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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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一章再接着分析社会允许那些人支配的经济范畴，本章继续考察个人在经济方面进行探索的意愿。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我们只考察其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些意愿包括，根据形势所需，在思想上克服传统与禁忌的束缚、承担风险以及地点的迁移等。
传统与禁忌在很多方面会限制机会的产生和利用。例如，资源的使用可能受到限制。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印度教徒对待圣牛的态度。低等的动物不能被宰杀，也禁止饲养，使其数量远为过剩，耗光了农民的资源。相似的例子是西方社会禁止利用人类粪便来施肥的偏见，这意味着每年大量有用的、本可以被土地吸收的矿物质白白流入大海。由于偏见，一些社会不能充分地利用某种资源，而其他社会却乐于利用，每个社会都有类似的偏见，但是有些社会的禁忌却比其他社会多得多。
可能当前阻碍经济发展的最严重的偏见是有关牲畜的。似乎任何地方的农民都乐于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并对提升物质条件的创新积极做出反应，但这会受到不当的农业结构产生的阻碍效应的影响，下一章将会讨论这种效应。农民乐于采用新的种子和化肥，利用新的灌溉设施提供的水源，或者转向种植更高收益的经济作物。那种认为农民轻视物质价值，因而阻碍经济发展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杜撰的，因为几乎世界各地的农民都是渴望致富的阶层。然而，如果联系到牲畜，这就不全是想象的了。在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农耕社会，对牲畜都有一种非商业化的态度，这使他们不能充分利用牲畜来耕作、产奶或作为肉食，导致社会中有太多无用的动物，任其自生自灭。这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因为这里的发展与农业进步息息相关，而农业进步又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养殖业与种植业之间更好的整合。
接下来重要的是与家庭生活有关的禁忌，特别是联系到妇女所从事的工作种类（见第3章的“市场的范围”）和生育控制（见第6章的“人口增长”）。幸运的是，有理由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本身可以祛除这些偏见，但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这些偏见会严重地降低生活水准。与牲畜和家庭相关的偏见，是当前宗教对贫困的长期持续产生的最致命的影响。
也有些做事的传统方式，不得不经受社会反对的痛苦。在一些国家里，神职人员掌控着农业生产，凭借其神秘性告知农民应在何时、何处、如何种植，他们掌管的各种仪式也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随着文明的进步，生产技术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但总有些独断者随时准备发挥与宗教一样的作用。正统观念对技术进步的阻碍，与中世纪同业工会对技术的管制在本质上是一样，甚至直到今天仍是这样。国家管制技术的野心被17世纪柯尔贝尔（Colbert）的法令和20世纪李森科（Lysenko）的清肃[2]放大了。对事情应如何去做持完全开放的态度，永远都愿意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这是不可能的。但有些社会在扩展个人尝试的自由方面，比其他社会成功得多。
也有些偏见联系到职业。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认为，商人这一职业与基督徒的生活是不相容的，而放债更是一种罪孽。这些宣告在实践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随着城市扩张带来的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的增加，这种观念一直都在修正。作为同一阶层的16世纪的西班牙贵族，虽然起源有所不同，也同样感受到对于贸易的歧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也是西班牙未能成功利用拥有和接近新大陆这一历史机遇的原因。确实，伊丽莎白女王及其贵族虽然也受这些偏见的影响，但是这并未阻止他们分享开拓贸易的益处。在任何社会中，总有些职业的地位低于其他职业。然而，一般来说，总有大量社会地位较低的人从事地位较低的工作。有时候环境发生某些变化，恰恰是这些工作带来经济扩张的重大机遇，这时职业偏见就会成为增长的制动器。这样，对于英国来讲，如果像有人宣称的那样，如果将社会污名加之采矿业，或者研究技术的科学家比研究“纯”理论的科学家社会地位更低，或者商务生涯在优秀大学毕业生的偏好中排位居后，都是很不幸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偏见与其他社会是不同的，一个社会放弃的机会经常被它的对手所利用。正因为如此，西印度群岛黑人对自由职业的名声的偏好，才使得印度人得以控制当地越来越多的商业活动，而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
