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停滞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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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区分了9种政府可能会引起经济停滞或衰退的方式：未能维持秩序、掠夺公民、促进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剥削、妨碍对外交往、忽视公共服务、过于放任自由、过多的控制、支出太多、发起耗费巨大的战争。其中每一个都要再说几句。
首先，羸弱的政府无力维持国内秩序。盗窃放火妨害财产安全；土匪、强盗和高速路的劫匪掠夺路人，抑制了国内贸易；地方首领叛乱，对往来商贩横征暴敛，使国家陷入内战；每次统治者去世，都会有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大部分的世界历史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撰写，除非某一强大帝国使广大的地区实现和平。本质上，这需要维持有效的警察机构、有力的司法机构和忠诚的行政机构，并使其扩展至整个国家。然而，如何实现这一点，并不是世界各地的人都十分明了的。政府需要人们遵纪守法，如果人们不愿意这样做，维持秩序就会困难重重，且代价高昂。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建立合适的机构，其运行还要使人们承认遵从的正当性，并自愿遵纪守法。经济发展通过将更多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或者通过掌握新的武器，如新闻媒体和广播，来影响人们的观念，可能会使遵从更简单些。尽管如此，与1900年相比，1954年世界上陷入混乱的地方还是更多。
腐败是经济增长的第二个障碍，很少有政府能免于腐败。在大多数国家里，要么是公务员，要么是政治家，或者两者都有，认为自己有权利通过受贿、挪用公款、裙带关系或者将优惠合约留给自己，而发财致富。实际上，这些活动如何在19世纪得到抑制，仍是一个谜。在1800年，英国的公众生活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腐败，但是，到了1900年，公众的观点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极大地减少了腐败。毫无疑问，一些国家腐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支付公务人员足够的薪水；如果支付给公务人员很高的工资，与工资比其他职业低很多相比，更容易消除腐败。无论如何，腐败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都可能会被严重地夸大。在一些商人的眼中，腐败只是为服务提供的报酬。如果与有关交易所获的利润相比，所需的贿赂相当少，且在签订合约时，可以对其进行估计，贿赂就只不过是一种成本，与其他成本没有区别，并且通过价格，还可以将其转嫁给消费者。阻碍商业的是官员无法预期的行为，不知道谁会突然生出事端，也不知道收买他需要花多少钱。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人阶级受地主和贵族的支配，他们索要贷款，却没想偿还，他们肆意征税，迫使资本家以容易隐匿和转移的形式持有财富。对生产性投资的抑制，是资本主义部门在这些国家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见第5章的“国内资金”）。
我们来讨论阶级剥削。历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剥削的形式各种各样，最常见的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在人口过剩的情况下，地主可能掠走农民一半的产品。奴隶制和农奴制度在历史上也很司空见惯，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可能仅是基于少数人的财产所有权。还有其他的障碍，用来维护特定种族、宗教和文化群体（比如工业部门中的种族歧视）的特殊权利。这些障碍可能受到少数人的拥护，但也可能同样受多数人的拥护，以对付少数人。当然还有“阶级斗争”，估计现在雇主和雇员的相互对抗还将继续下去。
在实践中，所有政府都会致力于促进这样或那样的区分，因为政府经常从某些团体获得支持。有反对地主和城里人的农民政府，也有反对农民和工业家的地主政府，还有白人至上的政府、反对白人的政府、奴隶主政府、天主教政府、新教政府、资本家政府或劳工政府，实际上，基于几乎所有人类所能想到的区分，都可能会有相应的政府存在。“中立”政府几乎是不存在的。一些最好的强权政体试图公平地对待不同的群体，但是甚至保持公平也是为了维持现状。民主政府不容易像强权政府那样公平，因为总有一种趋势，使大多数选票投给那些最能激发民众热情的人，除非选民已经形成善于忍耐和长于判断的传统。
我们对阶级剥削的兴趣，在于它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与之相关的是，它对社会流动性和激励的影响。奴隶制和农奴制将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实际上所有基于种姓、出身、种族和宗教的区分，都会降低垂直的和职业之间的流动，使社会无法将高级人才选拔到高等职位上。相应地，不得不让一些劣等的人才占据这些职位（见第3章的“纵向的流动性”）。这一点有多重要，取决于特权阶级数量有多少，以及有多么包容。如果特权阶级数量足够多，就可以为高级职位提供足够多的人才。如果特权阶级足够包容，它可以破例使用被排斥阶级中最优秀的人才，甚至通过利用更聪明的奴隶、犹太人或其他被排斥者的才华来巩固自身，同时又让其他人受到牢牢的控制。繁荣只要求相对少量的垂直流动，吸纳社会底层中最优秀的一些人就足够了。然而，繁荣需要更广泛的激励，因为有必要让每个个体都有某种动力，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机会。
