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才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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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研究的不是持续一二十年的治国好坏的偶然时期，而是持续一两个世纪以上的长期特征。所有的国家都不时会遭遇优秀或者糟糕的政府，不管政府运行的一般状况是好，是差，还是普普通通。好的政府如果持续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都倾向于长期持续下去，因为政府行为的高标准已经确立，融入国家传统，约束后世的行为。同样地，坏的政府长期执政，也会减少建立好政府的机会，因为新一代生来就是处于低标准之下，没有好的传统作为指引。这意味着在一国历史的任意时期，都可以通过其历史以及历史所流传下来的传统，来解释政府活动的质量。问题在于，该国较好的或较差的政府的历史，是如何形成的。

我们不得不再次考察物质资料及其与人类特性之间可能的联系。有人相信，一些种族比其他种族拥有更好的治理能力。如果“种族”一词是从文化意义上来使用的，这只是又一次重新表述了我们寻求解决的问题；如果是从生物意义上来使用的，这一假说就无法进一步深入，除非我们对不同种族的基因组成了解得更多。我们现在对此所知甚少，无法相信下述观点，即好政府所需的基因有特殊的地理分布。气候假说也无法很好地解释这一问题。在世界上各种气候、各种种族、各种自然资源丰富或匮乏的条件下，似乎都有好政府和坏政府。人类对资源的反应不能由资源本身来解释。

自柏拉图以来，政治哲学家一直试图从政体的角度来解释好政府，认为在民主、独裁、仁慈的专制、君主制以及特定哲学家或者时代潮流所支持的体制下，好政府比较容易存在。这一方法经受不住历史的检验。比如在意大利，有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几乎经历了各种政体形式。不可能挑选出其中任何一种形式，比如民主时期、君主制时期或者独裁时期，说在这一体制下意大利治理得更好。这同样适用于希腊、埃及、印度和中国，这些国家有记载的历史甚至更长。好政府既需要统治者的智慧，也需要被统治者的赞同，这种结合不为君王、民主主义者或独裁者所独有。这意味着贬低制度和政体形式的重要性。民主形式的政府如果能充分地约束执政者的权力，那么就可以防止政府最严重的越轨行为。但是，并不是所有民主形式都可以形成充分的约束，即使是最好的宪法也无法保证选举出好的政府。政府的质量与其说取决于政府的形式，倒不如说取决于被统治者的素质。

这种制度主义观点的20世纪版本，有时提倡自我管理，反对帝国主义。然而，出于对历史的尊重，我们不能断定国家在自我管理的时候，情况就会比被别人管理的时候更好。相反，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就是在那些帝国处于全盛时期，使广大地区和平相处，并提供了一套良好的公共服务体系。在20世纪诞生的新的民族主义政府，比它们所取代的帝国主义政府更有优势。它们不特别强调自由放任，在落后的条件下，自由放任不合时宜。它们更关心农民的福利，更想要保护他们，免受地主和放贷者的剥削。大多数政府反对种族歧视，以及其他对本国人民进取精神的限制。它们有的时候以自尊为出发点，能够唤醒发展的热情，而这是之前的帝国主义国家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它们也有重要的劣势。政府很不稳定，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无法维持国内的秩序。它们作为一个阶级（个别除外）要比它们的前任更加腐败。它们常与城市利益结盟，更愿意对农民征税从而使城市人受益。它们很容易陷入排外情绪。它们之前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宗教、阶级和种族之间保持高度中立，而它们倾向于放弃这一政策，从而导致两败俱伤的冲突，如此等等。有些更加愤世嫉俗的拥护自我管理的支持者，基于“自我管理强过好政府”这一信念。当然，自我管理获得支持，不能建立在下述观点的基础上，即自我管理总是比其他政府形式能够治理得更好。

对这一问题的另一观点，认为解决办法在于文化的同质化。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都是同一种族、同一宗教，使用同一种语言，他们就没有什么可以争吵，从而形成宽容的习惯。如果财产是被广泛分配的，没有极度的富有或者贫穷，政治生活就相对简单。另一方面，文化同质化虽然可以消除一些斗争的起因，但无法确保政府可以主动或明智地行动。除此之外，有些最好的政府是那些相对公正地统治许多种族、宗教、语言的帝国政府。宽容是一种可以在许多土地生长的植物。

对于那些相信原罪的人来说，在一国的历史中，好政府总是暂时的，因为阻止政府从事那些经济停滞的活动，为人力所不能及。因此，一些新兴国家很难抵御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诱惑，这可能会带来几十年的收益，但是最终会毁掉这个国家（见第6章）。或者，如果和平维持了几十年，官僚就会涌现出来，他们雄心勃勃地扩大政府开支，重税会毁掉国家。或者对控制经济和纠正错误的渴望过于强烈，无法抗拒，个人创造力就会被大量的管制所扼杀。或者政府不可避免地陷入阶级争斗，骚扰企业家，强迫农民变为农奴，或者支持剥削，限制激励。如果我们按照这种分析，考虑到人类智慧的局限，以及鲁莽的政治家所面临的无尽诱惑，令人惊奇的就不是为何人类历史上好政府如此少，而是相反，为何有这么多好政府。

无论何时我们想在此卷中寻找人类历史的线索，都会失望而回。也许根本就没有线索。我们对人类行为给出的每一个解释，本身又是另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问为何一个民族做出了某种选择，答案通常藏在它的历史中。但是，如果我们要问为何会有这一特定的历史，我们就重新回到宇宙的神秘之中。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答案都取决于历史。如果一个国家足够幸运，在正确的时间拥有正确的领袖，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创造新局面。归根结底，历史只是关于个体如何应对时代挑战的记录。只要唤起勇气和意志，所有国家都拥有可以抓住的机会。

参考文献

关于国家所起的作用，请见H.G.Aubrey，‘Deilberate Industrialization’，Social Research，June 1949；E.F.Heckscher，Mercantilism，London，1934；W.A.Lewis，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London，1949。1700年时，英国的工业化程度要落后于欧洲大陆，它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弥补这一差距。W.Cunningham，The Growth of English Industry and Commerce，初版出版于1882年，虽然关于同一主题还有许多后续版本，但这本是最好的。还可以参阅J.U.Nef，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France and England，1540-1640，New York，1940。对于日本，可参见第1章和第5章的相关文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出版了一系列包括不同国家的报告，构成了探讨生产与公共支出程序的基础，还可参见H.S.Perloff，Puerto Rico’s Economic Future.Chicago，1950。对于投入-产出表的使用，请见W.W.Leontief，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2nd Edn.，New York，1951。本章关于欠发达国家财政问题的探讨仅是点到即止，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