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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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气候、淡水、肥沃的土壤和交通便利的地形条件。这些特征难以定义为绝对的匮乏或富饶，因为任何一类资源，现在被认为是宝贵的，以后可能就被认为是无用的。自然的价值取决于它的有用性，由于口味和技术的变化，或者有新发现，资源的有用性也总是在变化。在人类学会烧煤之前，煤不是一种有用的资源，也没有人今天能有信心，断定200年后它的价值如何。美洲大陆的发现使布里斯托尔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港口，在此之前，塞文河口主要地被视为一个障碍。牙买加100英亩肥沃的土地曾经是一笔财富，现在看起来没那么重要了，因为其他适合种糖的土地都已经被开发出来了。相应地，当我们说一个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仅是就当时的知识和技术而言。相似地，今天被认为是资源匮乏的国家，也许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被认为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不仅是因为发现了原来未知的资源，也可能是因为已知的资源有了新的用途。

记着这种时间方面的局限，考察某一特定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自身自然资源的丰富或匮乏，也是件趣事。经济增长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与贫瘠的资源相比，人们可以更好地利用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期望这些国家更有可能展现更快的发展速度。就此而言，世界经济史的很多内容可以写得非常简单。在最早的时期，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活动，最主要的发展出现在肥沃的河谷地区。其他时候，由于发现矿藏，如马来西亚的锡；或发现利用矿藏的新方法，如中东的石油、英国的煤炭；或者由于贸易线路的变化，如1492年西欧的港口；或者由于新的交通方式，如曼谷的机场，我们都可以发现另外一些地区变得令人瞩目。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明显会限制该国所能实现的发展类型和程度。这不是唯一的限制，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限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更好地利用自己已有的资源。在一国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其增长速度是由人类行为和社会制度决定的，比如思想的能量，对物质生活的态度，储蓄和生产性投资的意愿，或者制度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自然资源决定了发展的过程，构成人类思想可能认同也可能不认同的挑战。

探索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个更基本的方面在于考察资源丰裕与人类反应的特点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给定人类付诸的努力，与资源匮乏的国家相比，同样的努力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可以产生更快的增长。但是，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资源匮乏的国家可以诱致更多的努力，抑或相反，其中是否也有规律可循？

只对于一种“资源”，即通达性（accessibility），这个问题才有确定的答案，对其他资源来讲，答案就远没有那么确定了，甚至可以说根据就没有确定的答案。通达性源自地理特征，即一个国家地质表面的布局，包括它的河流，是否靠近海洋，海港的数量和品质，在该国与其他文明世界之间是否有难以逾越的高山、沙漠或不能通过的丛林的阻隔，因此，通达性也是一种资源。通达性对于激发经济增长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它可以刺激贸易的扩张，从而扩大需求的范围，激励人们付出努力，促进专业化的深化。它也会导致人群之间各种风俗与观念的融合，这使得思想更活跃，促进知识的增长，有助于保持制度的自由与灵活。在解释任何民族的经济活力的时候，通达的程度都必须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气候是另外一个作用不甚确定的资源。似乎在温度介于60~75华氏度之间，且在适当的湿度条件下，人类身体机能最佳，但是气候对人类思想的作用就不这么明了了。很清楚，极端的气候条件是令人不快的。然而，过去文明兴盛的国家，从亚热带炎热的河谷，到墨西哥和秘鲁的高海拔，或者西北欧寒冷黑暗的冬季，其气候条件有着广泛的差异。由于现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都是在温带地区，因此，流行的说法是温带气候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增长与温带气候产生联系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

至于其他资源，比如肥沃的土壤，则围绕相对艰苦的条件会激发人们的才智，还是会耗尽人们的精神能量，展开争论。当然，知识的增长与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能学会利用那些他们拥有的东西。在一个没有煤炭资源的社会里，无法发展煤炭相关的技术，没有石材也没有办法发展相关的建筑技术。但是，给定某些资源，似乎很难在社会的活力与资源的丰裕度之间建立任何清晰的联系。逻辑论证是很困难的，因为丰富的资源可能同时促进懒惰与活力；也很难求助于历史经验，因为拥有相似资源的国家却展现不同的活力，而且，同一个国家在资源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展现不同的社会活力。

