确定性的深切赞同。他将是最后一个预言者，预言伴随着有关工资影响的扰动和数据的消息，工资会上涨以中和（平均而言）工资对总就业的影响。这源于他从凯恩斯那里继承的对于经济不稳定的根源的认同；这方面他与凯恩斯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他更加重视货币供给的扰动（货币供给的扰动往往是央行行长错位担忧的后果），而他对q值的扰动给予的重视甚少。然而在对稳定政策选择的分析中，弗里德曼显然不赞同凯恩斯的一些假设，并且得出了与凯恩斯的观点相当不一样的政策建议。

货币主义运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亨利·西蒙（Henry Simon）和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同时参与创立的有哥伦比亚的詹姆斯·安杰尔（James Angell）和克拉克·沃伯顿（Clark Warburton）[1]。他们主张货币政策应遵循一个固定的规则，如货币存量应该恒定不变或有规律地增长，而不是把货币存量交给政府部门自由裁量。因此，他们主张把这项适应冲击的任务留给“市场”。一个自由浮动的汇率是首选制度的一部分。从来没有正式的分析支持这一建议。这一政策地位的推动力似乎来源于哲理上的对政府的不信任。

弗里德曼给了这个观点一个基本的统计学上的理解，资料来自他在格罗斯和哥伦比亚的生物统计学研究。这个理解在他195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那篇论文中达到了顶峰，该论文认为总是以“充分”（或恒定）就业为目标，一个政策可能抑制生产率。这篇论文是货币主义名副其实的大宪章，主张市场参与者拥有免于侵害的权利，虽然对于过分热心的当权者也是出于善意的。

弗里德曼1953年的这篇论文表明，一个持续的积极政策（activist policy）（改变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该货币供应量变动是为了应对就业等数据上的每个变动），实际上可能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实际上增加了就业的方差（或任何我们用来衡量我们感兴趣的经济活动的变量）。下面是弗里德曼的例子，设y是产出增长，x是没有积极政策时的增长，而p是选择使用积极政策而带来的增长：y＝x＋p。然后弗里德曼回顾了方差之间（和其他方差之间）的经典关系和x和p间的相关系数（记为rsp）

以阐明他的观点。为了具有合理的性质（），rxp＜﹣（1/2）σxσp必须成立。因此，相关性为负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需要一个更强的条件。这种条件可能无法满足，因为：①数据往往是非常不精确的，尤其是在数据修订之前；②到了政策实施生效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再适用了。因此要是积极主义（activism）被接受，由σp＝0定义的“消极”政策可能比任何易于被选中的积极政策更好。

达戈贝尔·布里托（Dagobert Brito，1970）为货币主义假定做出了另一个反对积极主义的贡献。我认为布里托的构想可能受到了一些弗里德曼在考虑政策时偶尔强调的“最坏情况”的影响，这使人反过来回想起弗里德曼对于社会上众多的最不幸的关心。在任何情况下，布里托总是仅用可能的最坏结果来评估事物——目标变量y距离目标水平的最大偏差。如果导致我们预测y下降的信号低于目标水平是假的（在没有行动的情况下，预期没有下降），然后采取行动使y增加，这将恶化y距离其目标水平的最大偏差。这一观点致使布里托得到一个涉及他称作弗里德曼区（Friedman zone）的结论。当政策决策者可得到的观测值落到该区域内部，最佳的政策（使y距目标的最大偏差最小）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当观测值落在该区域之外，这个“最小最大值”政策将对会使y明显更好的行为做出反应。

威廉·布雷纳德在一篇著名的文章（William Brainard，1967）中也为货币主义的观点作出了贡献。货币主义的前提假定是，把所有的鸡蛋放在积极主义的篮子里（追求最高的平均绩效），是采用一种有风险的投资组合；另外，没有风险，就没有回报。布雷纳德阐释了一个模型，在该模型中最优的政策措施是“迈小步”，因为大步会导致每单位回报的方差过大。这个寓意与弗里德曼的思想几乎相差无几，尽管后者感兴趣的是证实理论上的可能性，即没有行动会比任何在可能的正确方向上的颤抖行动更好。

政策上的一个创新会怎样影响经济（既在定性，也在定量方面）以及在缺乏创新时经济将如何变化，有关这些我们的许多不确定性都源于计量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即在正确设定的计量经济模型中的参数估计。假如有希望最终得到这个问题的满意答案（毫无疑问，美国的凯恩斯主义者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这样的希望），它们也将被计量经济学的政策估计的“卢卡斯批判”阻碍。根据这个批判，被估计的参数是空想的，因为如果政策将要改变，并且对政策制定者未来行为的期望也相应地变动，计量经济学家对参数的估计应该系统地被期望的新行为所改变[1980年西姆斯（Sims）的批判与此相近，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卢卡斯，在其他场合是一个忠实的新兴古典主义者，致力于使基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理论视角的不确定性前提合理化，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嘲讽。

