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失业波动的非货币理论：结构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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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凯恩斯所说，20世纪的现代主义革命对艺术和很多科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现代主义革命也并没有遗漏经济学[1]。在经济学中，最关键的现代主义元素之一就是不完全信息，或者说是非对称信息（只使用广泛传播的信息中的零散信息[2]）。虽然凯恩斯被称为经济学中现代主义者第一人（这是由于他强调了不完全信息以及对他人预期的预期），但是直到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的出现，现代主义才在经济学中流行起来。他写过一篇有关保险合同背景下的激励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的会议论文，这篇论文启发了人们将该思想应用到市场经济中每个市场的交易与合同中去。[3]

除了有关公司和就业间关系的这一观点以外，还有非自愿失业（involuntary unemployment）或工作配给（job rationing）的概念与市场经济是成体系的，至少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是这样（在该状态下，预期在劳动力市场中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若干个稳态劳动力市场均衡的现代主义模型，在这些模型中，工作配给的出现是由于公司有动机设定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实际工资。当然，一般情况下工作配给的特征在整个均衡路径中都会有所体现，而不仅仅是在稳态时。在这些模型的一些延伸部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均衡失业率的路径被“指引”回到初始状态，且只会渐近地收敛于稳态均衡率，正如你去纽约的道路取决于你现在是在费城还是在纽黑文。在这些模型的一些其他版本中，均衡路径则与初始状态无关。

还应提及的是，我注意到，失业率的这个均衡理论为建立人们熟悉的自然失业率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货币的发展而导致货币工资和价格在预期上与实际上都走向“通胀”，稳态均衡失业率以及甚至均衡失业率的整体路径（从给定的初始条件开始）都不会因为该“通胀”的速率而有所改变。此处我将讨论的模型，全都认为失业是完全非货币的。

稳态均衡失业率（或自然失业率）的非自愿失业模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激励工资或有效工资理论：该理论包括菲尔普斯（Phelps，1968）、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74）和塞洛普（Salop，1979）的停止营业（或营业额）模型，以及卡尔沃（Calvo，1979）鲍尔斯（Bowles，未发表）的怠工（或监管）模型。第二类认为公司和每个雇员间之所以会签订长期合同，是由于流动成本（mobility cost）的存在，同时该合同可能还表现出某种激励特征以确保可以将失业看成是非自愿的，或不受欢迎的。第三类是由阿萨·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和丹尼思·斯诺（Dennis Snowe）提出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insider-outsider theory），他们在1989年的著作（Assar Lindbeck and Dennis Snowe，1989）中阐述了该理论。这些局内人-局外人类型的模型表现出了与历史无关的稳态均衡失业，（并且至少其中一些）可以被分类到自然率理论中，这些模型并没有明显提出某个特例情况。

在自然率理论发展初期，尤其是在仍进行模仿的初期阶段，学者们将自然率看成一种自然的常数，例如光速。在自然率这一概念并不成熟的时期，由于人们先入为主地受到货币冲击观念的影响，往往容易将自然率的概念简单地误解为，它对于实际变量的均衡值而言是中性的。此外，当一个强烈的、真实存在的“实际”冲击，1974年石油价格上涨（伴随而来的是其对短期稳态均衡的扰乱）到来时，我们茫然不知地猜测它会对失业率和自然率的均衡路径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从没停止对该问题的研究。

在19世纪80年代，构建有关失业率波动的非货币理论的需求变得更为强烈，人们已经意识到均衡失业率的路径通常会因为实际冲击而改变，并且甚至稳态均衡失业率还可能因为受到实际冲击的（永久的）影响而改变。现在看来，对自然率的早期构想仅仅只是相当长期的、多位作者的百科全书中的第1章而已。幸好，我们没有时间去展现这一新兴研究的除大纲以外的其他东西。

我试着对新理论所采纳分析劳动力市场的三种方法进行分类。接下来，我将转向讨论商品市场和这些市场在决定一般均衡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方式。当我们开始研究某种需求冲击和外部利益冲击时，往往会发现一些有趣的创新和即将出现的悖论。

