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新古典与新一代新古典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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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与第7章将讨论两个学派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是探讨在产生宏观经济波动时，非货币力量通过非货币途径所起的作用。根据过去所有的记载，如果这两个学派中有任何一个人相信“无论是货币扰动还是通过货币途径传递的实际扰动都不必对经济活动中的任何重要波动负责”，我都将感到十分惊奇。人们不需要相信所有失业率的扰动都无论如何是货币的，正如凯恩斯与弗里德曼几乎做到的那样，只需承认某些失业率的扰动是货币的。人们也不必“归属于”或致力于这些学派中的任何一个学派，就仿佛这个学派是真理的唯一来源似的。

我认为，近年来促进非货币研究的动力是双重的。一方面，因为非货币经济避免了货币理论中的谜题，所以人们有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去使用近年发展出的新方法、新概念，以探索在非货币经济中所能产生的扰动程度；另一方面，在分析随机过程中取得的进展也极大地鼓舞了趋向于古典主义（classically）的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历程的影响下，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在解释过去的衰退与繁荣时，基础的货币解释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充分或难以置信的，这一点尤其能够促进其他学派的发展。

在本章我所要讨论的理论，被其创始者称为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并且有时“这一”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犹如所有好的非货币理论所表现的一样。能够区别这些模型的特征是其古典主义风格。古典主义方法并不是新兴古典主义思想的另一种表现。该思想中“新兴”的部分是指将局部的或是非全局的信息植入一个含有理性期望的一般宏微观（micro-macro）模型中。“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无须包含以上全部特征。它们是典型的（至少从一个正式的观点来看）古典模型，只含有一个参与人的经济体，像《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中通常所描述的那样，该模型没有新兴古典主义（以及凯恩斯主义）通常所遇到的那种问题，它不必去推断经济中未被观测到的部分数据。

植根于这一新型模型的理论也被称作新古典主义的，原因在于：就像马歇尔（Marshall）与其他学者在古典方面的最新研究那样，这些模型融入了选择理论（choice-theoretic）中对于劳动力供给与消费决策的设定（也包含劳动力市场出清的设定，劳动力市场出清的设定也许是所有古典模型的基本设定）。为了进一步进行区分，这些模型中的大多数可以被称为新一代新古典主义的。这里增加的“新一代”（neo）表明模型中含有在新古典理论后期模型中出现的随机成分。

几乎所有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旗下的模型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霍尔（Hall）在1980年的研究，巴罗（Barro）在1981年的研究，芬·基德兰德（Finn Kydland）与爱德华·普利斯科特（Edward Presscot）在1982年的研究，约翰·隆（John Long）与查尔斯·普罗瑟（Charles Plosser）在1983年的研究，罗伯特·金（Robert King）与塞尔吉奥·雷贝洛（Sergio Rebelo）1986年以来的研究，直到格林伍德（Greenwood）、赫尔克孜（Hercowitz）与霍夫曼（Huffman）1988年的研究，这些研究提出了（我正在讨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主要贡献（像往常一样，我所引用的研究中，有一部分文献是所谓的前身，它们唯一的缺陷是超越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因此，这里有一点困难，除非致力于划分宏观经济学的学者确定自己能够汇集所有的主要观点，否则我对推动该研究的想法无须与任何专家相一致。然而，我将延续自己对这一新研究的暂时性观点，并继续给出我自己试探性的评价。

因为在理论中，我们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并且所有市场都处于均衡状态（我在预期的意义上使用“均衡”这个术语），所以此类研究的“策略”是：根据新古典劳动力供给曲线的移动与（新古典劳动力需求变动所引起的）均衡点沿着供给曲线的运动，来解释就业的波动。

贯穿于这一类模型的基本线索是：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这里的假定与希克斯（Hicks）1946年的著作《价值与资本》（Value and Capital）中后半部分阐述的相同[1]。劳动力供给的数量是当期实际工资的增函数，也是未来工资。更精确地说，是未来工资的期望值的减函数；它还被假定为期望的实际利率的增函数，这意味着该“价格”的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超过了与之符号相反的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无论如何，我相信这里提到的每一个模型都取决于当期实际工资效应（current real-wage effect）与当期实际利率效应（current real-interest effect）中的一个或全部。

对于我来说，主要对以下三个结论感兴趣。

（1）一个作用于资本边际效率（尤其是影响资本品服务的单位租金的当前值或未来预期值的）的正向冲击，无论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都会驱使实际利率上升，并随之激励资本管理者以资本折旧加快为代价，来加速机器运转、获得更多的当期租金。作为结果，资本品服务（机器的每分钟转数）会大量增加，并随之提高劳动力项目的边际生产力。该边际生产力的提高驱使劳动力供给量增大（参见保罗·陶博曼与莫里斯·威尔金森在1970年的研究）。