甚至在同一职业内，还存在对不同工作种类的偏见。最突出的例子，就像经常报道的那样，欠发达国家的工程师不会做那些会弄脏手的工作，管理者也不会自己去搬一下椅子。只有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才会去做体力活，在所有那些极为重视等级或名望的社会中，这种教条都是根深蒂固的。通常最基本的解释是人口过剩。在人口过剩的国家，传统上比较富裕的阶层都有责任尽可能地为那些不那么富裕的人提供就业，因此，如果社会地位更高的人被看到从事体力活，就有失体面。因为这不仅会贬低自己的社会等级，而且也说明他不愿意给别人工作机会，说明他吝啬无情，也说明他实际上并不富裕，而他并不以为耻。这样的传统非常适合那些经济发展停滞的人口过剩社会，但并不符合更有活力的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和自助观念。
人们对于与陌生人发生经济联系，意愿有所不同，对于哪些人应被视作陌生人，也有区别。如果一个人做生意、雇人或借钱的对象，局限于自己亲戚、自己同一社会等级的成员或者与自己来自同一村庄、国家、性别、种族、宗教、政治党派或其他任何限定的人，机会必定是受到限制的。这里的区别联系到经济关系在淡化人情方面的差异。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契约首先基于价格和质量的考虑，而暂不考虑做生意的对象与自己的亲属关系、其个人品质或运气。但是在大部分其他社会中，契约更多的是基于某种形式的个人关系，这产生于（或者会导致与）交易本身无关的私人关系。甚至在现代社会里，私人因素也不可避免地掺杂到商业关系中，比如，只与那些相信会可靠、诚实地履行合同的人，才会签订某些合同；诚心相待以换回诚心，可能也是必需的，尤其是在市场缺乏有效组织，供给和需求不总是能够处于均衡的时候；如果有时经济方面的自我保护需要相互保护，这时可能就有必要扶持自己的亲属，或者自己所属的种族、性别或其他群体的成员。在这些例子里，就经济层面而言，私人商业关系是自己签订合同的一个优势。除此之外，很多私人关系仅仅是基于情感或偏见。无论私人关系是基于亲属、政治、宗教还是其他的东西，毫无疑问，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总是能够带来更多经济增长的机会。
我们讨论的这种现象，让那些惋惜传统方式被遗弃的人付出了代价。大部分早期社会都倚重社会地位。人们的权利和期望都取决于其在社会上的地位，而不是在市场竞争中的表现。于是，如果原本他们期望获得的服务被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他们传统上获得的商品被卖到市场上，他们就会大声疾呼，反对传统上那种基于个人关系的习俗和制度的崩溃，并将替代性的做法称作贪婪或缺乏尊重。在任何社会，从基于地位的关系向基于契约的关系的变革都是革命性的。旧的价值规则仍然有效，但社会在道德层面分崩离析，直至新的传统形成，并赢得尊重。受影响的不仅是经济关系，社会地位对经济事务影响的下降也会侵蚀政治组织中有关社会地位的旧观念，同时在家庭生活中也会挑战维护社会地位之旧有权利的宗教戒律，并进而侵蚀宗教本身。因此，直到这个社会找到新的亲属关系和政治制度，并与新出现的契约观点、新的或改良的宗教或者道德规范相一致，而新的观点和规范可以保障制度的实施，这时社会的整合才会实现。在西欧，这一过程经过了漫长的时间才真正奏效。构想出某种基于社会契约观念的新的政治哲学，调和契约观念与基于启示和权威的宗教，需要花费一些时间。这一过程至今都没有完成。实际上，通过制定规定各种阶层权利和责任的法规，并否定法规以外签订就业、租赁和雇用契约的自由，20世纪还展现了一些由契约向地位复归的倾向。欠发达国家刚进入这一循环。一些非洲社会已经拥有了基于契约观念的政治制度和婚姻制度。但是西方世界以外的大部分社会，转变为非人格化的经济关系，仍会受到那些社会地位受到挑战的人的抵制，而且没有广泛的思想变革也无法实现。
冒险精神给某些人带来的另一种痛苦，就是经济生活中的竞争带来的影响。所有人类活动都贯穿着竞争精神。人们乐于在游戏、狩猎、吸引异性、唱歌或其他愿意做的任何事中展示自己的力量。在某些领域中，斗争是尖锐、冷酷和无休无尽的，比如为获取政治权力或者宗教和社会等级中的领导权而进行的斗争。然而，竞争总应依据某些规范，比如限制政治权力斗争的规范；也总有人将竞争的本能视为灵魂的威胁，渴望尽可能地消除竞争。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存在这种情形，经济生活中的竞争也是一样。
在既无专业化也无贸易，仅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中，没有多少经济竞争的空间。然而在市场经济中，无论垄断者多么努力地去消除竞争，在任何领域中竞争都是存在的，因为买者总是有一些自由来决定如何花掉自己的钱。虽然卖者并不想要竞争，但是只要买者可以在卖者中自由选择，竞争就总是存在的。选择是重要的。如果相同产业中所有企业相互勾结，选择余地就会更小，但是，由于存在“不同产业”（比如电视和电影）之间的竞争，不会完全没有选择余地。而且，如果有些卖者渴望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不管是提供更优质的产品，更低的价格，还是通过广告或者单纯的欺诈，竞争都会变得更激烈。