货币主义学派用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方法，同样适用于追逐利润的营利企业的经营策略。公司用数量来上调或下调价格以最大化利润的期望值，每次销售额的上升或下降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利润的方差（鉴于这种举措的噪声特征）。这可能就是风险规避的经理人可能不欢迎这一结果的原因，即使他们可以确信他们的政策会起到增加平均利润的作用[相比之下，在弗里德曼的就业稳定问题中，假定平均就业独立于稳定政策反映是可接受的，而且这一假设似乎也暗含在他的分析中；那么只有方差和一些其他统计量（除平均值外）是决定性的，平均值是保持不变的]。因此，从维持预期产出和就业的角度来看，公司不响应或者响应不足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觉得采取行动或者采取更多行动对他们而言会更糟，不是因为他们的疏忽或在一年的时间还顾不上这些事情。

对于企业不情愿共同采取要去适应或抵消需求冲击的行动的这个观点，可以说，似乎是对“把稳定留给市场”做法的一种强烈诉求。然而也许它只是巩固了弗里德曼的立场。为什么政府要去涉足企业不敢涉足的地方呢？企业不是天使，只是在稳定方面至少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无论如何，还需要进一步考察货币主义的立场以及其替代立场。

在构建稳定性的“哲学体系”中，弗里德曼的确没得出任何关于体系种类或稳定化的方法（用该方法实现想要的约束）的结论。弗里德曼1953年的分析是完全抽象的，令人们产生困惑。不采取行动或者采取小的举措是什么意思？采取这样一个指向货币供给的政策可能意味着要在利率、汇率以及像货币供给一样能够被直接稳定的其他变量方面采取相当多的“行动”。约束应该朝什么方向实施？这里并不能证明货币供给政策相对于汇率政策（或政府可能实施的任何其他种类政策）的优势性。

弗里德曼对这个问题最佳的解答是他1968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协会会长报告》，其中他认为正确的答案是要对货币供给的路径施加限制。这里概述了一个模型，由这个模型得出了自然失业率（弗里德曼的用语）的假设，在此之后，他指出在那里有一个自然利率（用维克塞尔的话）与其对应。如果央行试图要保持名义利率稳定，或者就此而言，要保持实际利率稳定，用这样的方式，实际利率是持续低于自然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距没有任何消失的倾向，结果将是就业率上升并保持高于其“自然”水平之上，而且，通货膨胀率会无约束地增长，直到最终触及货币体系可支持的通货膨胀率的上限，此时货币体系将被实物交易取代。如果实际利率被设定高于自然率，指向超通货紧缩的反镜像趋势将随之而来。相比之下，控制货币供给（的名义值）或名义GNP，而不是控制“实际”变量的稳定方法，并没有表现出趋向“刃锋”不稳定的这种危险趋势。弗里德曼能想到用来支持这一构想的恐怖故事当然就是从1929~1932年那段时间，当时美国当局根据历史标准将名义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又没有低到足以阻止30%的货币供给收缩，这一紧缩必定使20世纪30年代衰退的深度和持续时间增加许多倍。

关于选择货币制度或是货币稳定方法的问题，在这里进行任何层次的思考都显得过于庞大。然而，有几点看法或许不得不提：

（1）稳定货币供给的建议有些“模糊”。这很可能是央行在某个有限时间区间内制定的任何给定的系列举措可能显示出已经“稳定了”（如果只是偶然）一些货币供给的度量标准——货币基础（M1、M2、M3），或者其他度量标准。当然，货币主义者要回应，重要的是央行打算将货币供给量稳定到某个值，这是对私人参与者的预先承诺，以免经济经受过度且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之苦。但是这一观点可能会被这样回应，所有的稳定性建议都展现出一种使某些事物稳定的信心十足的决心，而且很多建议都像货币供给稳定一样提供相同程度的责任义务的可能性（比如汇率的稳定）。

