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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产出的增长一方面取决于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类的行为。本书主要关注人类行为，只有在自然资源会影响到人类行为时，才予以必要的关注。很显然，自然资源的匮乏将会严重限制人均产出的增长，不同国家财富多寡的差异，相当程度上可由资源丰裕的差异来解释。但同样明显的是，即使是那些资源丰裕程度大致相似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因此，必须深入探究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类行为的差异。
对人类行为的探究，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因为有些因素与增长直接相关，有些则是通过这些因素对增长产生作用。主要的直接因素有三个。首先是努力实现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在产出既定时降低成本，或者在劳动和其他投入既定时增加产出。这一努力可以表现在不同的方面，比如大胆尝试或承受风险，转换职业或工作地点，专业化。以上提及的仅是几种最主要的形式。如果缺乏充分利用资源的意愿，或者风俗或制度妨碍这种意愿的表现，充分利用资源的努力就无法实现，也就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其次是知识的增长与运用。知识的增长与运用发生在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但是，直到最近几个世纪才实现了产出的更快增长，这显然与生产中各种知识的更快速的积累和应用有关。第三，增长取决于人均资本及其他资源数量的增长。上述三种直接因素，虽然从概念上可以清晰地区分开来，但是通常总是共同发挥作用。
第二层面的分析探寻这些直接因素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为什么在有些社会或历史阶段，这些因素可以运行良好，而在其他的社会或历史阶段则不能？何种环境最适合产生促进增长的各种动力？这一阶段的探究分为几个部分。首先，我们必须探究何种制度对增长有利，哪些又会妨碍努力、创新或投资。其次，我们要考察信念，探究什么原因导致一个国家产生有利于增长的制度，而不是相反？对商品和服务的评价，相对于对非物质性满足的评价，如闲暇、安全、平等、友情或宗教救赎等，不同社会有所不同，这可以部分解释制度的差异吗？如果精神的价值和物质的价值相冲突的话，有必要说明冲突的程度，以及制度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究竟该如何生活的理念。这进一步引发了与自然和环境有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形成某种信念，而不是其他的信念，进而促进或阻碍了经济增长？信念与制度的不同是由种族或地理的差异引起的，还是仅应归于历史的偶然？
以上这些是一致性问题，均是在探究何种制度、信念或环境与经济增长相一致。但是，除此之外还有演化的问题。信念和制度是如何变化的？为何这种变化可以促进或阻碍增长？增长本身又会如何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增长是累积性的吗，即增长一旦启动，信念和制度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并进一步促进增长？又或者增长是自我抑制的，即从某种辩证的意义上，必然会形成新的信念和制度，阻碍或减缓增长？每过几百年，人类的观念和制度是否会出现颠覆性的摇摆，从而使得增长过程不可避免地呈现周期性？
按照惯例，我们所设定的研究领域应属不同的社会科学的分支，但是，一旦做出这样的划分，所做的分析也就不再有效了。因此，有人希望经济学家只研究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他们通常并非如此。经济学家研究专业化和资本，他们也强调资源的流动、创新和承担风险的重要作用，并细心而精确地分析优化资源的意愿有何逻辑含义。有些经济学家接着研究制度，19世纪的经济学家经常会提到土地所有制、长子继承制或股份公司制度。然而，20世纪过去1/4以后，类似的研究兴趣就不再流行了，甚至被权威们认为不应再作为合适的研究目标。这些领域本归属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研究宗教信仰的学生、律师、生物学家或地理学家，但这些人所做的只是瞥上一眼，然后就束之高阁了。也许，社会学家将对经济制度的研究留给了经济学家，而经济学家也将这些题目留给了社会学家。既然普遍的态度都是将这一领域留给别人来研究，那么本人大胆尝试，对此做一番一般性的研究，应该不会遭人嫉恨。如果能够提供一份哪怕十分粗糙的地图，用于说明这一领域所蕴含的资源与潜力，也许会使其看上去不那么令人气馁。
与演化的问题相比，一致性问题更好处理些。这是因为就像经济理论或数学理论一样，前后一致的问题可以由简单的前提推导出来。依照一两个简单的一般性结论，不难看出为何有些信念或制度比其他更能促进增长。相应的结论可以列举一些，比如，如果人们对增加的商品评价更高，或者能自己获取投资的成果，而不是使之成为公共财产，又或者可以自由地购买或雇用能够共同发挥作用的资源，他们就更有可能进行投资。经济学家总是运用演绎的方法处理那些至少从概念上能够量化的问题，并以数学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信念和制度与增长是否相一致，并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近些年来我们害怕处理这些问题。但是演绎方法仍是一种可以应用并卓有成效的方法。
