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与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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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部分社会里，无论作为获取权力的手段还是作为更高级的社会地位的象征，与财富的吸引力相比，禁欲的吸引力都是比较小的。
炫耀性消费是个为人熟知的话题。有些商品即使不能被享用，人们也会出于炫耀的目的而愿意拥有。很多人获取某些他们无法享用的东西，仅仅是为了强调他们的地位，文学作品中充斥着此类描写，如屋子里摆放着钢琴，却从没有人弹起；百万富翁拥有私人画廊，但毫无鉴赏力；养牛只为了显示其主人在部落中的地位，而不是为了牛肉或牛奶；获取商品只是为了炫耀性的浪费或销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相似的例子，在那里商品都是为了展示而不是个人享用。尤其是那些从社会低阶升到高阶的人，为了寻求他人对其更高阶的社会地位的认可，也愿意做这种炫耀。在工业化国家，财富新贵常沉迷于此。在殖民地国家，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有种族方面的区别，中产阶级及上层社会也常过度沉迷于炫耀性消费。这是因为他们展现民族自尊心的形式之一，就是显示他们可以和统治者一样“优秀”，至少有能力修建豪宅，驾驶豪车，举行盛宴一掷千金。这些过度消费通常会削弱被统治者的力量，使其债台高筑，或减少他们本可用于储蓄和投资以实现积累的财富数量。
作为获取权力的手段，人们也愿意拥有财富。这种权力可以是行贿得来的权力、政治权力、指挥雇员的权力或者其他的权力形式。
然而，财富并非总是获得权力或声望的捷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发财致富的人都可以跻身于社会最高层，或接近最高层。而在其他社会中并非如此。比如在印度，可能只有专门从事宗教的种姓才能得到所有其他人的尊敬，或者像古代中国的读书人，也是如此。其他一些地方，战士或贵族血脉拥有这种声望。在任何社会中，最有进取心的年轻人都努力追求最高荣誉以彰显自我。这种荣誉无论深藏在战争、狩猎、宗教、官僚体制还是其他任何形式中，年轻人都会奔向那里。只有成功的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能够获得最高荣誉，他们才会将自身的关注投向经济活动。在苏联的早期，经济活动的组织者被人轻视，荣光属于党员、工会会员和科学家，而工厂经理只能得到最低程度的尊重。今天，一切都变了。成功的管理者报酬丰厚，在住房和消费方面被授予特权，其地位也不再被认为低于自己工厂的工人，而是成为社会最高阶层。
财富在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渴望被拥有，而对财富的渴望决定了创造财富所需付出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如此。然而，这只存在程度的区别。在世界上每个国家，拥有财富都会赢得尊重和声望，当然，有些国家可能有时滞，财富带来的声望要到第二代人才能全部获得。尽管如此，发财致富总是要与其他争取社会地位的方法相竞争，这种生活方式能够吸引多少富有智慧和进取心的年轻人，取决于经济活动相对于其他活动的地位。有人相信创造财富者的社会地位，在美国比在英国高，在英国又比在缅甸高，这种社会地位的差别能够部分地解释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的差异。相似地，大部分有关工业革命的分析，无论成败，都要探究革命之前商人阶级与贵族、学者和军人相比，其相对社会地位如何。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格兰相比，贸易在西班牙的地位很低，西班牙在16和17世纪未能把握自己的经济机遇，与此不无关系。
将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赋予致富以较高的地位，与发生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时的基督教变革联系起来，曾经成为一种惯例。中世纪的基督教谴责将商业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将任何想要致富以提升自己及其家庭社会地位的人视为罪人。而如今，人们认为致富机会的增加以及海洋贸易的扩张更为重要，自大约12世纪开始，这一点更为明显。随着财富积累，致富越来越受人尊敬。在宗教改革之前很久，基督教神学家就已经致力于改变戒律，以说明贸易和高利贷并不一定是罪恶行为。到15世纪宗教改革发生时，戒律的改变已经提前完成了。这是一个有关宗教改革与经济改革相互关系的有趣例证。既然经济改革会影响宗教，对待经济事务的态度就不能只从宗教方面予以解释。另一方面，由于宗教变革的影响具有时滞，宗教信仰对经济行为的影响在任何时候都是极为重要的。
在几乎任何社会中，财富、声望和权力都是紧密联系的。对于富人可以用财富来做什么，以及何种财富可以带来声望，不同的社会有着重要的区别。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富人将其财富用于非生产性用途，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将其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在停滞的经济和扩张的经济中，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富人将其收入用于雇用侍卫，修建纪念碑，还是投资于灌溉设施、矿井或其他生产性活动，却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区别。正是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差异，而不是收入的平等程度或对富人尊敬程度的差异，使富国和穷国区分开来。再者，财富能够带来的声望也不完全相同，重要的是，相对于那些财富来自于拥有或继承土地的人，财富来自于生产性投资的人地位如何。在大部分社会中，土地所有者被视为贵族，只有在经历过相当程度的经济扩张的社会中，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财富的富人，才能获得与财富来自土地的富人相同的地位。社会生活中真正重要的转折点，不是始自尊重财富的时候，而是始于尊崇生产性投资及其带来的财富的时候。
对生产性投资的态度的差异源自很多因素，我们将在第5章的“国内资金”对此做详细考察。这绝不是国家发展意愿的差异。一些国家渴望军力强盛、民族独立、殖民或征服他国，通常也愿意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因为这是应付战争所必需的。当今时代，我们看到国家意愿在一些国家发挥了作用。一些殖民地或前殖民地国家，忙于探索经济增长的原因，筹划经济扩张的蓝图，既是由于它们想提高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准，也是因为它们希望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苏联实施极度扩张的计划，使本国人民付出了极度悲惨的代价。英国渴望保持其一流大国的地位，只能求助于大力宣扬生产力能够带来的福祉。由于强大的国家意愿的力量，不同国家对待财富态度的差异正在迅速消失。迄今确定无疑的是，对各种可能性的研究揭示了存在众多积累财富的机会，因此，这一差异还会消失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