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得无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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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不付任何代价就获得以上列出的益处，几乎每个人都会赞成。然而，许多人认为经济增长的观念和制度，本身并不可取。他们更喜欢稳定社会中的观念和制度。
首先，他们不喜欢商业精神，而这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之一。假定其他都一样，增长最快的，是那些人们集中精力去寻找和抓住赚钱机会的社会，无论是通过增加收入还是减少成本。这种节约的习惯，尽管有可能仅仅来自于减少辛劳，增加闲暇，以便享乐或从事精神追求的欲望，但是在实践中，除非将其与对财富的渴望联系起来，不管是为了财富本身，还是为了财富所带来的社会威望和支配他人的权力，否则，这种习惯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可以认为节约是一种美德，因为拒绝浪费与充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一样，都是人类神圣的责任，这就像拒绝谋杀与照顾寡妇和孤儿都是人类神圣的职责一样，圣经中的寓言故事就是这么说的。不是每个人都同意，对于资源和流逝的时间小题大做，倍感焦虑，应是我们神圣的职责，他们会说，节约耗费了太多精神，牺牲了太多幸福，是一种恶习而不是一种美德。他们可能承认，有责任进行节约和工作，以实现最低的生活标准，获得必要的健康和舒适（这是一个可疑的概念），但是他们也会认为，超过这一水平的节约就不值得了。另外，即使那些接受节约是一种美德的人，也会哀叹这样的事实，如果这是事实的话，这一美德是与物质主义这一邪恶（如果是邪恶的话）相联系的。我们可能希望孩子受到这样的教导，即要充分利用他们拥有的资源和机会（节约的美德），同时不要渴望得到更多的东西（拒绝贪婪的邪恶）。如果这样做了，并且教导是有效的，仍然会实现经济增长，只不过没有表现为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是表现为在物质生活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闲暇不断增加。如果闲暇也不会导致懒散的罪恶增加（如果是罪恶的话），孩子们也将会被教育以既不导致懒散又不生产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方式，利用这些闲暇。实际上，我们的探究应建立在人性如何的假定上，而不能建立在人性应该如何的假定上。人们想要更多财富，想要节约，喜欢懒散。这些欲望本质上似乎没有美德或邪恶之分，但是如果极端地追求其中之一，而不顾其他的责任、义务或权利，就会导致个性的失衡，对其他人也是有害的。一个社会有可能不够“物质主义”，也有可能“过于物质主义”。或者，换个方式来讲，经济增长是值得向往的，但是我们有可能对此太过关注，以致损害了精神健康和社会健康，也有可能对其过于轻视。
上述评论同样适用于增长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这也是经济增长受到攻击的第二个方面。如果个人主要关注自己和与之有更直接关系的亲属的利益，而不是受更广泛的社会责任的约束，那么，经济增长就更有可能实现，似乎确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长会联系到以下现象，既作为原因，也作为结果，如大家族和数世同堂的消失；以身份为基础的社会体系的消融，比如奴隶制、农奴制、种姓、年龄、家庭和种族，并被基于契约和机会平等的社会体系所取代；高水平的社会垂直流动；部落联系的衰落，社会族群所要求的认同感的下降。这一问题也不能通过美德和邪恶的两分法来解决。有些权利是所有人都应该拥有的，应使其免受所有社会诉求的损害。同时，每个个人都属于某一群体，或者一系列群体，这些群体的存在对于他的社会健康是必要的，而群体的持续也依靠他对群体诉求的认同，并忠诚地接受它的权威。过去500年个人主义的增长有其邪恶的一面，但其产生的影响也是有价值的，将人类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经济增长不应因为联系到个人主义而受到抨击，就好像人类关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就是部落文化、社会地位、大家族的亲情和政治权威。
经济增长受到抨击的第三个方面，在于它对理性的依赖。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关系保持理性的态度时，技术进步就会取得极大的进展。现在理性思维受到质疑，因为有人认为这会导致宗教不可知论和无神论，也因为有人认为这与接受权威不相容。对于宗教信仰而言，对上帝或神灵的信仰的衰落是否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恶，或者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邪恶是否比以前宗教信仰更普遍的时代更严重，都可以讨论。但是，无论如何，相信理性的重要性与信仰上帝不相容，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理性的方法不能证实或证伪上帝的存在，所以，最理性的人不应相信上帝的存在，这是完全没有理由的。理性破坏的不是宗教，而是权威，只有当宗教以权威为基础时，理性思想才会反对宗教。但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理性思想也反对科学，正如反对宗教一样。因为任何人宣称当前的教条不受自下而上的深入考察，或者宣称只有创始者才有权质疑该教条的有效性，都会遭到理性思想的反对。但是，在这里，对待理性的态度应该和对待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一样，将相互对立的两者中的一个认定为美德，是无法发现真理的。因为，就像物质与精神都是人们追求的，社会既需要权威，也需要理性。美好的生活需要在各种对立的原则之间取得妥协，不能否定某些原则，只接受另外的一些原则。