格林伍德、赫尔克孜与霍夫曼（Greenwood，Hercowitz and Huffman，1988）严谨地提出了一种变形，在该变形中，边际效率冲击会减少生产新资本品所花费的成本。这种变形的好处是，它可以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大幅收入效应。这种效应，就其自身而言，也有利于降低劳动力供给，并且由于消费也因这种效应而增加，所以收入效应的结果（单独）反映在投资的挤出上，模型的一个不受欢迎的含义是旨在解释繁荣与衰退，这是典型的投资导向型的。

（2）一个对资本边际效率的暂时性正向冲击，其作用方式无论是通过未来租金预期的突然上涨，还是由于公共支出或私人花费在消费品行业（consumer-goods industry）产出上的支出增加而导致对资本品产出的挤出，都能使实际利率在短期与长期中暂时上升。在实证的意义上，对实际利率的扰动所产生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所以劳动力供给也因此增加。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观点，是通过巴罗（Barro，1981）关于政府购买效应的文章。但是，复兴希克斯主义（Hicksian）对于实际利率的重视，则应该追溯到1969年卢卡斯-拉宾（Lucas-Rapping）的研究。该研究使用了一个两时期模型——家庭在第一个时期提供劳动力并进行储蓄，旨在说明该模型能够产生人们所希望得到的实际利率效应与实际工资效应。讽刺的是，这篇文章并没有像期望中的那样，因为提出“如果由通货膨胀产生的货币扰动未被预期到，那么它就能够提高预期的实际利率”的观点而引人注目；但是，对于将这一效应归因于各种实际扰动的模型而言，这篇文章确实开创了先河。

（3）能够提高劳动力实际需求价格的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暂时性正向生产力冲击，也对劳动力供给具有替代效应：如果冲击的持续的时间足够短，那么替代效应就会超过符号相反的收入效应。单独而言，这种效应会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大幅上升，并且就业量也会因此而短暂上升。正如古老的经济学忠告所言：“莫失良机，趁热打铁”。

理论的上述含义不仅是基德兰德与普利斯科特、隆（Long）与普罗瑟（Plosser）的研究主题，并且这种含义也是古典理论中的大多数计量经济学检验所关注的地方。

我们要继续考虑其他种类的冲击，并要试图确定这种古典理论所得结论的含义。例如，我们很清楚的是，一个对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的负面冲击，就像来自地震或战争的冲击，能够产生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无论是在一个封闭经济，或是在一个大多数资本由国内拥有的经济中，该财富效应还能够降低对闲暇和消费品的需求，由此导致就业扩张[2]。我在1972年发表的一篇与常规不同的文章中指出，一个开放市场中的购买，如果采取资本税（capital levy）的形式[正如梅茨勒（Metzler）在几年前论证的那样]，不仅会导致储蓄的供应量增加（正如梅茨勒指出的），还能导致劳动力供给量增加（当然，古典的、单个参与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中蕴含的李嘉图等价理论排除了这个“如果”）。但是，我们仍有许多命题需要考虑。

即使它们作为经济学理论的例子，在应用中还没用起到促进作用，我仍然认为这些模型组成了宏观经济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进展，并且如果人们最终认为这些模型中的一部分，至少在理解某些历史事件与宏观时间序列的统计性质上具有很重要的实证意义，我也不会觉得惊奇（在我的词典中，如果一个因素解释了某件事情的15%以上，那就可以认为它是解释该事件的重要因素）。

但是，我认为这些模型已经遇到了一些严重的异议，并且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异议已经得到回应，但并不是所有回应都是令人满意的。

（1）将经济繁荣与高水平的期望实际利率相联系，以及将经济衰退与低实际利率相联系，似乎是违反了从极端观测值中获得的证据。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并不具备低实际（区别于名义利率）利率的特征（作为一个负“边际效率”冲击的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的前半叶，战时的繁荣也并未伴随着高实际利率；这一观点与我们之前看过的一个研究（Penati，1984）背道而驰。最近，在20世纪80年代，除美国之外，在欧洲与大多数国家中出现的严重衰退并未伴随低实际利率的现象；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萧条（the second world depression）”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实际利率。

如果在实际利率与就业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猜想这种正相关关系应来源于在月度或季度数据中最为清晰可见的高频率关系。鉴于上文描述的历史记录，我很难相信在每五年或每十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中都会显现出这样一种正相关关系。

