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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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关注制度，即制度演化通过努力与回报之间的联系，通过促进专业化，通过增加经济自由等方式，是刺激还是限制增长。我们已经分析了这种演变的加速，以及一旦开始演变就会出现的累积过程。我们还看到了减速也有可能发生，并且它也具有向下的累积动力。我们接下来考察社会演化的理论。是否存在制度变革必然遵循的路径？是否会出现前后衔接的发展阶段？是否“进步”是不可阻挡的？或者历史会沿着某种周期性的曲线而运动？

很多人这样解读历史，即每个社会都会经历某些特定的发展阶段。按照作者的兴趣，这些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他对人们的谋生方式感兴趣，他可能会发现社会的发展注定由游牧生活开始，经过定居式的农业生产，再到贸易和工业，他预计制度会发生变革，以适应每种生活方式。如果他研究宗教的变革，就会发现由泛灵论和祖先崇拜到一神论和理性主义的演变。或者，如果对政治思想感兴趣，他会宣称人们效忠的对象范围一直在扩展，从家庭到村庄、国家、帝国，最后则是联合国。

有规律的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不是一种流行的思想了。现在很清楚，一个社会可以越过一个或多个发展阶段，实现从“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跨越”，同样清楚的是，社会的发展既可能“向前”，也可能“向后”，比如政治联合的形式从帝国转向种族、省或国家。之所以各个阶段不再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影响。在以往，各个社会之间可能是相对分离的，每个社会都会经历一系列发展阶段，而不用考虑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但是，在当今时代，一些强有力的国家，影响力遍及全球，甚至最原始的社会都在模仿最先进的社会，而没有考虑它们之间发展“阶段”的差异。同时，那些相信自己拥有最先进思想的人，通常都会觉得自己传播先进理念的能力是无敌的，理性主义者认为理性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国际主义者将他们的福音带到最为偏远和自给自足的村庄。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最高发展阶段的人，大部分都会抵制那种认为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观念。

发展阶段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相信进步的必然性的观念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前者也会退回到后者这种观念。在人类历史上，进步的观念是最近才出现的。在18世纪以前，人类通常更为相信过去曾经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历史记录下了人类的堕落。这样，两个世纪以来，关于进步必然性的信念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当生物进化论的发展完成了身体、思想与精神的三部曲时，即思想演进为理性主义，精神演进为自由主义，这一信念达到了巅峰。现在，很少有人相信进步是必然的，很多人甚至质疑进步是否是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当然，就我们当前感兴趣的问题而言，不可能认为制度在朝着有利于增长的方向累积的演进，因为很清楚，历史上有很多时期，发生的事恰好相反，比如奴隶制接替了自由制度，越来越多的贸易障碍抑制了专业化，社会阶级和种姓制度越来越僵化减少了各种机会。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发生的，甚至最有活力的增长也有可能被遏制。

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当然认识到了在历史上增长经常被遏制，他们相信进步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即人类或者至少是现在的欧洲人通过知识的积累已经“逃脱了历史的宿命”。对这一信念的最合理的辩护是，过去增长有可能被遏制，因为人们对它了解得不够多，或者对它是如何被遏制的了解得不够多。过去人们失去了自由，是因为对政治科学了解得不够多，因而不能识别出对自由的攻击，也无法创造坚不可摧的防护。他们允许一些遏制增长的措施实施，因为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了解得不够多。随着社会科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在人们中间的传播，同时越来越多地将理性原则应用于人类关系，自此以后，增长可以得到保障。正是这种相信理性对人类事务可以发挥重要威力的信念，在20世纪丢失了。我们知道人类事务是由人的欲望统治的，而这种欲望既无法由理性来判定对错，也无法仅仅通过理性的证明予以抵制。

