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我

《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新世纪经济迷航》为什么是我,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我从2000年1月开始为《纽约时报》撰稿。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报社都不知道我会写出什么来。

我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贸易方面的经济学教授，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我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被我称之为“希腊字母式”的经济文章，是为专业性杂志撰写的深奥难懂的论文。但同时，我也为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撰写全球化经济方面的文章。到1998年为止，我有两个固定的专栏，一个在《财富》杂志，另一个是在线杂志《批评》（Slate），这两个专栏的一部分文章也被收录在本书中。

1999年夏，《纽约时报》与我联系，邀请我为该报的社论版撰写专稿。当时豪威尔·雷恩斯是该报的版面编辑，他感觉到那时美国是一个公事公办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因此《纽约时报》需要扩大它在社论版的评论，主要关注不同于传统的国外事件和国内政策模式的新问题。他们期望我能写出关于新经济难以预测的变化、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反映其他国家糟糕政策的文章，他们并不要求我在国内政策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都假设美国的政策将会保持合理性并对国家负责任。

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尝试，涉及的领域有经济和商业。正如你将会看到的那样，这本书中的专栏文章中有一部分是直接的经济分析，而没有政治因素。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政治。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在讨论令当局十分不舒服的那些事情的真相。

为什么是我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发现自己经常被指控为一个习惯性的自由主义者。但仅仅在几年之前，真正的习惯性的自由主义者一点也不喜欢我——一份杂志甚至发表了一篇隐讳的故事来抨击我赞成资本主义的观点；我还保留着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寄给我的那封十分气愤的信，因为我批评了他对全球化的抨击。如果我已经不再经常写文章攻击右翼，那是因为右翼现在当权——而且管理能力很差。这并不仅仅表现为政策很差，而且表现为不负责任，此外，我们的领导人还对他们究竟在忙什么撒谎。

我比许多专家更早地指出布什当局令人不能忍受的不诚实。为什么我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我从未被诱惑进入政客的各种报告模式的圈套中。在这样的报告中，政客们给出了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但却不顾事实的真相。我自己做计算，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请一些真正的经济学家教我有关我所写题目的知识，然而，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处理的问题是世界级的谎言，而且它发生在美国。对此，我并非全然孤立。在过去几年中，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商业记者，看到伪造的数字时他们知道那是伪造的，经常会指控领导人无耻的谎言，甚至不理会政治专家正在赞美那些领导的所谓刚正的品质。但同时也必须看到，商业记者的文章关注问题的面比较窄，很少会涉及政治评论。由于我有更广泛的资料，在社论版对页上还有一席之地，我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我愿意从不同角度去看问题，反映所见所闻。评论家们主要由居住在华盛顿并参加同一个晚餐聚会的人组成，这本身就产生了一种集体的看法。在任何时候都有一个故事的主线来将记者的观念定型。“9·11”之前，这个故事的主线是乔治·W.布什不善言辞，但十分诚实；“9·11”之后，新的故事主线是他是一个英雄，意志坚定、道德高尚，是“拯救世界的得克萨斯州游骑兵”（是的，一位著名的学者的确这么写过）。而那些压倒性的、可以说明这些描述与事实一点也不相符的证据却轻易地被忽视了。

然而，我并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我来自新泽西州中部，一直过着一个大学教授的生活，所以我从未陷入被定型的假设中；而且，我不会被一般的手段吓住。大多数记者所买卖的股票都得到了高层泄露的内部消息，来自与权威人士的近距离单独采访，这使他们可能会为来自特殊途径的建议所诱惑；也可能被挤走，被毁坏前程的警告吓住。但是，我总是根据公开的数字和分析来做出回应；我不需要与高层保持体面的关系，所以我也不需要像许多记者那样屈从于他们。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过去3年中，我用大部分时间勾画了一幅世界的全景，这幅全景与大多数其他主流专家的观点十分不同（网络评论家履行了文书的责任，但他们不用每周两次受到上百万人的猛烈抨击）。这本书中的一篇专栏文章的题目是《官商同流合污》，在一个大多数专家都在赞美我们领导人的勇敢见地、技能和高尚道德的时代里，我看到混乱、无效和不诚实，这不是一个流行的观点，特别是在“9·11”之后的头几个月里。我是对的吗？请阅读这本书并做出你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