（2）如果我们的假设是为了论证已经有一次萧条或在未来某时将会有一次萧条是由负边际效率冲击所引起的，那么跨期替代模型不仅能解释降低实际利率如何能够对闲暇的需求产生正向影响效应，而且出于相同原因，跨期替代模型也能够预测降低实际利率对消费需求的正向影响效应：预计储蓄供给与工作努力会一同下降。这一观测结果首先由巴罗与金（Barro and King，1984）提出，他们清晰地追随着卢卡斯与拉宾的足迹：因为实际利率的降低使得储蓄变得不再那么富有吸引力，并且由于储蓄是工作的动机之一，所以工作的激励也随之降低。事实上，我们似乎并没有在典型衰退中发现储蓄倾向的这种下降。的确，凯恩斯主义曾经宣称：衰退通常是人们更加节俭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格林伍德、赫尔克孜与霍夫曼的贡献将实际利率冲击假设从这些批评声中解救了出来。他们的论证取决于实际利率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这种影响通过资本使用的速度快慢起作用，而并不是通过劳动力供给。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石，有人质疑这种途径是否过于单薄。我相信，人们的普遍共识是：资本服务的产出弹性大约仅为1/4，而其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弹性也同样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实际利率下降导致资本服务下降4%，虽然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变化，但仅仅会导致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价格下降1%。这种变化过于微小，以至于似乎不能解释持续时间久且变化幅度大的衰退（记住在任何情况下，观点1都依然成立：从统计上讲，在历史记录的大多数或所有主要的繁荣与衰退中，实际利率似乎都不会像假设中设定的那样运动）。

（3）似乎古典主义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支持者也不能回避如何解释实际劳动力需求价格的一个适度变动如何引起一个大幅度、也许不成比例、每次至少持续数周或数月之久的就业变动，这里的劳动力需求价格是指雇主愿意对一单位特定的劳动服务所支付的实际工资。在新古典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观点中，闲暇的跨期替代弹性是非常高的，通常大于1，所以很小的冲击就能够导致工作时间的较大变动；但是，工作的负效用（disutility）加速了衰退的到来，并且闲暇的效用抵消了人们做事情的努力，以至于劳动力供给对实际工资的长期弹性远小于其短期弹性。霍尔（Hall，1988）对该观点做了一个出色的总结，并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证据。

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大多数情况甚至全部情况下，即使是最深的衰退（伴随着街头犯罪、未成年人违法以及其他社会的压力指标的出现），减少的就业量也被正确地视为是主要的或完全的自愿的，减少的就业量也的确是对实际劳动力需求价格下降的最好反映。计量经济学分析无法驳倒数据的新古典主义解释，这就很可能使得在区分古典模型与非古典模型时出现困难。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的一些学者们已经开始研究实际工资的保险模型，这个事实暗示着，与跨期替代模型相比，他们在实际工资中也能察觉到更强的刚性。不幸的是，这些模型也有一个缺点：它们把被解雇的员工描述成幸运儿，并且非常不同的是，在新一代新古典的精神中，模型是从劳动合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中提取出来的。

（4）批评者嘲笑这个观点——就业的波动可以用劳动力边际实物生产力的同步波动来解释（当然，这是从计划表的意义上来说的）。我们是否可以想象，有时存在负向的技术进步？一个不完全的解答是，由于相对价格的原因，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可能会经历一个绝对的下降（不仅仅是相对趋势上的下降）：如果人们突然能够预见租金未来有下降趋势，并且资本不能自由地从资本品生产部门转移至消费品部门，那么我推测在新古典单个参与人的经济中会随之出现实际利率下降，并因此导致消费跳跃式上升（随之而来的是比之前更为缓慢的消费增长）。如果总就业量保持不变，资本品部门的就业会下降，所以资本品产出的实际价格也随之下降；但是，这种雇用劳动力的重新分配意味着两个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的实际价值都会出现下降，并且对于我们的新古典经济来说，在保持总就业量不变的前提下，不可能通过在一个顽固的计划中将劳动力从一个部门移动到另一个部门就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而同时还要耗尽额外的消费品产出，直到资本存量下降到足够低，以至于允许重获的投资更接近正常水平为止。综上所述，与这个参考环境（reference scenario）相比，在两部门中都会出现总就业量下降与劳动力投入减少。

（5）在全要素生产力存在上升趋势的事实下，从劳动力实际需求价格绝对下降的假设中也会引申出更加微妙的问题。因此，尽管（在某种标准化的就业水平下）劳动力需求价格下降了比如说4个百分点，但它将在几年之内恢复到原先水平。问题是，我们该如何解释下列现象：如果在随后的年份中，实际需求价格已经超过了其衰退前水平，而在一个八年的周期内就业量还下降了6个百分点或更多？

