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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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形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而存在有关财产的法律又是资本形成的条件之一。财产意味着排除他人使用某一特定资产的法律权利。这一权利可以赋予个人、团体或者公共机构，享有这一权利的个人或机构的数量可多可少。但是，无论谁行使这一权利，这一排外权都是最根本的。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在使用财产这一术语时，经常仅指私人财产。政府拥有的战舰，与农民所有的耕地一样，也是财产，因为尽管从某种理论意义上讲，战舰归属“全体人民”，但是在法律和实践中，除非经过严格的授权，否则，作为公众一部分的个人不能使用战舰。
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还是其他社会形态，在所有的经济中，财产的法律概念均备受珍视。这是因为如果某种资源及其成果无法得到有效保护，免受大众侵占，它就肯定无法得到有效的使用，也不值得任何人投资，以对其进行改善。因而对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应当扩展到所有的稀缺资源。这样，在一些相对于资源而言人烟稀少的国家，数百年来某些资源一直被免费使用。个人被允许任意砍伐树木，在河中自由捕鱼，随便取水，或者任意在公地上放牧。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受到限制，上述的资源也成为私人财产，或者即使这些资源被认定为公共财产，也会由国家或其他治理机构细心地对资源的使用进行管制。
如果有必要对公共资产实施保护，以免私人滥用，那么保护私人财产以免公共滥用也是有必要的。维护法律与秩序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之一，很多社会的衰落就是由于国家不愿意或者太孱弱，以致不能保护财产所有者免受土匪强盗的侵扰。实际上，投资的天性可以使其从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甚至革命中保存下来，但是，如果社会动荡长期持续，储蓄就会被消耗掉，难以形成资本。像匪徒或暴动者一样，政府也可能会损害投资信心。如果事先知道税收的类型和影响，投资者可以忍受高税收，但是，随意性的税收，比如一个统治者恰好看上一处乡居而将其据为己有，或者个人被随意地挑选出来并强迫其缴税，会激励人们隐匿财产（通常都是以非生产性的方式），将其转移到国外或者消费掉。（本书第7章将进一步讨论税收问题。）
在世界各地，财产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重要性广为人知。没有财产权，就不会有任何的激励来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人类也就不会取得任何进步。然而，这种制度除了基本的排他权，与财产相关的法律和习俗繁复纷杂，不同的社会有着广泛的差异。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潜在的投资者必须相信他可以“捞回本钱”，而且还能对他投资而不是消费掉自己的财物给予补偿，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投资者无论是私人还是公共机构，这一要求都是适用的，因为即使对于政府，也只有在预期可以充分实现资金的价值时，才会进行投资。投资者的这一信念可能是错误的，而风险也可能比他原来估计的更高，最终实际上也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但是，在投资时，他必须相信自己的投资有良好前景。另一方面，对于“捞回本钱”还应进一步说明。有人进行某项投资，产品并没有用来出售，而是随着时间自己来享用，例如，对于私人投资者而言，投资于房屋或其他耐用消费品；对于政府而言，投资于学校、道路或政府办公楼；又或者私人可能会出于情感而发放贷款，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也可能会这么做，即使明知贷款不会被归还。就此而言，“捞回本钱”意味着与付出的成本相比，投资者对所获回报感到满意，而不论这种回报是物质的、情感的还是政治的。按照这种含义更广泛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投资的条件是，投资者相信他能够捞回本钱，并且由于将资产用于投资，而没有立即用于消费，从而获得一定的补偿。
如果投资者只是自己进行投资，没有合作伙伴或雇员，问题相对简单。如果有合作方，或将资产出租，或雇人管理资产或者从事相关工作，这些关系都会产生复杂的问题。这样，就需要对他的资产或他人资产的联合产品进行分配，而分配产品的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冲突，如果要想各方满意，就不得不遵循严格的规定。
先说合作关系。如果合作各方对共有财产拥有相同的份额，无论投入的是资金、辛劳或思想，每个合作者都不想比其他人投入的更多，甚至努力投入的更少一些，却想多拿一些。家族企业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无论家庭成员人数众多还是彼此敌对，有些成员总是更关心他们可以从共同财产中获得什么，而不是关心如何才能使企业维持下去，这经常导致家族企业的失败。另一个例子来自于农民共同拥有农业机械的早前尝试。人们发现，有些农民使用这些机械，远不如自己拥有这些机械时小心在意，因此，不得不雇用一些经过训练的技工，专门负责这些机械的操作和保养，而不能让每个农民自己来操作。现代企业由于不同的股权所有者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债权人的利益也会使控制资产的人与所获收益之间的关系变得复杂，如果很明显资产会落入到债权人的手里，所有者就不愿意改善该项资产，甚至会蓄意容忍它的损毁。经济增长要求那些对资产的维护和改善做出决策的人，应该能从中受益，以做出正确的决策。
如果资产的使用者和所有者不是同一个人，也会产生同样困难的问题。因此，要使得佃农能够由于维持土地肥力和永久性的改善土地状况而受益，必须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进行细心的管制。在本章后面的部分，将会详细探讨这一案例。在所有的雇佣合同中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众所周知，领薪水的管理者或代理人也难以令人满意。他们总想将本属于所有者的收益据为己有，这会减少资本形成的回报从而抑制经济增长；而且这也可能导致收入分配的变化。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可能更重要的是，如果代理人的收入与他们投入的精力没有直接关系的话，他们就可能会疏于对资产的管理，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将所有者的部分利润重新投入到这项资产上，从而不恰当地延长投资的时间，以延长他们自己就业的时间，但是这些资金如果用到别的用途，本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所有者缺席的情况下，这些问题特别严重，但是即使所有者就在现场，如果他不能不厌其烦地对自己的资产给予特别的关注，问题也是同样存在的。当然有些代理人能比所有者管理得更好，因为他们知识更广泛或在这类工作方面有天分。无论如何，在现代工业社会，所有者缺席的现象非常普遍，绝对不是个案。我们大部分资产或者属于股东，他们将管理权委托给董事们；或者资产属于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他们也依靠雇员来管理。无论哪种情况，都需要一些严厉但并不总能成功的规则，去保护所有者的利益，使其免受雇员的侵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认为私人产权优于公共产权，过去这是基于下面的观点，即与政府领薪水的员工相比，财产的私人业主可能会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财产。但是，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适用了，因为规模庞大的机构和股份公司的增加，导致大部分私人财产的管理权已从所有者转移给领薪水的雇员。
最后，我们社会上一些最困难的问题来自于以下两者的冲突，一方面是财产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受雇管理他人财产的管理者。如果按照双方最激进的拥护者的观点，这一冲突将更为夸张。一方面，总有人拥护奴隶制，认为工人仅应得到维持生存的费用，所有超出这一水平的剩余都应归属财产所有者。另一方面，也有人断言，所有产品都来自于劳动，因为工人有权得到“劳动的所有产品”，甚至是否资本的折旧应从产品中扣除，都不清楚。在这些极端的观点之间，还有很多不同的有关产品分配的建议。
这个问题在本质上与我们本章目前为止讨论的问题有所区别。到目前为止，我们关注的是，不管是所有者、承租人还是经理人控制财产，维护和改善该项资产对其都应是有利的。然而，工人获得的产品份额，并不一定引起财产控制的问题，因此我们将单独讨论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