近年来经济理论家最雅致的成果之一就是有关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从假定资本主义制度与行为习惯开始，经济学家建立起数学模型，或周期震荡，或按照逻辑上升到某一极限，或突然从增长转为持续的衰退。通过假定各种系数以及参数之间的关系，如储蓄率、出生率以及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等，可以获得不同的结果。进而这些成果激发了一些统计研究，以揭示哪种关系和系数，能够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最近的经验最为吻合。这些研究对解决一致性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对于演化问题却并非如此。它努力揭示的是何种关系和倾向，在多大程度上与稳定的增长相一致，但是它无法告诉我们为何系数会是现在这样，或者为什么它们会随时间而变化。这些结果是短期分析必不可少的工具，当我们探讨在某一短期内一些特定群体的历史，假定基本制度与习性很少变动，就可以使用这些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关注的是对习性变化的长期研究，或者想要解释群体或国家之间的差异，通常不得不超越当代经济理论的局限。
应用演绎方法分析制度与增长的一致性，必须避免由偏见引起的危险。存在一种自然的倾向，即假定与我们所了解的社会有关的事物，也必然与所有其他社会有关。与此有关的一个重要的例子是个人主义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认同的社会责任要比其他社会更少一些，于是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假定，如果努力节约资源的成果归于他自己，而不是必须要与其他人分享，如家族的远亲、整个宗族、宗教或政治领袖，或者其他声称有权索取的人，而这种权利在一个个人主义社会中并不被认可，那么，这个人就更有可能付诸努力。这一假定有可能是错的。在西方社会可能会阻碍进步的制度，在另一社会中可能会促进进步，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对于哪些东西值得拥有，有着不同的认识，因而对于是否值得付出努力也会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只有通过观察才能避免类似的偏见。借助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我们必须判断哪些具有普遍性，即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共性，由此得到的一些基本结论，能够经得起不同社会之间的比较，进而能够用于对制度的评价。
当然有必要指出，一些制度或信念与增长相一致，但它们之间却有冲突。比如，国家将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公共资本的积累，或者私人企业将20%的国民收入投资于私人资本的积累，都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但是，是否可能存在这样的社会，国家和私人企业各投资20%用于资本积累，这是颇有疑问的。在分析社会变化时，制度之间的一致性问题有特殊意义，在做这方面研究时，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
有关一致性的最困难的问题，在于解释为何人们会坚持他们所持有的信念。经济增长取决于人们对于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创新、陌生人、冒险等事物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来自于人们的思想深处。已经有些尝试，去解释为何在不同社会中这些态度有所不同。有人考虑宗教的差异，但这不过是在重述问题，因为人们会问为何特定的宗教会有特定的教义，又为何这一宗教会在这一特定地区被接受，而在其他地方则不能。也有人考虑自然环境、气候、种族的差异，如果都不奏效的话，又求助于历史的偶然性。一个经验丰富的人类学家知道这些问题没有答案，于我们当前的知识状况而言，确实如此，但也有可能永远都是如此。他预期本书仅是粗略地探索这些问题。对于制度和增长之间的一致性，我们可以说很多，对于态度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说很多，但是，当我们探究态度本身，以及它们如何产生、为何变化，我们迟早都会受制于对人类历史理解的有限性。
社会演化的问题比一致性问题更难处理，因为对回答这样的问题，演绎方法的帮助要少得多。为了理解一些事物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我们必须查看事实，也就是说，必须采取归纳历史资料的方法。
每位经济学家都会经历这样的阶段，即不满足于经济理论的演绎基础，感到研究历史事实能够带来有关经济过程的更深刻的洞见。这一直觉有其合理性，但是理解历史事实的严肃尝试，会使这一阶段的热情难以维系，这是因为相关历史事实的资料少得可怜。首先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只有很少一些国家，直到最近一段时期，才积累了充足的历史记录，而即使有足够的历史记录，我们也很难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样可以说明这一点，而且也更有意义的是，引起经济学家关注的“事实”，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为何会发生，虽然历史可以记录下发生了什么，但很少记录为何它会发生。一些记录可能表明了那时生活的人所想到的原因，但是，对于经济学家感兴趣的那些事件，尤其是制度或信念的渐进式的变化，那个时代的人甚至很少认识到发生了什么事，多数记录下来的当时解释事情原委的观点，探讨时也必须有所保留。
因此，历史不仅由事实构成，也包含了历史学家关于发生什么以及为何发生的观点。历史学家关于发生了什么的观点通常是相当可信的，当然，也有些显著的例外，因为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就是筛选历史证据。但是，他们有关为何发生的观点，却通常只是反映了他们个人的历史因果理论，这也决定了他们如何选择那些重要的事实。大部分经济史学家解释历史事件，都是依据写作时的经济理论（更糟糕的是，依据他们读研究生时学习的经济理论）。经济理论的新发展会引发新的经济史论文，按照新的理论重写历史。关于发生了什么以及他的发现是否与这种或那种假说相符合，优秀历史学家观点总是值得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当社会理论家诉诸历史以求得事实，他求诸事实的含义与化学家或生物学家求诸事实，有着明显的区别。
