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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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式的思想家经常对如下观念提出挑战，即如果要激发人们努力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提供的物质回报必须与人们的努力程度相一致。有人认为，人们工作只是因为创造性劳动本身所带来的快乐，或者因为服务大众所获得的愉悦，人本性如此，或者可以成为这样的人；而另外一些人则谨慎些，认为人本来，或者可以满足于与物质回报无关的社会认可。
当然，绝不可否认，人们可以从工作中获得除物质回报以外的其他满足。那些允许创造性的自我表达的工作，很少是为了获得回报，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回报。但是绝大部分工作不属于这种类型。不仅绝大部分职业不是这样，即使那些富有吸引力的职业，绝大部分的工作也是单调沉闷的。在医生切除第25个阑尾后，手术将会变得令人生厌；即使是大学教师，也会厌倦反复地重复自己。如果社会依赖于人们只从事那些对他们有足够吸引力的工作，那么绝大部分的工作将无人去做。
同样，服务他人的意识确实会增加工作的快乐。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为自己的教会或村庄工作，或者面对突发灾难时，人们乐于付出而不求物质回报。但是，在我们与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关系中，除了乐于服务他人，还有其他与之矛盾的偏好。有人习惯于偷懒耍滑，有人则有强烈的公平意识，如果要求他们承担合理份额以外的工作，难免惹其憎恶。在一个所有成员都有很强的相互服务意识的群体中，人们在工作时，不会斤斤计较自己在群体中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回报。但是，除了那些成员很少的家庭团体以外，很少有群体能将这种理想的状况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方式来组织经济活动。
空想家们的这一观点是对的，他们坚持认为，如果是为了造福所有人，而不只是让另外某个特定的人从中受益，那么，即使获得的报酬没有差别，人们也会正常地工作。在一个所有人获得的报酬大致相当的社会中，人们不会因为别人从自己的工作中白白获益而感到愤怒。但是，他们也没有激励在工作中做出非同寻常的努力，只会努力偷懒，逃避自己应承担的工作份额。重要的在于应当确保没有人能够从别人的工作中白白受益，但是这还不够。因为只有让人们付出的不同努力能够获得不同的回报，人们才有可能不辞辛苦，充分利用各自的天赋和资源，将潜力发挥到极致。
如果劳动的果实由人们自己享有，或者由与之联系紧密的小群体享有，与成果不得不由更广泛的群体分享相比，人们自然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这并不否认，人们也能从工作中找到创造的愉悦，或者从服务他人中找到乐趣，又或者被人认可的荣耀会增加劳动的幸福感，这些都是令人向往的。如果工作富有创造性，服务于人们所珍视的社会目的，并为人所认可，那么人们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如果取消物质回报，人们工作付出的努力也会更少。现在的苏联就是明证。这个国家创建的时候，它的领导人相信，如果将报酬平均，并以命令和奖章代替有差别的薪酬，这不会削弱人们劳动的积极性。经验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当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主要的政策目标，苏联的统治者们不得不回过头来求助于薪酬的广泛差异，并将无论工作多少都应获得同样报酬的这一观念视为异端。
在近年来农村地区的“社区开发”运动中，社群主义的力量可以被看作上述观念得到发展的现代形式。这些计划鼓励村民提供无偿劳动，服务村庄建设，如修建道路、学校、水井或社区中心，以及其他的公共财产。需要有些机构来推动这些计划，政府官员要制定规划，激发村民的热情，也需要提供公共资金以弥补材料成本，并为解决村民自己无法处理的技术问题提供帮助。如有这些机构，经验表明村民很乐意为当地的公共事务提供无偿劳动。城镇居民，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中，似乎不易理解村民的这种行为。但是，在一个小村子里，人们相互熟知，为公共目的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可以为改善社区环境提供非常有力的激励。尽管如此，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现的目标也有明确的限制。首先，这种工作必须是为了促进当地的利益，村民们愿意修一条能把他们村子与主路连起来的小路，但不愿无偿修一条可供所有人路过的主路。同样，他们可以无偿修建本村的排水系统，但是如果这样做的好处广泛扩散到本地以外，他们就不愿做了。其次，这些公共事业必须能够促进全村的整体利益，而不能让有些人获得的好处明显多于其他人。
“社区开发”的局限性很好地说明了将对群体的忠诚作为激励手段的局限。这种忠诚在稳定的经济制度中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在这样的制度下只需要依照惯例行事，不需要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在这种状况下，每个人从小就知道需要做些什么，以及能够得到什么，经济系统也可以运作良好。如果有些变化可以大致相同地增进每个人的利益，经济系统也可以适应这种变化。然而，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并不会让每个人获益的程度完全相同，有些人获益多，有些人少一些。如果收益主要归于其他人，就很难要求人们做出改变，比过去一直在做的工作做得更多，也很难要求他们做些与过去有所不同的工作。人们愿意从事那些习以为常的工作，心情愉悦，且不计较付出和报酬，但是经济增长需要更多的东西。那些由不同的个人来完成的工作种类和数量的变化，是增长的题中之意。即使创新是由从上而下的命令引入的，面对新的变化，群体中的各个成员自发调整并且寻求和利用新的机会的意愿，也与增长密切相关。当然，一些社会在他们所生存的困难的地理环境下，充分利用他们所能获取的技术，似乎已达到增长的极限。例如，因纽特人似乎就已经达到这种极限状态，更强大的个体也难以再发现更好的生活技能，放松权威与责任的束缚反而会降低生存机会。如果增长已达极限，缺乏个体的主动性就算不上是种缺陷。然而，绝大部分社会能够实现经济增长，如果不是从内部提高技术水平的话，至少也可以从外部引进新的技术，或者对由对外贸易产生的新的机会做出适当的反应。这样，一旦我们由稳定状态进入到变化的环境中，在个人努力与回报缺乏密切联系的条件下，仅靠个人的集体责任感是否能够产生应对环境变化所必需的改变，这是值得怀疑的。同样有疑问的是，这种责任感是否能够利用这些机会以产生必要的利润。在所有经历了加速的经济增长的社会中，个人主义似乎都取得了重要的进步，而这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