我不知道（似乎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作理论类别，每个理论都有一个或多个模型作为代表，而这些模型正是我们此处所讨论的。或许，“结构主义学派”这一概念可以很好地对该问题进行解释，由于它指明了这样一个特征性观点，即失业率的变化是模型中的参数[时间偏好（time preference）、资本边际效率、技术、外部价格等]变化的结果，也是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我并不确定这一区别有多重要，但我有时会用它作为速记的标签。

尽管古典模型的“实际”学派认为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是其开山之父，但结构主义学派至少可以将希克斯看成是其守护神。这里的希克斯比短暂的新古典中的希克斯要早35年，而且更有智慧。在他最后的专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危机》（The Crisis of Keynesian Economics，1973）一书中，他将自己与凯恩斯范式（该范式在决定货币工资时失效）进行了区分，并且认为当前经济中的严重问题在于实际工资的行为中。实际工资“刚性”的观点通常也可以追溯到该书。

通常所谓的实际工资刚性可以根据马歇尔实际工资-失业水平的一种代理供给曲线来进行定义。从马歇尔的观点来看，我们用横轴度量失业N，用纵轴度量实际工资v。为了简单起见，我们认为马歇尔劳动力-供给曲线在相关邻域内是垂直的（充分逼近的情况下），且对任何事物（除非特殊说明的情况）都是完全无弹性的；因此，向更高的就业移动意味着更低的失业和更低的失业率。劳动力市场均衡——位于点（N，v）——通过沿着轨迹来回波动以对劳动力需求的波动做出反应。

从这些方面来看，实际工资刚性至少意味着轨迹，也可分别称其为劳动力市场均衡轨迹、工资曲线和代理供给曲线，并不是垂直的。劳动力需求的下降使得均衡点低于轨迹，从而造成均衡失业率随着均衡实际工资的下降而上升。经典的情况是f轨迹完全平坦，这可能会被看成是绝对刚性的情况。但是，我们也要接受一般性的情况，即倾斜的轨迹（刚性的实质是代理供给轨迹比真实的马歇尔供给曲线更平坦）。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到，实际的冲击不仅会使劳动力需求改变，还会使均衡工资轨迹也改变，更确切地说，是使轨迹和供给曲线间的关系改变，因此，相同的实际工资水平对应了不同的失业率。

有可能这是最为简单的结构主义模型。我们运用该模型的方法与运用供给需求曲线的方法是一样的。在早期的文献中，所谓的稳态均衡失业率，或者自然失业率，在此处都是由轨迹和需求曲线的交点表示的。冲击可以导致需求曲线和轨迹的移动，因此也扰乱了当前的均衡失业率。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均衡失业率在受到冲击的最初影响后仍能保持稳定，这是由于需求曲线（也可能是轨迹本身），有时会由于诸如资本和财富等状态变量的逐渐调整而移动。

这些仅仅是理论之前的假设吗？是否存在任何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模型可以作为它们的理论基础？当然，在某种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大约在同一时间，正如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大量的论文开始关注工资曲线的概念。包括克里斯朵夫·宾（Christopher Bean）、里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和史蒂芬·尼克尔（Steven Nickell）的论文，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论文，麦克唐纳（McDonald）的论文，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一篇论文。

在宾和索洛的论文中，他们着重研究了工会为了使其成员福利最大化而设定工资的行为。因此，工会想要有确定的实际工资（W/P），公司则想要有确定的标价（P/W）。如果其中一两个目标都是关于就业水平的增函数，则有可能存在一个足够低的失业水平而使这两者相协调——从而平息尼克尔所谓的“标价之战”。实际上，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威廉·费尔纳（William Fellner）30年前的构想。

斯蒂格利茨的研究集中在激励工资或有效工资机制中。我起初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在1986年欧洲经济协会的会议上）由于收入效应超过了替代效应，在停止营业模型中更高的实际工资可能意味着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均衡失业率。之后，我了解到，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相同的缺陷可能会削弱怠工模型的构想。虽然如此，我谨慎地转变了我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我并不认为该模型完全是错的。但是，该模型可能只能解释一条非常陡峭的轨迹。

