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思想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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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所知道的最有效的做事方法与绝大多数人实际做事的方法，总是隔着一条鸿沟。仅仅知道知识需要增长是不够的，它也需要被扩散，并在实践中应用。知识的应用速度，部分取决于人们对于新思想的接受能力，部分取决于制度在多大程度上使获取和应用知识是有利可图的。我们依次进行考察。

对创新的态度

在那些人们习惯于多种意见、不断变化并因此使得世界观更加实际的社会，新思想被接受的速度更快。在考察什么样的环境适合科学探索时（本章“前科学社会”），我们已经考察了创造这样环境的主要因素。我们在那里强调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和宗教的多样性，以及将众多不同职业的人和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人聚到一起的地理环境。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是孤立的、同质的、自负的、独裁的，那么在新思想到来时，吸收新思想的可能性不大。

除了这些一般的背景，新思想被接受的速度也部分取决于新思想自身。首先，不论在其他国家多么实用，也会有些新思想不合适本国。例如，新的种子可能在好的气候条件下产量极大，但是如果种子对干旱异常敏感，那么它对每年降水变化很大的地区是不适用的。当社会的技术水平没有做好足够准备时，新思想也是不适用的。例如，一个新的工具是不会被接受的，除非当地的铁匠和机械工人可以制造它们，或者至少在它们损坏时可以修理。或者，新思想要求资本设备做出相当的改变。例如，采用新的高产量种子，可能需要改进磨坊磨粉，需要新的仓库储存，或者新的交通工具运输。或者，新的肥料的使用可能需要等待灌溉系统就绪，如果田地太干，肥料就无法发挥作用。既能适合于老技术，又不需要其他技术和资本等的一系列变化来与之适应，这种新思想并不常见。这就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专家和本地接受建议的人之间有很大隔阂的主要原因之一。专家认为他的创新所需要的一系列条件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分析这些条件并不是他的专长，在他的头脑中也没有概念。然而，接受建议的人可能会立刻发现新思想不会在这种环境中起作用。如果专家不能立刻发现这一点，他会发现障碍一个接一个，使其得不到在其他地方本可得到的结果，这会让他倍感挫折。这种情况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专家要保持谦逊，而且他们建议的对象也要有进行尝试的意愿。

除了技术在调整，新思想也会引起社会变化，并可能因此被抵制。比如，引入从油椰子果实中炼油的大型工厂可以使油的产量加倍，但是这也剥夺了西非农民的妻子为丈夫提取油时获得的收入，他们因此强烈而有效地抵制这一变革。这也改变了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分工，而这些都有着深远且不可预见的影响。或者，创新可能摧毁那些依靠某种特定方法赚钱的整个阶级，这些人因此会抵制这些创新，这就是所谓的“勒德分子”，在每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行为都在不断被工人、资本家和地主重复，这些人为阻止妨碍他们特殊利益的变化而游说。创新也因此不易引入保守的社会；在竞争普遍受到尊重，或者创造或维持垄断地位的尝试被无情抑制的地方，创新会更为繁荣。

如果创新与当下的禁忌和宗教教条冲突，它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新思想通常是首先得到少数群体的拥护，比如宗教、种族或政治上的少数派，新发明不与他们的信条冲突；或者得到多数团体中失意者或者持异议者的支持，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情绪。这就是为什么进步的到来不是通过当权者的努力，而是由于他们对反对者的压制。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新思想的首个发起者。如果新思想首先由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发起，那么，与由个人观点没有分量的人发起相比，思想被接受得更快。在一些社会里，影响力来自有权威的人，比如首领、长者、牧师、法官和富人。创新者的努力首先都用于说服当权者，这就是英国人在非洲所说的“间接规则”的优势之一。一旦首领和长者被说服，他们来告诉人们如何做，新思想就可以得到广泛应用；然而在更为民主的社会，接受新思想比较难。在某些社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很紧张；老去的统治者也许即将退出舞台，实际的影响集中在别处。找出从何处开始，是新思想的未来传播者的首要任务。外国人的影响也非常不同，如果他们把自己确立为富裕、强权的统治阶级，人们将有可能希望模仿他们，他们生产生活方式也会得到传播。但是外国人也可能因为反帝国主义而遭人痛恨，或因为他们卑微的出身而被鄙视，他们的一些或者全部方法也有可能被故意抵制。在实践中，外国人是现在新思想最好的传播者，不论他们的影响发挥作用是通过与他们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还是通过他们的著作、电影或者广播节目，或者通过出国访问的学生或访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