我们现在开始讨论罗彻斯特（Rochester）的观点，这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希望。他们将总量函数假定为F（K，AL）的形式，其中K表示资本，L表示劳动力供给与需求，A是随时间积累的技术进步指数，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技术水平。如果A出现一个不能预见的突然上升，人们就会对他们的新生产力感觉不佳，并会相应地更加努力去工作（并且会将更大比例的收入用于储蓄）；当A突然下降时，反之亦然。该模型的一个良好特征在于：它无须假设技术进步是暂时的；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是永久的。

如果人们期望A沿某些路径上升，但是隔一段时间之后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也就是一个生产力暂停（productivity pause），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生产力暂停会推迟技术进步积累A的整个的未来预期路径，现在我们将考察当出现这种情况时，模型将如何反应。在坏运气的期间，A的未来路径看起来总是一样的，所以就业水平没有理由相对其初始水平（“生产力暂停”开始时的就业水平）上下波动。但是，在这一暂停期间，有先见之明的人通常会进行更多的储蓄（相对于他们平常的储蓄而言）[3]，并因此会积累比之前所希望的更多的财富（关于A）。在生产力暂停期间，财富K超越A的趋势将会使人们工作更少（储蓄更少），并且相比于暂停的初始阶段，就业量也会更少（储蓄更少）。因而，在生产力暂停期间，就业量出现绝对减少，而不是相对增大（正如罗彻斯特所指出的那样，存在一个这样的效用函数：当A如预期中的一样以不变的增长率增长，就业将会保持不变）。

当问及我的经济学前辈——那些65~85岁的经济学家，是什么使他们选择了经济学作为终其一生的事业时，大多数人会回答道：大萧条曾让他们大吃一惊，当他们还是少年、大学生或青年经济学者的时候，大萧条深深地影响了他们。而与我同龄的一代人，也就是被称为“中间的一代”（between generation）并没有被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吸引，但是我们确实希望能够理解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剧变与经济问题：世界大战、恶性通货膨胀、法西斯主义、失业、经济欠发达。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中的大多数人都对社会学与哲学感到着迷，但是又发现经济学似乎是研究社会本身及其问题的更好途径。

所以，遇到新古典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是某种震撼（因为一些先驱者或多或少与我是同一代人，就更是如此了）。如同人们研究亚原子粒子时的精神一样，人们在相同的精神下研究就业的波动。对于对统计学感兴趣，而对经济学或哲学无感觉的人来说，该研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它确实是一个应用理论（早已存在的理论），它由新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来完成，而不是关于市场、厂商、契约等的社会关系的新理论。结果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

这种冲突是用经典询问（enquiry）语言来描述的，并没有使用术语“失业”。研究事业显然是想要排除掉人们对波动感兴趣的唯一原因，也就是探索非自愿失业的波动机制。由于没有参考实际生活情节与描述它们的特定词语（例如萧条与衰退），与实质利益之间的分离似乎被强化了；仅有方差与协方差而已。

然而，古典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当然不是与经济理论家的兴趣无关。在他们的事业背后，我估计，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动机：说明经济能够贯穿在“世界是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的这个公理之中。所以不止我们中最优秀的那些人致力于不畏逆境（odds-defying）的实验，旁观的学者也十分着迷；并且我必须承认，困扰我自己的问题是，还有多长时间人们才能广泛地判定帕累托最优不再适用。

关键术语

classically　古典主义

micro-macro　宏微观

Robinson Crusoe　鲁宾逊漂流记

choice-theoretic　选择理论

substitution effect　替代效应

income effect　收入效应

current real-wage effect　当期实际工资效应

current real-interest effect　当期实际利率效应

consumer-goods industry　消费品行业

capital stock　资本存量

wealth effect　财富效应

capital levy　资本税

the second world depression　第二次世界大萧条

rationalization　理性化

disutility　负效用

reference scenario　参考环境

productivity pause　生产力暂停

between generation　中间的一代

hyperinflation　恶性通货膨胀

sociology　社会学

philosophy　哲学

subatomic particle　亚原子粒子

enquiry　询价

Pareto-optimal　帕累托最优

[1] 人们也可能提到由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y，1928）所提出的关于无限生命周期的单个参与人的工作与储蓄的数学理论。

[2] 我还想要提到，由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冼·胡恩（Hian Hoon）提出的一国和两国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也得出了一些有意思的结果。

[3] 他们的实际储蓄将持续地高于意愿储蓄。——译者注

第6章 新古典与新一代新古典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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