对于我而言，接受该工资轨迹模型的最大障碍在于，尽管不存在失业率的非周期性收缩，但仍需要使它与实际工资的非周期性增长相协调。并且，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该问题与周期理论的古典学派所苦恼的问题相似）：如果实际工资由于技术进步或名义资本的增加而每年上涨1%~2%，则劳动力实际需求价格的任何轻微下降都将很快被实际工资的非周期性上涨抵消。我最终想到了，对于这两个概念上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并不是对国内的或传统背景下的技术进步进行假设；此处的技术进步与商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并不匹配，并且此处发生的这种技术进步，例如，洗碗机和真空吸尘器，可以很好地节约劳动力，它推动劳动力进入市场而不是不断抬高它的供给价格。最佳解决方法似乎是，观察到财富是不断增长的；因此人们也总是倾向于不计酬的工作或时间更短的工作或假期更长的工作，除非公司不断提高工资来抵消这一趋势。

结构主义者所遇到的有关供给方的第二个概念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即有关实际工资惯性或黏性的观点。我们用实际工资变化率的微分方程作为失业率的函数，以此代替关于实际工资水平的等式所表示的失业率的函数。在该表达式中，稳态均衡失业率可能不会受到某些或（可想象到的）所有冲击的影响，尽管并不需要它这样。但是，如果劳动力需求发生一个向下的冲击，则实际工资不受影响意味着工资轨迹是完全水平的：失业率上升但实际工资根本没有上升，实际工资只是由于失业水平的上升而刚开始缓慢下降。

并没有一个完全成熟的宏观理论模型来解释这种类型的实际工资行为。正如前文所示，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基于高流动成本的契约模型：每个雇员终身只选择一个雇主，且在离开工作岗位前他不能获得回报，因此他获得了一个终身雇用契约，该契约中规定了在失业和就业时的工资；对于公司而言，问题在于如何撰写这样的一份契约，使得雇员可以受到利润最大化的激励而保持良好状态以随时准备着被召集。当雇员处于混乱状态且紧急警报发生时，公司不希望看到任何雇员无法用最佳的状态去工作。如果某个冲击减少了劳动力的真实需求价格，即有效劳动投入的影子价格的预期路径下降，虽然公司无法改变现有雇员的契约，但它可以立即给出对于新招募的雇员更不具吸引力的条款。那么，假以时日，公司花费在额外工作日或额外工作小时上的劳动投入的成本就会下降。

对于这类模型有什么样的理论研究呢？据我所知，是完全没有的。我打算尝试着去自己建立一个这样的模型。当然，要建立这样一个令人满意的模型，是有很大困难的。这是由于，在该模型中年轻雇员将自己拍卖给了终身雇主，因此并不存在我们熟悉的青年人的失业。所有的失业都是由于他们的雇主没有充分利用其带薪雇员（虽然这些失业人员乐意接受在就业状态下的工资减少，但并不能令其雇主相信这一细微的差别可以节约成本，这是由于它无法与工人失业时怠工或降低工作意愿的激励相兼容）。然而，这种失业可以在减少的收益中反映出来，并且它可能集中于年轻雇员中。

我们可能已经知道该模型在需求方是如何作用的了。尽管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价格的负面冲击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但它可以调动起一种自我修复的机制；这是由于失业的上升会使得实际工资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均衡趋于下滑且沿着需求曲线右移。除非需求曲线自身下滑的速度更快，否则会有趋势重新回到（也许是未被改变的那个）稳态均衡失业率。

结构主义模型中从供给方出发的第三种处理方法是由关于失业的局内人-局外人理论所提出来的。此处的核心观点在于“局内人”——那些在前一“时期”已经被雇用的人员以及那些可能被雇用来取代退休者（这些退休者有足够的价值让公司保留对他们的投入）的人员，将推高工资使其在约束条件内达到最高，局内人并没有因此使得公司减少雇员的数量，公司仍维持着对总体人员配备的自主权；因此，工资会等于在当期开始时所预期的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价格（我认为此处没有考虑风险）。如果一个不利的需求冲击使得上期的就业下降，并且预期当期的需求保持在相同的低迷水平，工会就不会受到就业下降的刺激而减少其所要求的实际工资（公司必须降低当前所需的就业量来保持需求价格与工资相等）。因此，需求的恢复并没有起到任何帮助作用。更进一步的是，如果人们预期需求会稍微有所恢复，工会就将迅速提高其当期的实际工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需求的恢复实际上会由于工资上涨而受到抵制。该观点的变型，如议价模型（bargaining models）和资历模型（seniority models），也给出了明显类似的结论。

