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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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的知识要被接受并应用于生产，它必须是新颖且有利可图的。获取知识需要付出努力，而应用它们既需要更多的资源，也需要更多的承受风险的意愿。因此，知识的应用需要某种制度模式，将不同的回报和努力联系起来。我们已经在第3章从一般意义上讨论过这个问题。这里只是说一点接受知识的制度要求。

本质上要点如下，即技术、责任和承担风险的回报要有充分的差异，这些要素的差别程度在实践中随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而变化。在人均产出不再增长的社会，技术供给经常超过需求，让所有合格的劳动者都找到工作是有困难的，由技术带来的报酬的差异是微小的。当经济增长时，这种情况就不存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对各类技术的需求。这推动了专业化的极大扩展，也促进了技能范围的扩展，反过来增加了对合作的需求，增加了对企业及其他经济单位的平均规模，并增加了对监督和管理人员的需求。这样，“中产阶级”相比其他阶层就增长得更快。在这一进程中，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有文化的人和没有文化的人之间、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这一过程特别有助于从更发达的国家引进技术人员，以满足对技术的需求，因为需要为这些人支付更多的工资，有时甚至会超过其在本国的工资。这也使得那些留在国内的人要求的工资，比该国的农民和非熟练技术工人高得多。相应地，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比起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收入的差距会更大。苏联曾经的高度差异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教育设施的普及促进了受过高级培训的人的流动，这种情况就可以得到纠正。义务教育开始实施，仅仅识字已不再能获得很高的报酬。技术学校和学徒制极大地增进了木匠、技工、建筑工人和其他种类的技术工匠的供给。中学培养了大量的打字员、职员、教师和各种各样的个人助理。大学开始培养大量急需的高层次人才。随着供给的增加，收入差别开始减小。高度的差别也刺激了机械对人工的替代；机器被引进，以代替以前那些需要手工的工作，操作这些机器的工人只需要少量的技术，工资也较低。同时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制度变革。开始时熟练技术工人为了提高收入，最容易组织起来，形成工会和专业协会。但是不久所有工人都加入了工会，如果熟练工人觉得受到了操作新机器的非熟练工人的威胁，他们会特别注意将非熟练工人组织起来，防止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差距太大。所有这些因素使得教育设施完备的发达国家，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它们当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因为“中产”阶级抱怨，他们正在失去原先在经济等级中的地位。

在企业主的收入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在发展的早期，人们都不愿意冒险去投资新的生产线。金钱很容易地涌入土地、商业、资金借贷和城市住房，但是本国的资本家不会投资于采矿、公共服务、商业化农业或制造业，除非他们看到了获得可观利润的机会。除此之外，他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很少。这些领域也因此留给了外国人，这些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方面的新技术。只有在认为投资此处比投资本国更有利可图时，外国人才会被吸引来。在发展的早期，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有所增长，储蓄也是如此（这一过程将在第5章讲述）。外国企业家广泛地被模仿，直到本国企业家数量足够大，使得经济不再依赖外国企业家。本国不断实现经济独立，不久甚至开始输出资本和企业家。

除了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的农业，如果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家探寻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入新思想的风险，经济增长将会很缓慢。因此，如果没有足够多的商人，或者商人因为无法筹集资金或天生胆小而不愿意承担风险，私人企业经济会停滞。比如，本章前面我们看到了许多人将英国和美国做比较，认为前者创新的应用较慢。我们指出，这不是因为发明的缺陷，因为英国已经在发明新商品和新工艺方面处于前列，如果存在缺陷的话，那就是将新商品带入大众化生产阶段的速度有所不同。这不是研究的缺陷，而是企业家的缺陷，也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英国企业家开发新发明，速度不如美国同行那么快。

企业家创新的激励，来自于盼望获得社会成功、希望获取高额利润，以及害怕因为没有创新而承受巨大损失。在商业成功没有得到高度认可的社会，第一个动机是微弱的；第二个动机在对利润和资本所得征税很高的社会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普遍的经济氛围是垄断性而不是竞争性的，第三个动机会消失。如果真是英国的企业家在企业家精神方面不如美国企业家，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事实，那么对此的解释可能在于这些因素的某个方面。

许多从20世纪中期开始觉醒，并强烈渴望经济发展的欠发达国家，都可能会为发展所需的收入不平等而感到尴尬，不论这一不平等是在“中产”阶级和农民之间，还是在外国人与本国人之间，或是在利润和其他的收入之间。因为我们当前总体的舆论氛围是反对收入不平等的，特别是反对外国人的高收入，并且极为反对高利润。然而，这些都是发展需要付出的成本。一种应对这种情况的方法是延缓发展，使之与本地技术供给同步，也与以公共服务替代私人企业的能力同步。另一种应对方法是接受这些差别，并将它们看作争取更快增长的代价。无论哪种情形，最有效的解决措施是加快培养发展所急需的各种技能，因为这样既提高了发展的可能性，又使得不平等的代价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