对于过去的农奴、奴隶、农民和大多数其他底层民众缺乏激励所产生的影响，现在已经形成了一致的看法。现在对激励问题的兴趣，集中在当前流行的阶级斗争，也就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斗争。现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政府都被迫对资本家征收重税，并用税收为工人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服务。但是，这一政策的每个方面都受到了猛烈抨击，比如对资本家收税会抑制投资；为工人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会使其丧失劳动的积极性，也会失去他们直接为其子女提供教育的积极性；失业保险提高了因病缺工的数量，等等。毫无疑问，从理论上讲，穷人掠夺富人会最终葬送繁荣，但现实的问题是，做到何种限度是安全的。历史上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比如对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埃及为何盛极而衰所做的尚未确知的猜测，对任意的税收在摧毁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繁荣中所起到的作用所做的同样尚未确知的猜测，以及关于海地革命后果的同样无法肯定的相关案例。如果罗马的例子能够成立，从中可以推论，起破坏作用的是任意的税收而不是高额的税收。只要了解预期的税收水平是多少，商人群体就可以自我调整，与之相适应。至于腐败，可能起破坏性的是那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比如罗马人遭遇的突如其来的税收负担。我们可能会接受下述观点，即掠夺富有活力的少数人与剥削大多数人一样，可以引起停滞，但我们无法确知这些案例应归于哪种类别。
第四，政府可能会因为阻碍与外国人进行交往，从而妨害经济增长。我们已经知道，为何对外贸易经常会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起点（见第5章的“起飞点”）。外国人可以带来新的技术、新的体验、资本和市场的扩张。他们也可能引起剥削，但是，如果由于反对剥削而将其拒之门外，该国同样会失去他们带来的刺激。大多数政府都很难抵御阻碍对外交往的诱惑，因为压制外国人是赢得大众欢心的最可靠方式。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羸弱的政府为了很少的报酬，就对外国人做出重要让步，或者放弃他们的主权，轻易地将自己置于外国金融家的控制之中（见第5章的“外部融资”和第6章的“帝国主义”）。只有最好的政府才能有效地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使之发挥最大的优势。现在，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仍处于反抗19世纪帝国主义的状态。他们厌恶外国资本和外国的管理，迫切希望保护自己不受进一步的剥削，而不是利用当前的机会。
第五，政府可能因为在公共服务方面支出不足而阻碍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需要道路、供水、教育、公共卫生以及其他类似的公共服务。如果私人企业家有足够多的机会，能够填补这种缺失，那么这一缺点还不算太严重。几乎政府所做的每件事，私人企业都曾经在过去某个时间做过，不仅限于提供道路、治安、消防和裁决等服务。确实，在大多数公共服务领域中，最早的开拓者都是私人企业家，政府只是在相对较晚的时期才进入。然而，他们进入每一个领域，并取代了私人资本家，因为似乎在每个领域，由“公共”机构来提供“公共”服务都更合适。无论如何，不论这些服务是否需要由政府提供，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方法之一，就是发展充足的公共服务，因为这些是发展其他事业的必要基础。
政府也有一项重要的开拓性工作要做，许多政府在这方面失败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取决于私人企业家的数量、质量和承担风险的习惯。越是落后的国家，政府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就越多。最佳的例证就是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伯利男爵和19世纪末期日本政府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政府需要支持科研、邀请外国人建立新工厂、保护幼稚产业、扶持对外贸易、建立农业推广体系以及使贷款变得容易等。因此，对于落后国家而言，拥有一个主张自由放任的政府是不幸的，无论这是由于懒散还是哲学信仰。这曾是19世纪和20世纪英殖民地帝国的不幸。英殖民帝国受到的剥削比历史上的其他帝国要少一些，有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对贸易没有特别的限制，不需提供贡赋，经济生活中也几乎没有等级制度。社会和谐、腐败减少、司法公正、外贸增长、公共服务得以创建和扩展。帝国在经济方面的失误，就是信奉自由放任。在农业中，没有人教会农民新方法或者提供新的种子和肥料；在工业中，没有致力于培育新的制造业，并帮助它们安全渡过成长的阵痛。因此，总产出的增长速度总是很缓慢，很少超过由于其他良好的措施所导致的人口增长。并非所有的现代帝国都追求自由放任的政策。荷兰人在20世纪30年代在印度尼西亚放弃了自由放任政策，实施了一系列令人非常感兴趣的措施，但是这太晚了，未能挽回臣服者的忠心。