在此处有可能引用的文章中，除了已经提及的林德贝克和斯诺的大量研究，还有罗伯特·霍尔（Robert Hall）在1970年写的一篇为局内人-局外人理论做铺垫的论文（我在1972年的一本书中提到有关滞后的主题时讨论过这篇论文）。近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研究，包括尼尔斯·高特弗里斯和亨德里克·霍恩（Nils Gottfries&Hendrik Horn，l987），艾伦·德雷泽和尼尔斯·高特弗里斯（Allen Drazen&Nils Gottfries，1987），安德鲁·奥斯瓦德（Andrew Oswald，1985），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劳伦斯·萨默斯（Olivier Blanchard&Lawrence Summers，1986a and b）。

这一研究之所以能比无论多么创新的理论模型都更让人兴奋，是因为这项研究的出现与统计调查所得的结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和美国的失业表现出人们所说的滞后）相一致。当期的均衡失业率并不是与历史无关的，相反，它取决于之前时期的失业率的历史。局内人-局外人方法可以解释为什么上一期经济萧条（造成该萧条的原因不再能知道）会对当前的均衡产生巨大影响。第二组模型也认为，如果当且仅当过去的冲击延续到现在时，过去是对当前的良好预测。那些做统计研究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滞后。那么，那些非统计学家们的观点又如何呢？当然，我无法用肉眼看到滞后。我知道，欧洲的失业率仍然很高，但我也知道，直到最近，纽约和香港的实际利率仍远远高于其正常水平；因此，看到欧洲的完全经济复苏到此为止，我并不会感到非常惊讶。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清晰地看到不存在滞后。我认为我们应该承认当前存在一定程度滞后的可能性很大，因此，我们也应该感到欣喜，局内人-局外人模型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伴随着负面冲击的开始与随后的减缓，经济复苏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对于难以取悦的读者而言，有可能会说，尽管该研究很有趣，但仅仅与我们解释实际冲击如何改变劳动力的实际需求价格（或在第一组模型的情况下改变均衡轨迹）的理论一样好。当然，我们发现，新古典理论通过新古典的方法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实际冲击为何如此之大以至于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因此，这里的问题在于：哪种类型的冲击会扰乱失业率的均衡路径？这些冲击的作用途径如何？这些冲击是否有潜在的实证重要性（尤其是在真实的历史周期中，如19世纪80年代的欧洲）？

这些问题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样对商品市场进行建模。教科书上关于总供给的处理方法——通常是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对总供给函数进行讨论——大大限制了冲击对劳动力实际需求价格的扰乱。虽然如此，迈克尔·布鲁诺和杰弗里·萨克斯（Michael Bruno&Jeffrey Sachs，1985）认为，仍可以用该框架来分析在开放经济下石油冲击对于国内就业的影响。他们进而从贸易的角度来考虑一个不利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如果某国家在发生不利变化后其实际工资（用工人所需的一篮子日用消费品来衡量）仍维持原有水平，则该国家的产品价格必然会上升。他们二人可能是运用结构主义模型来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及80年代早期就业下降的先驱。[4]

我近期的工作是尝试着，将菲图西（Fitoussi）和菲尔普斯的专著（Fitoussi-Phelps，1988）中的一些模型改动成非货币的结构主义类型的模型，也就是此处我所进行评论的这类模型。其中的主题之一便是在开放经济下外部实际利率冲击对于国内就业的影响。我们的观点认为，假定实际和预期的利率是相等的，在特定的就业水平下，以劳动力衡量的产出供给价格（P/W）是关于实际利率的增函数。