竞争几乎肯定会伤害到某些人。产出高于定额的工厂工人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因为他显出了其他人的懒散，或者雇主受到鼓励去提高定额，或者他让其他人的工作减少，这些结果并不一定会发生，但在某些情况下确实会出现。相似地，某个产业中的企业努力扩大市场份额，这让其他企业感到紧张，而且可能会使得一些企业破产。但是，有失才有得。
在有些社会里，表现最差的会被淘汰，没有人会对他们表示同情。在美国、苏联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这是一个人人明白的残酷现实，这些国家最近几十年取得的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之不无关系。在其他国家，则更愿意保证希望不被残忍地摧毁，太有进取心、工作太努力，或者其他使对手产生严重损失的行为，都是“不礼貌”的。下一章在讨论制度如何影响人们付出的努力的时候，将更全面考察这一问题，这里我们只注意一下对竞争的态度差异如何广泛就可以了。
冒险精神的另一个方面是对风险的态度。承担风险的意愿，部分与性格有关，部分与承受能力有关，部分也与人们成长中所接受的传统有关。如果我们要比较不同族群的态度，必须忽略性格问题。不同的族群对冒险的偏好，天生就有差异，但是，我们这方面的知识与所了解的不同族群勤奋偏好的天生差异一样少。
一个人经济基础越牢靠，承担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一个更富裕的农民，即使不知道新种子是否能够经受住干旱、洪水或其他农业风险的考验，也愿意做出尝试。但仅处于维持生存水平的农民，则极不情愿放弃使用那种他们确知在各种条件下都有所产出的种子，无论这种种子的平均收益少得如何可怜，他们也会这样做。不管新种子的平均收益有多高，只要有一年歉收，就会让他们陷入饥荒，他们承担不起使用新种子的风险。另一方面，赤贫的人比财富稍多的人更愿意冒险，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那些较富裕的人，一旦失败就会造成损失。因此，如果有传言讲100英里以外突然发现了金矿，失业的人比已有一定收入来源的人更有可能受到吸引，因为如果发现没有金子，后者连那份收入也会失去。因此，可以预期，与已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社会相比，相当富裕或非常不稳定的社会，更愿意承担风险。
传统的差异可能更重要。在20世纪英国的学校里，年度演讲日的嘉宾敦促即将毕业的学生不要去找那些安稳的工作，而是要培养冒险精神，这可能同样也会打动德雷克（Drake）这样的冒险家和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以及众多的英国企业家。中世纪的英国不会有类似的演讲，如今的摩洛哥或暹罗也没有。像对待工作那样对待冒险，有些国家教育年轻人这是一种美德，另一些国家却不是这样。同样困难的是，如何解释这种传统的差异。可能依靠危险职业谋生的国家，更懂得如何克服对风险的恐惧。但是任何职业都是有危险的。由于降雨的不确定性，印度农民的生活与通过打鱼或外贸来谋生相比，是同样危险的。无论起源于何处，传统都会自我维持，比如拥有成功的冒险职业的国家，对成功的机会就会变得更自信，而其他的国家则缺乏这一点。
在发展中国家有关冒险的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个人职业的意愿。在极端强调地位的经济中，社会地位体系努力强迫每个人只能从事他生来就在的行业，或者在他之前他父亲所从事的行业，除非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即使在不承认地位的社会中，强烈的家族情感和孝道也会将孩子们束缚在某些他们并无特殊才干的职业，或者某些需求已明显减少的职业。仅就家庭情感而言，有人可能会对自己经过训练的手艺怀有特殊感情，即使可以从事一些更有利可图的职业，也不情愿放弃原来的手艺。不同社会的传统有所区别，这很重要，有人坚持毕生从事同一职业，更喜欢从事父辈的职业，有些社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一些社会则鼓励人们应该更具冒险精神。
改变职业如果还需要背井离乡，去异地安家，就会格外艰难。然而增长总是需要这种变动，比如在地广人稀的地区发现了新资源；需求或供给的某些变动改变了对已知资源的评估。在这种时候，政府希望将工作带给民众，而不是相反。如果新的产业适合原来的地区，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政府这样做就有经济层面的合理性。原来的地区在房屋、电力、学校和其他公共服务方面有积累的资本，如果在其他地区都需要重建，那么政府这样做也会得到支持。这种观点虽然有些道理，但并不非常有力，因为资本都会消耗掉，也总要被替换掉。无论何时，产业都要依赖土壤、矿产和水源，因此只能在拥有这些资源的地方建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迁移的意愿部分与情感有关，部分与压力有关，部分则与所要迁往地区的吸引力有关。