比利时正在刚果施行富有活力的经济政策，其结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与自由放任相反的另一极端，就是政府过于热衷对经济实行管制，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柯尔贝尔认为有必要规定布的宽度，苏联认为有必要抑制私人的零售贸易。由于没有政府可以代替民众的创造力和常识，一个政府如果阻止民众运用创造力和常识，必然会限制经济增长。比如苏联，将经济成就归功于中央计划，但这是错误的。其成功是由于高水平的资本形成，就像日本没有实行俄国的计划模式也取得了成功，还没有那么高的通货膨胀。如果苏联允许民众更多地发挥创造力，在耗费相同资源的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获得的服务质量将会更好，农业产出也会增加很多。在经济生活中，政府的问题在于，在计划过多和过少之间，以及在国有化过多和过少之间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在此不宜对这一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作者在之前的一本著作中已经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
接下来，政府还有可能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耗费太多的社会资源，从而阻碍经济增长，比如建造纪念碑、市政厅、金字塔、公园、道路、学校或者提供其他公共服务。几乎所有的政府活动都会间接增加产出，但是其中一些更具生产性。如果政府在提供有关服务时大手大脚，就会浪费资源，而这些资源本可以用于私人部门更具生产力的投资。在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国家，有时会为这样挥霍性的开支辩护，认为如果劳动力不用于这些方面，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不需要投入其他的稀缺资源，如原材料和机器等，使用剩余劳动力的成本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一条件通常不成立。除此以外，即使挥霍性地使用剩余劳动不会减少其他产出，将其用于更具生产性的用途，也会增加产出。如果有剩余劳动力，最好用其扩展灌溉系统，而不是建造金字塔。
除了资源的实际浪费，如果政府的征税方式挫伤了积极性，奢靡的政府支出也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人们知道要将一大部分收入付给他人，就不愿意做出额外的努力。也不是绝对如此，因为征税的影响也有可能使人们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以达到想要的生活水平，但是这只是一个可能的反应。如果人们的反应确实如此，按照产出的比例征收所得税和土地税，就会抑制积极性，假如边际税率超过比如说1/3，就更是如此。然而，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这一影响就可以大大避免。纳税人通常不知道他们购买商品的价格中包含多少税，因此，只要税收的消极影响只是心理上的，就可以通过征收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来避免。我们已在上面的“移民”中看到，间接税可以和直接税一样是累进的。
除此以外，税收的变化可能比税收的绝对水平更重要。人们厌恶增税，对任何增税的反应都是负面的，直到逐渐淡忘这件事。如果是增加间接税，效果可能是使人们更加努力工作而不是减少努力。正如我们已经在第2章的“工作态度”中看到的，当努力的回报增加时，人们会减少工作，因为增长的收入被用来购买更多的闲暇。这意味着提高税率的影响必然是更为努力，只要征收的是间接税。人们尤其憎恶不确定的税收，即税务部门任意改变税率。假定税收是稳定的，且根据商品而不是收入征收，人们就会自我调整，使之适应任何水平的税收，只要还能维持“合理的”的生活水平就可以。高税收对努力的影响，就像土壤贫瘠和其他资源短缺对努力的影响一样，低生产力会刺激或抑制努力，或者与之无关，对此我们无法分辨（见第2章的“资源与回应”）。提高税率的影响，可能还能确定，不能确定的是高税率的影响，因为对税收的直接反应和最终反应不一定是相同的。相应地，如果征收的是间接税，且保持稳定，那么，在长期中税收的比例就不存在一个简单的界限，比如25%或50%。因此，如果人均实际收入在增加，且间接税在边际上高于平均水平，政府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会持续增加，但是，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有所提高，由于税收保持不变，大多数公众也就对其漠不关心。因此，尽管高税收处理不当会抑制积极性，但是，如果采用适当的技术，也可能不会对积极性产生影响。高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负担在于，它可能会耗费一些本可投向更具生产性用途的资源。
浪费资源的极端例子，是利用资源发动失败的侵略战争，或者虽然战争胜利但未取得足够的补偿，以弥补战争成本。战争减少资本形成，牺牲聪明的、有进取心的年轻人，壮大了军事主义者而不是经济发展主义者的权力，违背民众信念，很少鼓励有用的发明（见第6章）。有关战争成本的最近的例子是德国，谁会怀疑，如果能够免于1914年和1939年的两次战争，德国现在取得的成就将大得多？
这样，我们就列出了政府可能阻碍经济增长的所有方式。显然，政府想要做好很难，所以，不需要惊讶在各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国家没有实现经济增长，或者一些最繁荣的国家因为政府的失误而走向衰败。政府不能花费太多也不能太少，不能管得太多也不能太少，不能过于主动也不能不主动，不能抑制外国人，也不能受其控制，不能允许阶级剥削也不能促进阶级斗争，等等。有些国家在这条遍布荆棘的道路中进行抉择时，似乎做得更好些。谁能对此做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