但我们的困难不只如此。因为即使发生了什么清晰明了、确定无疑，根据这些事实来构建社会理论，仍有困难。每个历史事件都有很多起因。这些历史事件可以屡次重演，但一系列成因却通常有所不同，因为在每个相继发生的事件背后，总有更多的历史与之关联，因而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因此，问题在于确定哪些原因比其他的重要。如果我们所处理的事件是可以测量的，有些时候就可以通过统计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得出一些等式，每个原因都被赋予一个具体的权重或系数。然而，如果处理的是不可测的事件，我们不得不重新求助于个人判断。由于人类思想的局限，这样做也是困难重重。即使历史事实是完全可知的，也没有人能了解足够的关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历史，以获取足够的事实，并使之有充分的信心，认定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足够多的历史事件比较的基础上，以保证所做归纳的正确性。换言之，他已了解了各个时期所有必要的事实，即使引证那些他没有考虑过的相似事件，也不能驳倒他所做的归纳。
因而，社会演化的理论永远不可能拥有像化学或生物学理论所具有的那种坚实的基础，后者依靠的是反复实验。自然科学理论中越来越多的推测性的理论被新发现的证据所驳倒，由此而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可能只是程度不同。但是，与重复实现相比，历史事实的可靠程度要薄弱很多，因而两者之间的程度不同，实际上是一种质的区别。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对社会变化的探究，人类作为一种好奇心很强的动物，停止探索不是我们的本性。这意味着当我们提出主张时，应具有谦逊的态度，并且认识到我们所谓以历史研究为基础所提出的任何假说，都是试验性的。
演化理论的形成是从两个层面进行的。在较低的层面上，我们努力揭示事物如何变化和变化原因；在较高的层面上，我们预测会发生什么。前者是社会理论家的重要职责，而后者既有可能产生让人极为振奋的结果，也有可能被证明是极为愚蠢的行为。
在较低的层面上，社会科学家尝试确定哪些变量更为重要、相对权重如何，以及如何同时或依次相互关联。在较高的层面上，他不得不预测所有变量将如何变化，而这也使得做出预测是不可能的。
大部分预测不过是方法的练习。我们讲，结果取决于变量a到z的反应，如果我们假定a到g保持不变，h到r按特定方式变化，那么就可以预测结果将是如此这般。为了能够预测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必须知道所有变量将会如何反应，必须知道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是否会发生战争、地震、流感爆发，或者关键时刻某些有影响的人物的出生或死亡，以及数以千计的可能影响事件进程的其他事物。其中很多事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即使可以提前预知，仅靠一个大脑也无法建立起一个方程体系，容纳所有决定未来的几百万个变量。因此，我们只能做些局部的“如果……，那么……”这样的预测。这样的例子包括，在解决动态经济学某些问题时使用不同的方程，或者李嘉图由于人口增长和收益递减最终导致停滞的经济增长理论，或者熊彼特有关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预测。由于作者没有认识到，或者没有清楚地向其他人表明这些练习所依据的假定条件，使得这些方法的练习经常言过其实。由于系数或者变量之间的关系是错的或已经发生了改变，或者原来被忽略的一些新的变量最终被证明是重要的，这些方法的练习通常也不能正确地预见未来。不需要为这些练习的失败感到羞愧，因为只有通过发现哪些假说是不适当的，我们才有希望对社会变化的原因和形式有更好的理解。
在本书中，我们较有信心表明社会变化如何发生，但对变化的方向则信心很少甚至全无信心。对于变化的过程，已有一些有坚实基础的结论，如关于谁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模仿的作用、抵制改变的因素、增长的逻辑过程，等等。这些结论似乎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为现在的社会变化与2000年前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社会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在讲到这些问题时，我们可以从本地经验出发，去论述所有的人类历史，而无须寻求社会组织各个阶段的不同规律。当讨论一致性问题时，就采用了这一方式。人类对于资产、收益或生育孩子的态度确实有差异，但不同社会在这些方面有足够多的共性，使我们有可能推断出人类行为的一般性规律。我们也可以说明如有变化发生，它是如何发生的，但我们无法预测何种变化将会发生。
以上有关方法论的介绍性的陈述，有助于解释本书为何没有遵循其他经济演化分析所采用的那种研究脉络。我们认为，说清楚任何特定社会体系将会如何发展，这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会像李嘉图、马克思、汤恩比、汉森或熊彼特那样，提出有关社会演变规律的理论。我们也不认为存在每个社会都必须经历的发展阶段，比如从原始阶段到封建社会再到交换经济，因此，也不会追随孔德、马克思、赫伯特·斯宾塞或韦伯的脚步。我们所有的预测都只停留在平常的层面上，探求富国在过去发展时发生过的那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可在穷国的发展中重现。有时我们的答案有相当的把握，比如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将会下降，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取决于契约，而不是身份。另外一些时候，我们不知道答案，比如预测出生率是否会随着生活水平的上升而下降，或者战争是否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结果。本书的很多内容关注发展中社会发生的变化，探究是否可以期望后来者能够按照先行者的足迹实现发展。对于先进国家自身而言，我们认为不可能预测它们以后将如何发展，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未来并不是由我们已知或可以知道的某种必然规律所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