（2）最近格里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1987）和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1988）等人都回顾了关于流动资产最优税或通货膨胀税的早期文献（Phelps，1973）。他们从这一理论中借鉴了稳定流动资产税率（名义利率）的合意性；更准确地说，是“平滑”名义利率（很像被拉姆齐-莫迪利亚尼储户平滑的消费）的合意性。这种做法既未违背也未完全遵从弗里德曼关于恒定或不够灵活的利率政策的不可行的证明。平滑的建议将使用惯常的央行工具以实现预期的通胀，配合（预期）利率的自然率，预期的通胀将传递每期计划的名义利率。我推测正统的货币主义者会发觉这一建议太敏感以至于不会被有隐秘动机而偏离他们宣称的利率目标的央行官员滥用。

（3）货币主义的论证并未通过其基本性质给出关于汇率稳定的货币供应量（某一度量值）稳定的事例。另外，像某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者并未（在他们对金本位的建议中）提出一个关于美国货币政策应该如何引人注目的建议。无论如何，对于货币主义者做出妥协还为时过早，货币主义者的论点是政府易于破坏经济稳定，即使政府每次都是谨慎行事的，即使政府不限于保持自动钉住政府的某些政策工具，例如货币供给和预算赤字。证据又是什么呢？

1978年马丁·尼尔·贝利发表了一篇文章，旨在拔出插在货币主义主张中的来自经验实证的钉子。自从1946年所谓的充分就业法案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的一个明确目标——使失业率稳定，贝利认为美国经济在产出和就业上都显现出远远高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前凯恩斯政策下的稳定性。这必然是货币主义者对积极主义者的疑虑之处，将相机抉择的稳定政策作为经验事实是没有确实根据的。

几年前，菲利普·库珀和斯坦利·费希尔（Phillip Cooper and Stanley Fischer，1972，1973）通过展示仿真而对逆周期稳定的困境产生疑惑，该疑惑可能还在增加。在这个仿真中，若是仿真不仅反馈了工具的水平，而且也反馈了变化率（他们将其称为“微分控制”），那么逆周期政策就运行得很好。当然，依然存在着过于激进的稳定政策。这项研究实施了A.W.菲利普斯（A.W.Phillips，1954）的经典论文中的大部分工作事项。

希塔尔·昌德（Sheetal Chand）1948年在一篇鲜为人知的论文中，就我们上文考虑过的方差和协方差或是相关系数，站在自己的立场与弗里德曼进行辩论。昌德对美国数据的统计分析使他得到结论，即弗里德曼对于积极的、稳定的、施惠的不均等条件是满足的。更准确地说，在美国施行的财政上的激进主义，满足弗里德曼关于减小产出方差的条件。从昌德的研究期间以来，在美国就有了另一项对相机抉择的财政积极主义的检验。如果里根政策组合的支持者是正确的，那么当经济在美联储手中出现衰退征兆时，大胆地做出美国的减税政策代表了相机抉择的财政积极主义的另一成就。

然而，这些重要的发现并未使货币主义者们无话可说。他们能欣然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稳定性增加这一暂时的发现，然而将其更多地归因于某些自动的财政稳定机制的成功，而不是美国国会和其专业化的政府顾问的敏锐。他们可以区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二者绩效上的差异，认为一些工具可能已经提供了支持，而另一些工具则帮了倒忙。他们会质疑依靠未来的后续公职人员的直觉判断的安全性。尽管如此，这个观点现在已经是在货币主义者的立场上了。

近年来，大量的努力被投入到一项更为精细的宏观数据的构建中。学者越来越多地谈到尽管大萧条遗留下了对趋势的巨大背离，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经济也不是较不稳定的（还要补充的是，用“人/年”损失作为衡量标准，与20世纪30年代的时期严格进行对比，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国家都更为衰落）。这项工作大部分是由克里斯蒂娜·罗默完成。马修·夏皮罗的一篇论文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不亚于以往，但或许是由于稳定产出和通胀率的政策的强势。

另一个回应听起来像是货币主义，但其实不是。罗伯特·霍尔曾评论到（以1978年的为例），财政和货币政策扰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波动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许在某些方面可以认为是主要原因。一些主要的例子是，在韩国和越南战争期间就业的强劲增长，以及由尼克松-伯恩斯和里根-沃尔克旨在抑制通胀的货币紧缩政策带来的显著衰退。现在对经济走势最大的冲击来自公共部门，而非私营部门，今天的市场型经济与凯恩斯描绘的大相径庭。更多地将政府看作问题根源，而不是解决办法，这一观点与弗里德曼的世界观相符合。然而，这种转变的发生可能要部分归功于管理的复杂性、自动稳定机制，甚至总体上善意的稳定机制（尽管存在风险，可能出现好坏参半的结果）的相机抉择权，凯恩斯主义者还将其成功地引进企业经济中。与1929年的大萧条形成鲜明对比，1987年的股价暴跌并未对消费者造成影响，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投资一直在持续。这份不平常的消费者信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坚信政府会试图（并很可能会成功）阻止股价崩溃引起经济严重衰退。