受到攻击的第四个方面，是因为有人不喜欢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规模生产。首先，规模经济体现在劳动分工和机器使用中。这遭到那些不喜欢机器制造的产品，而更偏爱能工巧匠制造的产品的人的厌恶。经济增长摧毁了传统的手工技艺，尽管这可以创造更多的新技艺、机器工艺和其他技能（因为专业化极大地扩展了技术的范围），仍有很多人对传统技术和传统工艺品的消失表示遗憾，也有很多人对于新技能的增加，或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产量增加和成本降低，没有感到任何安慰。专业化原则本身也受到了攻击，因为专业化使人不得不反复做同一件事，不管是往螺栓上拧螺丝，将巧克力包装成盒，重复同一大学课程，演奏音阶或者摘除阑尾，都必然是枯燥无味的，直到一个人完全适应了他的工作，以至于不用全神贯注就可以完成工作。
规模经济也体现在管理部门规模的增加上。因此，商业部门、政府单位和其他组织的规模都在增加。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与他们使用的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成为了无产阶级。大规模组织随之引发了特殊的社会矛盾，这样的组织不得不借由等级制度来运行，无论多么想使这一过程民主化，这都意味着少数人发布命令，多数人服从。这样的组织也不得不找到一些分配工作和报酬的方法，既有效率又可以被人接受。如何运营大规模组织而不激起动荡，我们对此了解的还不多，许多人由此认为没有大型组织会更好。
大规模组织还因为它严格的纪律而不受欢迎，人们必须日复一日在同一时间起床，同一时间到达工作地点，做同样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回家。有些人认为这使得生活单调乏味，使人类的作用就像大轮子上的小齿轮那样机械和呆板。他们更愿意使人不受钟点的束缚，每天都有更多选择的自由，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一个人在个人企业工作是否就不是时间的奴隶，或者养成定时的习惯是否是件可悲的事。
大规模组织的经济性也导致了城镇的增长，尤其是增长带来实际人均收入提高时，相对于农产品的需求而言，实际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增加对工业品和劳务的需求。由于对大城市的厌恶联系到对农业工作的偏爱，这实际上是对技术进步的厌恶。因为正是技术进步使一个国家只需15%的人口就可以养活所有人，如果我们回到要有70%的人干农活的日子，就要放弃农业科学已经教会我们的所有知识，或者将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周10小时。正是农业的技术进步导致了城镇工作的增长，但是是大规模组织的经济性，导致了城镇工作集中到更大的城市。这是否不可取，我们尚不清楚。面对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工作的选择，大部分人会选择城镇，这就是为什么城镇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的。只有少部分人更喜欢农村而不是城镇，有很多人都谴责城镇，但实际上却小心地避免生活在农村。如果城镇是在匆忙中建成的，没有经过合理的规划和控制，就确实会变得贫困聚集、单调丑陋、滋生疾病。但是在当代，没有理由使得城镇（甚至是老城）不应该像乡村一样美丽雅致、健康卫生、生机勃勃，还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锻炼身体、思想和精神的机会，而这是任何村庄都无法企及的。
最后，经济增长受到谴责，是因为增长依赖收入的不平等。不能否认这种依赖关系的存在，因为如果不对努力、认真、技能、责任和创新给予特别的报酬，就无法实现经济的显著增长，甚至还可能出现负增长。在任何给定情况下，现有的工资差距是太大还是太小，从严格意义上讲，是大于还是小于实现想要的经济增长率所必需的差距，这都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正如苏联统治者很快就发现的，即使根本没有工资差距，显著的经济增长也可以实现，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一些从这一点上反对经济增长的人只不过是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现有的差距超过了实现当前增长速度所必需的水平，或者存在差距是由于不当的社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观点仅仅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如遗产继承、土地所有、税收制度和教育机会等，使之可以改变收入或资产的分布状况，但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在有些情况下，经济增长所要求的收入差距无法被接受，甚至在人们普遍承认较小的差距会减少增长时，仍是如此，比如，除非付给以当地标准而言很高的工资，否则就吸引不了外国教师或技工，或者除非有机会创造并保留远超过当地人认为“合理的”利润率，否则富有开拓精神的国内外企业家就不愿意创业。对此类事务的经济检验是考察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所谓“合理的”差距，是指在当时的情况下，为确保所需技术和创造性的供给，客观上必需的薪水和利润。但是，在这一检验下“合理的”水平，按照其他一些美德和社会公平的标准，可能就是“不合理的”了。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一些所谓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根本不是增长的必然后果，比如城镇的丑恶或者工人阶级的贫困。第二，一些所谓的弊端实际本质上并不是弊端，如个人主义、理性和城镇的发展。就像所有的人类生活一样，这些事情可能会过度，但是其本质与它们的对立面一样，都是人们想要的。然而，由此引出第三点，即经济增长过快，有可能危害社会健康。经济增长只是诸多美好事物中的一个，我们有可能使经济增长过快。过度的增长可能会导致，或者产生于过度的物质主义、个人主义、人口流动、收入不平，等等。社会选择加快增长，超过当前的水平，不一定是明智的。如果它们这样做了，将会享受可观的收益，但是从社会或精神角度，也可能会产生可观的代价，潜在的收益是否超过潜在的损失，必须竭尽所能地对每种情况分别进行考察。正是因为经济增长既有收益又有代价，所以，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对经济增长都持矛盾的态度。我们需要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但又拼命坚持自己喜欢的信仰、习惯和社会制度，甚至在这些因素就是导致贫困的原因时，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