如果市场上的商品由消费品和资本品两部分组成，且后者是不能进行贸易的（当然有些资本品是可以进行贸易的，如建筑），则实际利率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菲尔普斯（Phelps，1988a）进行了相对简单的研究，当开放经济规模较小时，假定世界实际利率是给定的，则对实际利率的正向冲击会使得资本品生产部门的产出的实际需求价格（该价格通过消费品来衡量）下降，从而导致就业的下降。在新的相对价格给定时，只有在给予生产者更高的通过劳动力来衡量的价格（更高的P/W）出售消费品产出时，总就业才能维持。因此，我们可以将更高的实际利率理解为供给收缩了。

令人惊奇的是，若对实际利率的正向扰动不是对内生环境的外部冲击，而是由对消费需求的向上冲击所引起的内生结果时，我们似乎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后者可能是由其他政府的经济债务“直线下降”引起的扰动，也可能是纯时间偏好者的比例自发上升的结果。由于实际工资线的建立使得额外的产出在现存的实际工资条件下是无利可图的，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不能使得消费品生产部门的就业增长，因此消除消费品过度需求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资本品实际价格的下降；这与（即时的）实际利率路径的上移是相似的，并且其影响很明显会减少资本品生产者愿意供应的产品数量。

另一个同样有可能与实际利率冲击有关的产品市场模型是消费者市场模型，尤其是西德尼·温特（Sidney Winter）和我自己在1970年的早期构想。在近期的一篇论文（Phelps，1988c）中，我的观点是，在封闭经济中对实际利率的正向扰动（该扰动产生于上述任何一种方式）可能会抑制就业，甚至是当资本品生产部门不会以“错误的方式”来应对消费者的热情时。该结论的核心在于，在特定的就业水平下，公司对于工资成本的理想标价是实际利率路径的增函数，也就是消费者影子价格的减函数。当消费者需求使得实际利率上升而股票价格下降时，该理想标价则下降。

正如上文所示，这三个劳动力市场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与产品市场模型相结合都会得出关于就业的短期结论。然而，关于就业的长期结论就显然要取决于选取三个劳动力市场模型中的哪一个。显而易见的是，黏性实际工资模型认为失业率有可能完全恢复到未被改变的稳态均衡失业率。相反，工资轨迹模型似乎对于完全恢复不抱乐观的态度。最后，在局内人-局外人模型中，若没有更为具体的雇主行为，我们就不能确定长期的情况。

当然，我们还可以分析其他的冲击，也将会分析其他的冲击。无论在一国模型还是在两国模型中，消费冲击此时之所以能这么有趣，原因在于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已经目睹了世界范围内巨大的预算赤字波动，其中一些波动是由经济活动的下降而引起的，但另一些波动则是（尤其是在美国）政策冲击的结果，即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的税收削减。

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处理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关于失业的一个情节（并设法要证明它，即使该现象对于那些经历过它的人们而言仍有实质性的利益），并且该方法基于特别的且可能是唯一的冲击来对该情节进行解释，冲击赋予了该情节强烈的特色。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该方法存在的不足。该方法可能过于简单以至于无法在无约束的条件下用最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解释单个周期，约束条件能够使模型（该模型中已包含多种冲击）同时适用于经济繁荣以及其他经济萧条。遗憾的是，正如我所猜想的那样，如果每个经济萧条的表现都各不相同（类似托尔斯泰所说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那么寻求对其他经济萧条进行相同的解释则是徒劳的。

关键术语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激励相容

involuntary unemployment　非自愿失业

insider-outsider theory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

mobility cost　流动成本

bargaining models　议价模型

seniority models　资历模型

[1] 这场现代主义革命也对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译者注

[2] “只使用全部信息中的零散信息”指的是，只使用其中的一部分信息，即信息是不完全的，每个参与者拥有的信息并不相同。——译者注

[3] 当然，该观点并不是完全不被承认的。大卫·休谟（David Hume）对该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从亚当·斯密到萨缪尔森和德布勒再到其他人，都无法合并吸收该观点且保持古典主义特征。

[4] 马林沃德（Malinvaud，1980）和库礼（Kouri，1979，1982）的研究的关联中可能提及了劳动力的实际供给价格对股本和市场份额的收益率和增长率的影响。然而，此时，我关心的是，在实际供给价格极高时，实际需求价格是怎样下降到实际供给价格以下的。

第7章 失业波动的非货币理论：结构主义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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