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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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战争和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共同点，并且在通常时期，它们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然而布什对减税政策的推销及其对伊拉克战争的推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第5章和第6章讲述了2001年减税政策的故事，让我先来做一个提前的介绍。布什作为候选人最初在1999年开始介绍他的减税建议，以使其右翼的可靠性更加稳固，并同时抵抗来自共和党的史蒂夫·福布斯（Steve Forbes）的挑战。任何一个对当代政治历史熟悉的人都知道福布斯代表着共和党，他们总是想为富人减更多的税，而不在乎经济环境如何。毕竟，国会中的共和党领导人在20世纪90年代每年都努力使大规模减税的提议得以通过，无论是在好的年景还是差的年景，无论是面临赤字还是盈余。一个准确的评价应该是布什已经得到了总统地位，并且他的目标十分激进——正如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像《纽约时报》的丹·奥尔特曼（Dan Altman）指出的那样，如果你把当局的税收建议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它将有效地达成一个激进右派的长期目标：所有资本收入税的终结，使我们转变到这样一个体系，即只有工资需要缴税——如果你愿意，在这一体系中挣来的钱是要缴税的，不是挣来的钱则不用纳税。
在税收问题上，关键是右派多多少少表明了他们的意愿——正如基辛格说的那样——“击垮现有的体制”，在这一事态中，就是指我们所知道的美国的税收体制。然而美国的政治和媒体当权派却不相信布什真的是想要达到那样一个目标。不考虑布什政策背后的支持者是激进主义者这一证据，甚至温和主义者也使自己确信布什的目的是有限的，他可以对有限的胜利而感到满足。进一步地，他们不想承认布什激进的目标，温和主义者表面上接受了他的当局为其不变的政策寻找的总是在变化的理论依据。起初，对公众以及许多民主党议员来说，减税的目的是扭转过多的盈余。2001年的投票使税收很快就前进到了那一步。然后，当盈余消失后，减税的目的是提供短期经济刺激。再后来，可以越来越清晰地看出他们并非为了实现那一目标，减税的目的又变成了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直到现在，许多本意良好的政治家和记者都很难面对现实。
那战争又怎么样呢？
关注了外交政策讨论的人都知道右派的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他们决心与中东进行一场战争，而另一个方面就是减税。追溯到1992年，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时任国防部副部长（2003年是常务副部长）试图推行现在人们广为了解的“布什主义”的官方防卫系统，包括他写的被称为介入伊拉克的文件，以及对其他国家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的合法性文件。迪克·切尼（Dick Cheney）时任国防部部长，一开始赞同该观点，在面对公众的反对时，他退缩了，但他和很多其他在当局关键职位上的重要人物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一直还在继续煽动一场伊拉克战争，并努力将先发制人作为一项普遍适用的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或应该很清楚了，入侵伊拉克的目的，正如减税一样，并非是真正对当时事件的一个反应（在这一事例中是“9·11”事件）；它不过是早就存在的更为激进的施政方案的一部分。在减税那一事例中，政治和媒体的当权者不相信右派真的是在追求他们所宣称的目标。相反，大多数人深信布什当局所提供的不断变化的所谓理论依据。与伊拉克的战争最初被证明是正当的，原因是提出了萨达姆·侯赛因和“基地”组织之间有联系。但当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确有这种联系时，除了当局在继续尽其最大努力说服公众之外，事件演变成了萨达姆制订了核计划（当局故意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概念曲解成包括化学武器，以混淆这一问题——但在搜索范围内并没有发现有毒气体，也没有真正对美国造成严重的威胁，把公众吓住的只是蘑菇云的景象）。将这一计划考虑在内，许多温和主义者确信：与伊拉克的战争是个好主意，同时国会也为布什推进战争开了绿灯。
最终，相信伊拉克制订了核计划的说法遭到了质疑。两项证据之一的伊拉克购买铝管被证实是一个错误的解释：那些管道并不适合他们所宣称的用途——铀的加料器。另一关键证据，据称可以证明伊拉克从尼泊尔购买铀的文件，被证实是伪造品。但那时，布什还在向美国推广这样的理念：美国通过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会使该地区形成民主的潮流——一个理想的目标，又一次得到了许多本意良好的温和主义者的支持。只有一次，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攻击了这场战争，大众相信他受到了政府部门高层的约束。他宣称伊拉克战争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此将冷战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将会是一场包括叙利亚、伊朗以及伊拉克的冲突。
有这样一个模式，事实上，在能源政策、环境政策、保健政策、教育政策等政策方面也都是极其相似的。在每个事例中，布什当局制定政策的官员都曾有持激进观点的历史，这也意味着当局本身有激进的目标。然而在每一个例子中，当局都通过另外的伪装来使温和主义者再次确信——通过为它的政策提供理论解释，使之看起来并非都那么激进，而且，在每个例子里，温和主义者都采取了姑息的策略，试图部分地迎合当局，他们对政策的激进主义和不信守承诺的迹象都轻描淡写，不予关注。年轻的基辛格是对的，习惯于安定的人在面对一股变革势力时，不能使自己相信究竟发生了什么，因此在对付它时是无力的。
我应该承认我并不十分肯定事情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现在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体系，面临如此激进的挑战。在20世纪90年代，富人们干得很好，但是为什么他们对那些看起来那么遥远的事情如此仇恨呢？比方说收入的再分配。公司繁荣发展了，那为什么废除恰当的环境法规的要求如此强烈呢？教会的所有控制都是有效的，那为什么还会有对教会和政府分离的攻击呢？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从未这么大过，那为什么这破坏了我们的联盟并且增加了军事的投资呢？越来越清晰的是，右派想做上述所有事情，为什么我们这些不同意该目标的人不做出反应呢？