虽然并未期望这个讨论被彻底完善，但是它如果没有至少涉及另外两个货币主义的话题，则它将留下空缺。其中之一是货币主义的主题，即存在一项规则（几乎任何规则）能决定或至少约束货币政策，都比把政策留给官方随意决断要好。

利用规则的最新案例不是在货币政策中对特定种类的规则或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对干扰没有反应的规则）的陈旧争论，而是争论最优货币政策（以及任何与其类似的）需要预先承诺一个应急规则。没有这种预先承诺，每一“代”政策制定者将对未来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做最坏的假设”，未来政策制定者不仅没有动力取悦他们之前的政策制定者，而且他们所做的行为也会与此一致。“如果我认为通过现期较慢的通货膨胀能使得未来的政策制定者也同样保持通货膨胀更慢，我会选择使得通货膨胀比我过去预想的更快”。（这是一个与囚徒困境有些许相似的纳什-菲尔普斯-波拉克均衡）。作为排在首位的最优选择，一代代人必须依规则受到“循规蹈矩”的约束。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and Prescott，1977）以及卡尔沃（Calvo，1978）的文献是相关的经典参考文献。

一个对于有约束力的规则的异议是，它剥夺了货币当局遇到新颖、无法预料且需要进行非常规操作的突发事件的机会。另一个异议是，到目前为止，业界并未显示趋近于任何一个最优规则构想的倾向。人各有志。此外，结果很可能是，这个规则的选择会被立法者做出，大多数专业的立法者可能把握住了某些问题，但是对另外一些却几乎一无所知。由此产生的规则，如果真的被应用，可能比我们过去的更糟。无论更糟还是更好，还有关于如何实施的进一步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当立法者同意在财政方面的自我否定条例时，他们能很快找到办法来规避规则的责任。

另一个重大的货币主义主题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问题。几乎只有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才能标榜自己是一个货币主义者。

货币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主旨是，如果央行对货币供给实施严密的管控，通货膨胀可能难以走得很高。如果高通胀已显现，为了使其回落，必须恢复对货币供给的控制。

被研究最多的问题是，当一个新政权开始执政时，并且该新政权愿意支付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的政治成本以使通胀率沿着最优途径回落，如何运用货币及财政政策。什么是最优的或成本最低的方案？它能使通胀率降到多低？以多快速度降下来？

在仅以眼见为实的争论中，我对这些问题的工作以菲利普·卡根的适应性预期为出发点，因此较低的通胀预期将不能实现，除非实际的通胀降低值超出了那个表现出政府关于通货膨胀的偏好的通胀降低值。在个必经的学习阶段中，通货膨胀的预期被稳步下调，以作为对已预期的通胀超出实际通胀的反应，失业率将以期望上的误差成比例地高于其自然水平。因此必将有一个暴跌，尽管作为学习过程是稳步回落的。这也可以被看到，在理性的假设下，在最初的下跌后，通胀率的下降是呈渐进性的。最终的结论是，政府用来加权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越大（该未来收益来自与更高失业的当前成本相对的较低通货膨胀），最优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就会越高。

目前反通货膨胀的策略通常是在理性预期假设下讨论的，而不是适应性预期。瑞福尔（Drifill，1987）的这个评述有一些参考文献，比如1983年巴罗-戈登关于声誉均衡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预期的通胀率可能会立即跌落一段，正如在政府已经做出一件事之前，公众通常知道新政权期待什么。然而，如果是一个真心“革新”的政府的话，为了证明其决心，它将确定一个仍然更低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从而造成一个骤落。实际上，新的工作在一个较低水平上采用适应性预期（以一个被称为声誉的潜在变量），同时保留适应性方法的主要结论。新工作是本着新兴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精神，旧工作则更多为货币主义的思想。当然，前者的工作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但是，若一定要从中做出选择，人们可能会选择后者，因为其更好地捕捉了大多数人在复杂和混乱局面下的想法或无想法。

关键术语

activist policy　积极政策

activism　积极主义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　浮动汇率

counter productiveness　反丰产

Nash-Phelps-Pollak equilibrium　纳什-菲尔普斯-波拉克均衡

reputational equilibrium　声誉均衡

[1] 卡根（Cagan，1987）提供的简明货币主义历史。

第2章 货币主义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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