反驳增长或衰败的必然性，并不一定要接受周期循环的观点。有人可能会持中立的观点，既否认增长的必然性，也否认循环运动的必然性。因为增长率的变化并不仅仅取决于制度的演进。前面我们已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变化，即由经济机会的改变而引起的变革和由制度演进而引起的变革。这样，增长率的下降既有可能是由于人口超过了资源而下降，也有可能是由于自然灾害、世界贸易航线的改变、对本国专门生产的商品的国际需求下降以及很多其他与国内制度无关的原因。有人可能相信，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增长迟早都会结束，但是并不相信制度的变革一定会有循环往复。然而，本章只关注由制度演进而引起的变革，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变革，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制度变革的循环理论主张，增长会引起收缩，反之亦然。因此，它并不认为这种循环的长期效应对生活水平没有影响。因为循环运动与长期的增长或衰退并不矛盾。它也不认为向上和向下的运动，其幅度是相同的。它只是主张，增长和衰退会相互交替。

有三类制度变革的循环理论，分别从生物学、社会观念和社会派系的角度进行解释。

生物学理论将一种方向的运动联系到一种生物类型，另一方向的运动联系到另一种生物类型。一种生物学类型的人偏爱有利于促进增长的制度，相反类型的人更喜欢限制增长的制度。这样，按照这种理论，这些生物类型也是相互交替的。当“进步者”掌握权力时，他们就会促进增长。然而，统治阶级不可避免地会被“非进步者”所稀释。为何这样并不太清楚。可能“进步者”无法充分维持人口数量，因为社会上的统治阶级通常比其他人群生育的后代更少。也有可能是他们与“非进步者”通婚。对于人类生物学与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我们了解得不多，沿着这一思路去探索可能收获也不会很大。

社会观念的循环反映的不是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渴望。每个人都能够看到增长和稳定所带来的好处；每个人都希望获得自由，具有控制能力；每个人都想要物质商品，同时也认识到与精神价值相比，物质商品无足轻重，诸如此类。当增长开始时，我们热心于物质商品，但过一段时间就会感到乏味。我们开始渴望稳定，反对物质主义，回到对精神的专注，如此等等。这样，社会观念就在促进增长与对抗增长之间交替，社会制度也按照同样的方式改变。然而，这一理论并没有解释社会变革，除非它能够说明观念变革与制度变革之间的联系。制度变革是由一些群体努力推动的，通常是由于物质、政治或信仰方面的改变对他们有利，而另外一些群体会阻碍变革，因为他们的利益在于维持现状。因此，任何社会变革的理论都不得不说明利益冲突（不一定是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的行为。

从社会群体的视角构建的循环理论，可以是理想主义或物质主义的。理想主义的理论与我们刚才对这一问题的考虑一样，主张人们的观念在对立的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比如对待变革与稳定的态度，对待自由与专制的态度，对世俗世界和热爱上帝的态度，如此等等。占统治地位的精神状态会巩固自身的基础，那些持此种态度的人会获得影响和权力，制度的形成也会与他们的精神状态相适应。然而，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开始厌烦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精神世界中一开始熊熊燃烧的火焰渐渐熄灭，腐败悄然滋生，思想的缺陷愈发明显。于是开始创建相反的派别，一些激情如火的人建立“新的”信仰，吸引大批民众追随，这只是时间问题。这样，就产生了宗教改革或政治革命，或者其他什么变革。这些理想主义的理论预先假定，人们会被有关生活应如何的观念所打动，如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和个人情感等，这些观念本身就可以影响社会变革，而不管其涉及的物质利益如何；如果这些观念涉及物质利益，对于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涉及的物质利益只发挥了第二位的作用（比如，是希特勒吸引了资金支持者，而不是资金支持者造就了希特勒）。

另一方面，物质主义理论主要从改变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革。这种理论有两条线索。他们认为，启动经济增长加速的新的经济阶级，即那些所谓的“新人”，不久之后就会反对进一步的变革。或者增长会激发那些在此过程中有所损失的人奋起反抗，不久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限制进一步的增长。