情感在于人们对自己亲属、朋友、家园、社区或生活方式的归属感。如果迁移涉及新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最重要的改变。比如不再在一个小群落中当一个农民，而要去一个大群落中当一名工人或矿工。这时传统会提供一些帮助。在很多人做出改变以后大约十年，他们的后代将会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其他地方环境如何的消息会传回家乡，对情况的了解会驱散恐惧，甚至激发热情。那些习惯迁移的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多地迁往其他地区，情感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彻底改变生活习惯，通常需要一些压力。在一个人人都有足够土地来谋生的农业国家中，即使有更好的机会，也很难让人迁移，除非有些事情发生，使他们在家乡的生活不再有保障。这可能是出现了饥荒、人口过剩、战争或一些自然灾害。或者像在非洲，政府在税收、收缴土地或其他的强制行动方面，增加了对民众的压力，迫使其离开原住地，以工资收入谋生。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经常讨论长子继承制的影响，认为这迫使除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更具有进取心和流动性。家庭联系的强度可能也很重要，有人如果能从广泛的亲属圈中获得支持，就可能不会自己付出很大的努力。庞大的家族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很少同时存在，这一点可能很重要。在工业化国家，人们倾向于从严重失业的地区转移出来，流向其他正在扩张的地区。存在失业保险，可能会降低他们的流动性，但是大部分人更愿意工作而不是失业，无论如何，除了那些收入极低的工人，失业救济与工资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可观的。
移居者想去的地方应当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很多规划的失败表明这一点很重要。移居者希望在移居地能够获得友好的接纳，合适的住处，良好的经济前景以及安家落户、开始新生活的机会。中非和南非大的矿业公司，需要数十万计的非洲人离开居住地来工作，但是一开始几乎什么条件都没有提供，为了达到目的只能求助于强制手段。优越的薪酬、妻儿可以暂住的住房、升职的前景、建立永久性城镇生活所需的娱乐设施，现在在他们的规划中考虑得越来越多，这几乎消除了在原来居住地施加压力的必要性。我们可以看到，对西方世界中大型工业城市周边的城郊居民区，相同的态度在发挥作用，大量人口都迁出了城市中心拥堵的贫民区。那些已经迁出去的人也经常要回去。他们说是因为想念朋友和城市的街道与喧嚣，实际上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在上班途中花太长时间，也是因为城郊没有足够的影院、公共建筑和其他机构，难以建立起新的社区生活。如果新的郊区有自己的工厂，朋友和亲戚可以一起搬过去，而且有必要的设施以创建新的社区生活，郊区化遇到的挫折就会少很多。这么多移民计划的失败是另外一个例子。定居者经常只是给予了土地，而没有为他们准备好道路或供水，移民的挑选也是随意的，没有考虑他们的农业生产经验或者拥有的资本，他们被迫独立谋生，缺乏建议、帮助和组织。印度尼西亚的经验很有启发性。1937年之前，政府提出将爪哇人转移到苏门答腊，并给予他们土地和资金援助，但是几乎没有人愿去。后来政府组织移民在收获季节之前到达苏门答腊，在一开始的几周让他们与以前的定居者一起劳动，并为他们提供住宿。这使他们可以挣些钱，让他们从各方面适应新的环境，得到及时的建议，签订有价值的合同。这一体系还保障新的定居者在收割时可以依次得到帮助。结果，尽管政府极大地缩减了给新移民提供的资金援助，每年定居者的人数在1936~1940年还是几乎增加了一倍，而且每年都有增加。
如果个人更有迁移的意愿，他就更有可能获得成功，但是经济增长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要迁移。经济环境的变化是相对缓慢的，而且更多是边边角角上的，因此，只要有一部分人，通常每年只是很小的一个比例，愿意流动，就足够了。然而，即使这么小的一个比例，如果没有新地区的吸引力和原来地区很强的压力，也不会出现。
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冒险”的其他方面。经济增长并不要求所有人都具有冒险精神，但是需要有足够的创新者。这反过来也与成功的创新所能获得奖赏与名望有关。任何社会中都会有些人天生喜欢尝试新技术、新产品或新的经济形态，不屑于传统观点或既得利益。有些社会崇尚和鼓励这些人，而其他社会则把他们视为需要压制的海盗，但是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氛围在多大程度上会支持他们，任由其发展。我们下一章将接着谈这一话题。
[1] 约15.6℃～ 23.9℃。
[2] 柯尔贝尔，法国政治家，长期担任财政大臣。他推行重商主义，通过政府直接控制经济部门，成功地扩展了法国的工业和贸易能力。李森科，苏联农学家、生物学家，提出与基因学说相对应的遗传学说，并借助政治力量打击学术观点与之不同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