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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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几百年来或多或少都处于经济停滞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引入经济增长，会产生一些特殊问题。因为这需要转变信仰、习惯和制度，虽然不久之后，当新的信仰、习惯和制度形成一段时间并生根发芽的时候，会实现新的动态均衡，且新的均衡在每个方面都优于原有的静态的社会均衡，但是，这一转型可能会将社会带入短暂但是痛苦的状态。
其中更为明显的就是人们工作习惯的改变。比如，假定在一个非常落后国家发现了铜矿，但该国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这使他们都能过上满意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健康状况、物质条件和文化水平都很低。这些人不愿意在铜矿工作，或者说任何可使开矿有利可图的工资水平，都无法让当地人自愿接受这份工作。另一方面，如果强迫他们采矿，由此获得的财富可能会让他们具有很高的物质福利、健康、教育和文化水平，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同样，假设他们在开始时受到强迫，但一段时间以后对新工作产生好感，喜欢他们高水平的生活，蔑视以前的生活方式，以致不久即使没有强迫，他们也愿意从事采矿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短暂地使用强制力是正当的吗？这一抽象的例子绝不仅是学术训练，因为它与非洲部分地区发生的事完全吻合，在那里人们被迫去矿厂或种植园工作，因为首领发布了命令，或者因为这是唯一的赚钱方法，以支付为强迫其工作而征缴的税赋，或者因为他们被赶出自己的田地。在这些案例中，实际发生的事情要比我们抽象例子中的情况更复杂，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强迫政策的人，主要是为了自己发财，而不是希望使非洲人受益。在其中一些时候，还有这样的事，即非洲人甚至在物质上也没有受益，相反，他们以前的村庄在经济上遭遇灭顶之灾，生活方式被摧毁，然而他们却生活在城镇的破砖烂瓦和贫民窟中，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一样贫困。我们在本书的研究中始终强调，经济增长使人均产出增加，但大部分人的生活没有改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增加的产出只使少数权贵发了财。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不道德的，并且谴责只使少数人受益却使多数人付出代价的经济政策，不管这能带来多少产出。然而，这与我们研究的抽象例子很不相同，因为这一例子预先的假设之一，就是使有关的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有极大的提高，而且他们自己不久也会更喜欢新的生活方式。对于这样的例子，人们的反应不一。有些人强调自由，认为无论最终的结果多么美好，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后代的利益而受到强迫。另一些人强调幸福，认为即使人们会更喜欢新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因为他们不会变得更幸福，因此他们只是经历了毫无意义的痛苦的转型，因为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有意义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这是一个可疑的观点，因为幸福是否是检验变化的合适标准，这是大有疑问的。也有一些人的反应有所不同，认为如果能使被强迫者极大地受益，那么强迫就是正当的。因此，新大陆的黑人谴责把其带到此地的贩奴活动，但实际上对他们的祖先没有被留在西非的丛林村落里，他们并不感到遗憾。所以，只要世界还在，就会有政客和政治家毫不犹豫地为了让被强迫者得到最终的好处，而对其施以强制。
可以允许的强迫限度，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历史上曾有国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残暴的政府如果愿意严加处置那些反对其计划的人，实际产出就可以快速提高。有些欠发达国家正在受一些宣传口号的吸引，为了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放弃自由。这一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导。据说失去自由只是暂时的，元首、军队首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其后便是国家的“消亡”。但是我们很应该质疑，一旦自由被放弃，是否能够轻易失而复得。这一尝试也无法保证生活水平的提高，产出可能快速增加，但是独裁者可以将其用于其他目的，而不是提高普通人的生活水平。无论如何，很显然没有必要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采取独裁专制。欠发达国家中的一两个民主政府，如缅甸和黄金海岸，已经表明它们有意愿和勇气找到增长所需的资源，在民主框架内，拥有广泛的信任和支持的领导人可以实现这一点。现在轮到其他民主国家，来展现它们也可如此。
另一种痛苦的转型需要在社会关系中完成。理性和权威的对立，社会关系从以地位为基础转变为以契约为基础，从社会稳定到社会垂直流动的转变，都扰乱了现有的阶级、宗教、政治服从或家庭联系等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如果转型在高潮时表现为暴力革命，这体现得非常明显，但是即使没有暴力革命，转型也是痛苦的，因为它破坏了各个领域现有的预期和权利。许多人因此反对经济增长。有人认为，已有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社会关系一样好，甚至更好，他们不喜欢家庭关系中新的自由、所谓的“普通人”的“权利”、原有的社会和谐的毁灭。另外一些人不相信原有的社会关系特别和谐，更喜欢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也质疑新旧社会关系的差异是否足以补偿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显然，这一问题只能取决于人们对以下事物的价值判断，如增加的知识、平等的机会、改善的健康水平、更长的寿命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其他成果。