关于性格与职业之间的关系，有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据说，农民和矿工是“呆板”的，渔民、商人和海员喜欢“冒险”，手工业者和市民一般是“心灵手巧”的。基于这些特征，可以在资源与增长之间建立某种联系，比如，在居民靠海谋生或靠制造业出口换回食品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这实际上认为资源与增长之间是反向的关系，因为那些靠海或靠出口工业品谋生的民族，通常没有足够多肥沃土地，因而无法仅靠本国产品养活自己。这种概括可以适用于某些事例，如某一历史阶段的腓尼基人或希腊人，但是它无法解释其他的事例，如印加人或埃及人。一个不能适用于所有事例的“规律”不能称之为“规律”。

论述资源通过经济增长的累积效应来影响人们的反应，还需要多说几句。假定来自于同一个国家的移民，有着相同的观念和制度，分别迁移到海外，并建立两个国家。假定其中一个新成立的国家有着远为丰富的资源，它将展现更快的经济增长。现在的问题是，较快的增长速度是否会改变定居者的观念和制度，进而促进还是抑制进一步的增长；在将来某个时候，资源富裕国家的人类反应，比资源匮乏国家是更好还是更差？有人认为反应会更加有利。更快的增长会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技术知识会增长得更快，而且这是一个累积过程，会促进人们尝试和冒险的意愿。社会流动性更强，制度也更有弹性。更多的机会会产生更大的反应。另一些人的观点则相反。更为富有增加了对闲暇的需求，降低了工作的意愿。经济压力的减弱降低了冒险的必要性，也降低了更充分利用资源的必要性。财富激起嫉妒、大众的不满、内部的争斗以致内战。像民众一样，社会也变得“又肥又懒”。先知、宗教复兴运动者、法西斯独裁者、军国主义者、学校校长和所有其他将安逸视为人类灵魂最重要的破坏者的人，都长期呼吁这一点。

如果不能求助历史经验来解决有关的争论，能否求助于人类学？我们知道，一些早期社会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供其利用。是否有证据能够说明那些资源更丰富的社会，工作也更勤奋，或者比资源条件更差的社会更聪慧？唉，人们可以得到任何一种答案，只要选择自己中意的人类学家就可以了，这和选择自己中意的历史学家是一样。真相可能是资源和人类行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不管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有些拥有更多资源的人比资源更少的人工作更努力，而另外一些拥有更少资源的人却比其他资源更多的人工作更勤奋。如果我们打算解释某一特定民族的富有活力的反应，就要尽可能获得生物学、地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帮助，但是可能最终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是世界上未解的谜题之一。对于作者而言，所有解释中最有可能的，是领导的偶然性。如果一个社会在其历史关键时期幸运地拥有一位好的领导人，懂得民众的想法，引导民众学习经验，他可以创造传统、传奇和规范，并汇入民众的思想，进而在很多世纪的时间里支配民众的行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偶然性。另一种可供选择的观点是很站不住脚的，即人都是周围环境的产物，而领导人也仅是时代的产物。坚持这种观点，就要相信潜在的贝多芬、佛陀或牛顿在每个国家每年都会出生。具有极高创造能力的人的地点和时间的分布，似乎在统计上是极少见的偶然事件。时间和地点的具体环境决定着这种优秀的品质能否被组织和利用起来，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品质，环境也无法凭空创造出来。如果在需要的时候，所需领导人恰好在那儿，那么这个社会是最幸运不过的了。

参考文献

关于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对于经济的不同态度，最好的参考当属R.H.Tawney’s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2nd Edn.，London，1937；也可参考Max Weber对印度人、中国人和犹太人的宗教的研究，具体可见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New York，1937；Weber’s original，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Vols.2and 3，Tübingen，1920-1，此书至今无英语版本。也可参见H.H.Gerth and C.W.Mills，From Max Weber，London，1947.关于需求的更多的探讨，可见H.G.Barnett，Innovation，the Basis of Cultural Change，New York，1953；E.Hoyt，‘Want Development in Underdeveloped Area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une 1951；和T.Veblen，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New York，1899。W.E.Moor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Labour，New York，1951是关于在农业社会中为工业部门招募劳动力的一个不错的调查报告。O.Klineberg，Race Differences，New York，1935，对它出版那个年代的相关文化背景做了调查。E.Huntington’s The Mainsprings of Civilization，New York，1945，总结了一些知名作者的相关论述，基于地域因素探讨了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情感态度。还可以参考我在第1章的参考文献提到的A.J.Toynbee的作品。我还有两篇文章也可作为参考，它们是‘Issues in Land Settlement Policy’，Caribbean Economic Review，October 1951；和‘Thoughts on Land Settlement’，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June 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