第一条线索可以详述如下。当新人要求获得权力和影响时，他们热烈拥护“开放”政策。他们支持竞争、贸易扩张、垂直流动以及其他类似的行为。然而，一旦确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就开始更关注保护自身地位，而不是确保向其他人开放。以前的自由贸易者现在可能会拥护关税；以前相信竞争的人现在寻求建立垄断；以前跻身社会上层的人，现在把他们自己的孩子送到专门的学校，努力确保他们优先进入经济事务中。激进主义者变成了保守主义者。这样，社会体系开始僵化。除此之外，由于技术、需求或供给资源的变化，经济条件也变化了。给新阶级带来财富和权力的机会逐渐消失了。增长是对一系列刺激的反应，每种刺激都要求与以往不同的对策。统治阶级可能无法调整自己以适应连续不断的变化，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财富受到了威胁，可能会采取措施，阻止不利于他们的变革。统治阶级倾向于失去适应能力，因为他们的传统会使这种适应能力无法发挥作用，也会有一种倾向，让他们美化那些为其带来权力的信念和技术，习惯回顾过往，将勇于开拓的前辈的事迹理想化。因此，当条件发生变化，需要新的技术时，统治阶级往往无法应对，进而成为进步的拖累。在这一阶级刚出现时，新人不得不挑战已有的统治阶级，然后才能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现在他们转而拥护既有的群体，热切地盼望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免受新一代新人的影响。

第二条线索考察那些利益被加速的增长所损害的人的行为。一开始，有些人的技能与传统的技术和需求相联系，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有些工匠成立工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学徒制或新人的加入施加限制，坚持对他们所做的工作实行严格的分工。有些小店主憎恨大规模零售业的增长，他们联合起来，通过对生产商施加压力，或者游说立法机构以控制供应链，从而确保自己得到保护。很多不同的集团都会受到变革的影响，很多这样的集团都形成了协会，施加各种压力以延缓或停止使他们受到损失的变革。既然我们每个人作为生产者的能力都可能由于变革而受损，经济增长在创造了很多朋友的同时，也造就了很多敌人。当社会还年轻，具有兑现诺言的能力时，它可以控制群众的热情。但是，随着不满情绪的增加，统治阶级无法获取被统治者的拥护，社会就会分化和对抗。在统治阶级逐渐失去信心，不得不向新的准则妥协时，会出现争夺权力的激励斗争。为了保护那些被变革所伤害的人，建起重重障碍，经济增长也就减速了。

毫无疑问，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同样地，我们不能说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有周期循环，有些社会完成得更快些，有些慢一些，原因我们还无法充分解释。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A社会的自由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B社会如此轻易地就失去了自由，我们经常得到的答案是，“这些人不那么极端”“这些人政治意识更强”，或者有些人只是重述一遍问题。但是，如果A社会的自由可以坚持比B更长的时间，它能不能从以往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从而使自由永远地持续下去呢？可能“永远”时间太长了，但是无论如此，我们肯定无法预测周期会有多长或者多短，如果制度变革被延迟的时间足够长，经济增长可能会由于与制度变革无关的原因而加速或减速。总之，制度的变化可以从各种途径促进增长或阻碍增长。变革可能是以往经历的一种反抗，也可能不是。如果是一种反抗，它可能会来得很早，或大大被延迟。对于变革的方向，我们能说的也就是这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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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请见J.Wedgewood，The Economics of Inheritance，London，1929；H.Pirenne，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èdiaeval Europe，London，1936；M.J.Levy，‘Contrasting Factor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and Japa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Octorber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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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宗教，有些内容可以在第2章的参考文献中找到。关于奴隶制，请见B.Farrington，Greek Science，London，1944；J.E.Cairnes，The Slave Power，London，1863；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Chapel Hill，1945.On small industries there is an informative article by E.Reubens，‘Small Scale Industry in Japa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ust 1947；also useful is J.Stepanek and C.Prien，‘The Role of Rural Industries in Under-developed Areas’Pacific Affairs，March 1950.

关于社会变革的理论，可参考第1章的参考文献，也可参考J.J.Spengler，‘Theories of Socio-Econonmic Growth’，i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New York，1949，其中也提供了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