接下来还需要道德价值方面的转型。在传统的社会，孩子们养成了行为、责任和忠诚等方面的规范。新的社会有不同的规范。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行为，可能在另一个社会就是不良行为。责任和忠诚的对象从一组人和制度，转到另一组，从年长者转向工会，从首领转向雇主，或从家庭转向非个人的消费者。不久，新的规范建立起来，与之前的规范一样顺利地发挥作用，但是，同时社会会经历一个试验期，此时传统道德已被抛弃，而新的道德尚未建立。这种转型在过去尤其痛苦，因为我们不理解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熟知新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传统社会的道德规范，而且负责制定或维护社会道德标准的人，尤其是牧师、教师和立法者，从变革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宣传新的道德准则，这一转型就会容易很多。但是首先，我们直到最近才知道这些事情，特别是理解了道德准则在何种程度上与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模式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与之相适应。其次，那些捍卫社会道德标准的人通常将保护传统道德标准视为己任。他们敌视变革，认为新准则是不道德的。最后，即使他们被新的道德标准所征服，他们的许多权力也是在转型阶段消失的，因为增长依靠理性，也因为公众对这些卫道士一直以来认同的制度和习惯失去了信心。因此，新的准则不是系统地或依靠权威引入的，而是渐渐地、一点点被人接受的。新的信仰和传统信仰不协调地混杂在一起。当人们去做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时，却发现自己被嘲笑、斥责和惩罚，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失望和疑惑。
痛苦的转型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从一种生活方式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这些转变是不能同时被避免的，除非不进行变革。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变革的倾向是人类本性中固有的。因为从根本上讲，人是好奇的，并由此一直在积累知识，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也总是会不满足，想要的东西超过了现在拥有的，四处走动，垂涎于邻居的地位或财产。他也具有冒险精神，这使他勇于尝试，同时具有反叛意识，这对于等级关系一直是一种挑战。因此，想要阻止社会变革是在浪费时间，慨叹业已形成的制度终将消亡也是在浪费情感。因为正是我们本性中那些激起社会变革的特征，使我们区别于其他动物。
同样地，尽管我们不能阻止社会变革，但是可以加速或者阻碍变革。我们已经强调过，变革的速度可能太快，也可能太慢。在现在的情境下，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确定产出的合适增速，而是确定从社会态度和制度的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转变的合适的时间长度。这不容易得到一般化的结论，有些情况下应当使转型尽快完成，同样，另外一些情况下则应允许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整。
实践中，我们没有机会阻碍变革。由于过去80年间通过轮船、帝国主义、飞机、无线电、移民、好莱坞和印刷品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经济变革的因素已经在各个社会发酵。特别是两个方面的发展，使加速而非阻碍进一步的增长变得非常迫切。一个是欲望比产品增长得更快，另一个是死亡率下降得比出生率更快。
现在，在所有的欠发达世界中，欲望已经明显超过了产出，并且差距还在扩大。大众开始相信，他们的贫穷不是必然的，通过改变他们所拥戴的对象可以结束这种状态。一小部分人相信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就可以消除贫困，但是更多的人相信，出路在于推翻地主、雇主、牧师或者当前的政治统治者。许多政治家也满怀热情，希望提高人们物质和文化水平，提升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现在，欲望和产出之间的鸿沟是很危险的，因为这让人失望，而失望使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不用惊讶，很多欠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将高度的优先权赋予快速增加产出的措施。他们是否有勇气并获得必要的内外支持，以筹集必要的资源，尚有疑问。同样可疑的是，产出能否缩小与欲望的差距。但是，有人相信加快产出增长速度会对社会关系或道德规范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是错误的，这些人通常忘记了社会关系和道德规范已经迅速发生了变化，他们也忘记了受挫的欲望对现存模式造成的危险，甚至比加速生产更大。
人口困境甚至更加难以逃避。没有受到外部影响的欠发达国家似乎有稳定的人口数量，以及按现在标准来看很高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一旦这些国家被带入现代世界，随之消除了当地的饥荒，推行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死亡率开始迅速下降，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就有可能从40‰下降到10‰。因此，为了赶上人口的增长，有必要开始以每年1%、2%或3%的速度增加总产出。同样，除非拥有充足的可利用土地，否则，还有必要采取措施，使出生率出现像死亡率那样惊人的下降。然而，要求产出增长要快于人口增长，似乎是必然的，因为大部分对人们为何要限制家庭规模的解释，最终都归结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阻碍产出的增长实际上不是备选项，相反，所有通常被称为欠发达的国家，实际情况是当前的产出增长率使人们无法严肃地对待人口问题。那些主张要阻碍增长的人，通常忽略了当前的人口问题，忘记了人口爆炸引起的后果对当前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造成的损害，远大于任何可能实现的产出增长所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